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96岁是个狠人，一看自己站不起来没有希望，97天把自己解决

我爸96岁是个狠人，一看自己站不起来没有希望，97天把自己解决

我爸叫陈广田，活了九十六。

他这辈子没享过什么福。小时候给地主放牛，长大了给生产队赶马车，后来包产到户，他分了八亩地，种了一辈子庄稼。他有个外号叫“陈老狠”，不是说他心狠，是说他对自己狠。五十岁那年他腰疼得直不起来，还跪在地里薅草，村里人看见了把他拉回家。他第二天又去了地里。七十岁那年他阑尾炎发作，疼得满头大汗，愣是不去医院，说“割个阑尾花几千块，不值”。后来疼得昏过去了，我哥把他背到镇上医院，医生说再晚来半天就穿孔了。他醒了以后说：“这不没穿孔吗？”医生说：“老爷子你命大。”他说：“我命硬。”

他这辈子没住过院，没打过吊瓶，连感冒药都很少吃。他说人身上有自愈的能耐，你老吃药，那能耐就歇着了，歇久了就没了。他有他的理，你说不过他。有一回我劝他吃降压药，他把药片往桌上一放，说：“你看这药片，白的，跟石灰面子似的。石灰能降压？我不信。”我说这是医生开的。他说：“医生开的我也不吃。我血压高了我自己知道，我脑袋不晕就没事。”我拿他没办法。后来他血压一直高，可他一辈子没中风，没心梗，你说怪不怪。

我妈走得早，走的时候我爸五十八。我妈是胃癌，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在医院住了四十多天，人瘦成了一把骨头，最后那天晚上她拉着我爸的手说“广田，我走了以后你一个人咋办”。我爸说“你别操心我，我能行”。我妈看了他一眼，没再说话。那天夜里我妈走了。我爸坐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没哭。我姐哭得站不起来，我哥蹲在墙角捶墙。我爸坐了一会儿，站起来说“走吧，回去办丧事”。从头到尾没掉一滴泪。后来我问他为啥不哭，他说：“哭啥？你妈走了是去享福了，不受罪了。我替她高兴。”

我妈走了以后，我们仨商量让我爸轮流到三家住，一家住几个月。他不干。他说他一个人住惯了，到谁家都不自在。他说：“我还能动，能动就不麻烦你们。”我们说那你一个人在家我们不放心。他说：“有啥不放心的？我活了快六十了，还能把自己活丢了？”我们拗不过他，就让他一个人住在老院子里。我们三家离得都不远，我姐在村东头，走路五分钟。我哥在镇上，骑电动车十分钟。我在县城，开车半个钟头。我们约好了，每人隔一天回去看他一次。他嫌我们来得勤，说“你们没事干了？老往我这儿跑啥”。我们说看你死了没有。他说：“我死了你们再来也不晚。”

他自己做饭，自己洗衣裳，自己在院子里种菜。他在院子后面搭了个鸡窝，养了十几只鸡。每天早上天不亮他就起来，先喂鸡，再浇菜，然后坐在堂屋里喝茶听收音机。他爱听豫剧，也爱听评书，《三国演义》《水浒传》听了不知道多少遍。他有一台老式的红灯牌收音机，用了二十多年，坏了就自己修。他啥都会修，自行车、收音机、手电筒、锁头，没有他修不好的。我小时候他给我修过玩具，一个铁皮青蛙，不跳了，他拆开捣鼓了半天，又跳了。他说：“这东西跟人一样，哪儿堵了通哪儿，通了就好了。”

他身体一直挺好。九十岁了还能骑三轮车去镇上赶集。他骑得很慢，靠路边走，后头挂个红布条，怕人家看不见。每回赶集他买点肉、买点菜，有时候买条鱼，回来自己炖。他炖鱼好吃，放葱姜蒜，放醋，放一点糖，炖出来的鱼汤是白的。我闺女小时候最爱吃她爷爷炖的鱼，每回回去都缠着他炖。他一边炖一边说：“这鱼得炖够钟头，急了不行。急了腥。”他炖鱼的时候坐在灶台旁边看着火，时不时掀开锅盖看看，拿筷子戳戳。那鱼炖得了，他盛一大碗端到桌上，说“吃吧，趁热”。

他九十岁那年，我给他办了个生日宴，在镇上饭店摆了两桌。亲戚都来了，他坐在主位上，穿着我姐给他买的新棉袄，脸红扑扑的。大家轮流给他敬酒，他来者不拒，喝了大半斤白酒，一点事没有。散席的时候他站起来，拍了拍肚子说：“今儿高兴，喝得不少。”我扶着他往外走，他说“不用扶，我自己走”。他走在前头，步子还挺稳当。那会儿我觉得，我爸能活到一百岁。

