大伯烧秸秆被罚了三百，他乐呵交完钱，次日把剩下的秸秆拉到村口

大伯烧秸秆被罚了三百，他乐呵交完钱，次日把剩下的秸秆拉到村口

大伯陈广田烧秸秆那天，是秋分后第三个晴天。

村里大喇叭喊了一个月了，说上面有规定，地里不准冒烟。谁家地里冒烟，罚款五百，拘留十五天。大喇叭天天喊，喊得人耳朵起茧子。大伯听见了，可他没当回事。他种了四十年地，年年秋收后一把火烧了，草灰肥田，来年庄稼长得壮。烧了几十年了，咋今年就不让烧了？

他蹲在地头，拿打火机点了一根烟，抽了两口，然后把烟头往秸秆堆里一扔。天干物燥，风一吹，火苗子窜起来，噼里啪啦响。大伯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扛着锄头往家走。走了没几步，后面来了一辆面包车，车身上印着“秸秆禁烧巡查”六个字。车上下来三个人，穿着迷彩服，胳膊上戴着红袖章。领头的那个姓赵，是镇上的环保专干。

“陈广田！你烧秸秆了？”

大伯回头看了一眼，火已经烧起来了，浓烟滚滚的。“烧了。咋了？”

赵专干掏出一张单子。“按规定，罚款五百。你签字吧。”

大伯接过单子看了看，说：“五百？我这一亩地秸秆，卖了才卖几个钱？你罚五百？”

赵专干说：“规定就是规定。你签不签？”

大伯说：“不签。我没钱。”

赵专干说：“没钱就拘留。”

大伯看了他一眼。“拘留管饭不？”

赵专干被他气笑了。“管饭。窝窝头管够。”

大伯想了想。“那行。拘留吧。管饭就行。”

后来是村支书老刘来了，说了半天好话，赵专干把罚款降到了三百。大伯还是不情不愿的，从兜里掏出一把零票子，十块的五块的，数了三百递给赵专干。递完了，他乐了。“行了。这三百块钱，够我买一百斤化肥了。”

赵专干收了钱，开了票，走了。大伯蹲在地头，看着那堆烧了一半的秸秆，又点了根烟。

村里人都以为这事就过去了。三百块钱交了，秸秆烧了，来年再种。可第二天早上，大伯做了一件让全村人都没看明白的事。

他把家里剩下的秸秆全翻出来了。不光是地里的，还有院子里堆的，房顶上晒的，连灶房后面那几捆准备冬天引火用的，全翻出来了。他拿麻绳捆成捆，一趟一趟往村口拉。村口有棵大槐树，树下有块空地，平时村里人在这儿下棋、聊天、晒太阳。大伯把秸秆一捆一捆码在树底下，码得整整齐齐的，像一堵墙。

码完了，他搬了个小马扎，坐在秸秆堆旁边，点了一根烟。

村里人围过来了。刘婶问他：“广田，你这是干啥？”

大伯吐了口烟。“晒秸秆。”

“晒秸秆你拉村口来晒？”

“村口亮堂。”

“你家院子里也亮堂。”

大伯不接话了。他就坐在那儿，抽烟。一捆秸秆也不卖，也不烧，就那么码着。

到了中午，村支书老刘来了。老刘是他堂弟，比他小两岁，俩人从小一块儿长大的。老刘蹲在他旁边，递了根烟。“哥，你这是干啥？”

大伯接过烟，夹在耳朵上。“不干啥。晒秸秆。”

“你晒秸秆晒到村口来？你让镇上的人看见了咋说？”

“爱咋说咋说。我晒秸秆又不犯法。”

老刘叹了口气。“哥，我知道你心里有气。三百块钱，你心疼。可你这样，不是跟人家对着干吗？”

大伯看了他一眼。“我跟谁对着干了？我烧秸秆，罚了。我认。我交钱了。我没吵没闹。我现在晒秸秆，不犯法吧？镇上没规定说不让晒秸秆吧？”

老刘说不过他。他站起来，走了。

到了下午，赵专干又来了。这回他没开面包车，骑了辆电动车。他站在秸秆堆前面，看了半天。“陈广田，你这是啥意思？”

大伯说：“晒秸秆。”

“你晒秸秆晒村口来干啥？”

“村口人多。我让大伙都看看。”

“看啥？”

大伯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赵专干，我问你个事。这秸秆，不让烧，那让干啥？”

赵专干说：“还田。粉碎还田。或者打捆卖给电厂。或者做饲料。”

大伯说：“还田机，一亩地八十块。我种了八亩地，六百四。我卖了粮食才挣几个钱？打捆卖电厂，一吨秸秆八十块。我这一亩地才产多少秸秆？五百斤。两毛五一斤。一亩地卖一百二十五块。我请人打捆、拉走，人工费就得两百。我卖一百二十五，掏两百，我赔七十五。做饲料？我喂两头牛，吃不了八亩地的秸秆。你告诉我，我咋办？”

赵专干不说话了。

大伯又说：“我烧了几十年了，草灰肥田，省了化肥钱。现在不让烧了，我理解。环保嘛。可你光说‘不让烧’，你没说‘咋办’。你罚我三百，我交了。可我这八亩地的秸秆，还在地里堆着呢。明年开春种地，秸秆不处理，种子扎不下去。你让我咋整？”

赵专干站了一会儿。“你可以买台粉碎机。”

大伯笑了。“粉碎机？一台好几千。我种八亩地，一年挣几千块。我买台粉碎机，就为了碎我这八亩地的秸秆？我脑子有病？”

赵专干不说话了。

大伯说：“赵专干，我不是跟你抬杠。我就是想让你看看。你把秸秆禁烧了，可你没给秸秆找出路。我们老百姓，听政府的话。你说不让烧，我们不烧。可你得告诉我们，这秸秆咋办。你不能光管罚钱，不管后头的事。”

那天下午，赵专干在村口站了一个多钟头。他跟大伯聊了很多。聊秸秆还田的成本，聊打捆卖电厂的运输问题，聊村里能不能凑钱买台粉碎机。聊到最后，赵专干说：“陈叔，你说得对。我们光想着禁烧，没想着咋处理。我回去跟领导反映。”

大伯说：“你反映归反映，我这秸秆还得晒着。啥时候有办法了，我啥时候收。”

赵专干走了。大伯还坐在那儿，守着那堆秸秆。

第三天，镇上来人了。来了一个副镇长，带着赵专干，还有农机站的人。他们在村口开了个现场会。副镇长说：“老陈反映的问题，是普遍问题。我们光禁烧不行，得给秸秆找出路。镇上研究了一下，决定在每个村设一个秸秆集中收集点。镇里出钱买两台粉碎机，各村轮流用。粉碎一亩地，收三十块。比市场价便宜一半。粉碎完了的秸秆，镇里联系电厂来收。一吨给一百。虽然不多，可总比没有强。”

大伯坐在小马扎上，听着。听完了，他站起来。“副镇长，你说的是真的？”

副镇长说：“真的。文件都拟好了。下周发下来。”

大伯说：“那我这堆秸秆，能粉碎不？”

副镇长说：“能。下周粉碎机到了，第一个给你碎。”

大伯笑了。他转过身，把码在村口的秸秆一捆一捆往家搬。搬完了，他拍了拍手上的灰，跟副镇长说：“那三百块罚款，能退不？”

副镇长说：“罚款是罚款，退不了。可你这堆秸秆粉碎了，镇里给你补一百块。”

大伯说：“补一百？那我还亏两百。”

副镇长说：“那没办法。你烧了，就得罚。可你反映的问题，我们解决了。以后你不用偷偷摸摸烧了。粉碎还田，省事，还肥田。”

大伯想了想。“行吧。亏两百就亏两百。以后不烧了。有粉碎机了，谁还烧？”

后来粉碎机真的来了。第一个给大伯家碎的。粉碎机在地里突突突跑了两趟，秸秆碎成了渣，翻进了土里。大伯蹲在地头，抓了一把碎秸秆和土混在一起的土，闻了闻。“这行。跟烧的灰差不多。”他站起来，拍了拍手，跟赵专干说：“赵专干，明年我不烧了。可你得保证粉碎机准时来。别到时候又让我等。”

赵专干说：“放心。镇里签了合同了。误了农时，你找我。”

大伯点了点头。他扛着锄头往家走，走了几步又回头。“赵专干。”

“嗯。”

“那三百块钱，就当给粉碎机凑份子了。”

赵专干笑了。“陈叔，你这人，嘴上不饶人，心里比谁都明白。”

大伯也笑了。“我不明白谁明白？我种了四十年地，啥事没见过。你们这些年轻人，光知道罚钱。可你得让老百姓有路走。你给条路，谁还跟你对着干？”

他走了。锄头扛在肩上，一晃一晃的。村口那棵大槐树底下，空了。秸秆搬走了。可村里人都记得那天大伯坐在秸秆堆旁边抽烟的样子。他那个样子，不是闹事。是讲理。用他自己的方式，讲了一个老百姓的理。

后来村里人都说，大伯那三百块钱，花得值。他一个人挨了罚，全村的秸秆有了出路。有人跟他开玩笑：“广田，你那三百块钱，够买一百斤化肥了。”大伯说：“化肥算啥。我这是给全村人买了台粉碎机。”人家说：“又不是你买的。”他说：“我掏了三百。算入股。”

第二年秋收，粉碎机准时来了。村里没人烧秸秆了。大伯蹲在地头，看着粉碎机干活。赵专干也来了，站在旁边看。大伯递了根烟给他。赵专干接了，抽了一口。“陈叔，今年没人烧了。”

大伯说：“有粉碎机了，谁还烧？烧了还得掏三百。我傻啊？”

赵专干笑了。“去年你可没少让我为难。”

大伯也笑了。“去年是去年。去年你没给我路走。今年你给了。我走大路，不走小路。”

两个人蹲在地头，抽着烟，看着粉碎机突突突地跑。远处是成片的庄稼地，收了玉米，种了麦子。麦苗刚出土，绿油油的。风从地里吹过来，带着泥土和碎秸秆的味道。大伯深吸了一口，觉得这个味道，比烧秸秆的烟味好闻。

“赵专干。”他叫了一声。

“嗯。”

“明年粉碎机还来不？”

“来。年年都来。”

“那我以后就不烧了。”

“你去年也是这么说的。”

“去年我没路走。今年有了。”

赵专干把烟头掐灭，扔进垃圾桶里。“陈叔，你说得对。老百姓不是不讲理。是得先有路。有了路，谁都不愿意走歪道。”

大伯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行了。我回去喂牛了。你那粉碎机，好好保养。别明年使唤不动了。”

他扛着锄头走了。赵专干看着他的背影，想起去年他坐在秸秆堆旁边那个倔样。他笑了。掏出手机，给副镇长发了条消息：“明年粉碎机，还得给陈广田留一台。他嘴厉害，可他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