他是去年秋天出事的。

那天是九月初三，我记得清楚。他去后院喂鸡，踩在一块青苔上，脚下一滑，整个人摔在地上。他摔的时候手里还攥着鸡食盆子，盆子扣在地上，鸡食撒了一地。鸡扑棱着翅膀过来啄，他躺在地上，动弹不了。左腿疼得厉害，他伸手摸了摸，大腿根那块骨头好像错位了，摸着不对劲。他试着撑起来，胳膊使不上劲，撑了两下没撑住。

他在地上躺了半个钟头。后来隔壁刘婶去后院抱柴火，听见鸡叫得厉害，探头一看，看见他躺在地上，脸白得跟纸一样。刘婶吓得柴火也不要了，跑过来问他“广田你咋了”。他说“摔了一下”。刘婶说“你别动，我去叫人”。刘婶跑到村东头把我姐叫来了，我姐又给我哥打了电话。我哥在镇上接到电话，开着三轮车就往回赶。我从县城开车回去，路上给我姐打电话，我姐哭着说“爸摔了，腿动不了”。我说“叫救护车”。我姐说“叫了”。

等我赶回去的时候，救护车已经把他拉到县医院了。我直接开车去了县医院。急诊室里，我爸躺在推床上，左边裤腿被剪开了，露出大腿。大腿根那块肿得老高，青紫青紫的。他看见我进来，还跟我说了句话：“你来了？没事，崴了一下。”

医生把他推进去拍片子。等了半个钟头，片子出来了。医生把片子往灯箱上一夹，指着上面对我说：“股骨颈粉碎性骨折。老爷子九十六了，这个位置骨折，血供不好，长不上了。”我问：“咋办？”医生说：“两个选择。一个是做手术，换个人工股骨头。可老爷子九十六了，心肺功能不一定撑得住手术。再一个就是保守治疗，卧床养着。可我跟你说实话，九十六岁股骨头骨折，卧床养着，基本上就等于站不起来了。长期卧床，肺部感染、褥疮、血栓，哪一样都能要命。”

我站在走廊里，把医生的话消化了半天。我哥我姐也在旁边听着。我姐已经开始抹眼泪了。我哥问医生：“做手术呢？风险多大？”医生说：“手术本身不算大，可麻醉这一关不好过。九十六岁的人，麻醉意外、术后感染、心脑血管意外，风险都不小。你们家属商量吧。”

我回到急诊室，我爸躺在床上看着我。他的眼睛很清楚，不糊涂。他问我：“医生咋说？”我说：“说你股骨头碎了，得做手术换一个人工的。要不就躺着养。”他说：“躺着养能站起来不？”我沉默了一下，说：“医生说九十六了，长不上了。”他点了点头，没再说话。那个表情我到现在都记得。他不是害怕，也不是难过。他是那种“我知道了”的表情，像他平时听天气预报说明天要下雨一样，听了就听了，心里有数了。

后来我们仨商量了一晚上。我姐说做手术，做完了能站起来。我哥说保守治疗，怕下不了手术台。我说得听医生和爸自己的意思。我们回去问我爸，他躺在床上，说：“不做手术。”我姐说：“爸你做手术吧，做了能走。”他说：“做了也不一定能走。医生说了，九十六了，不是六十九。”我姐哭了，说：“那你不做手术，躺在床上咋办？”他说：“躺着就躺着。”

我们在县医院住了五天，输了液，消了炎，止了疼。医生说可以回家养着了。出院那天，我哥找了一辆车，把他拉回了老屋。他躺在堂屋的炕上，看着屋顶，说了一句：“回来了。”

从那天起，我们仨开始轮流照顾他。我姐每天早上来，给他做饭、喂饭、擦身子。我哥晚上来，陪他说话，给他翻身。我从县城请了长假，住在老屋，白天黑夜守着。赵婶是后来请的，村里人，专门伺候卧床老人的，一天一百五。她手脚利索，做饭洗衣喂饭翻身擦背都干得来。我姐跟我哥说：“咱三家每家出两千，加上爸的退休金，够付保姆费了。”我说行。

头一个月，我爸还跟我们说话。他问我姐地里的玉米收了没，问我在县城的工作咋样，问我哥修车铺的生意好不好。他问鸡还有几只，我说还有十只。他说“把那只不下蛋的老母鸡杀了炖汤”。我姐说“你喝鸡汤？”他说“我不喝，你们喝”。赵婶给他喂饭，他吃得挺顺当。一碗粥，一个馒头，一小碟咸菜。吃完了他说“行了”。赵婶说“再吃点”，他说“够了”。

那时候他还能自己翻身。左腿动不了，可他拿手撑着炕，能侧过身去。他侧着身子看窗外，窗外是院子，院子那头是他的菜地和鸡窝。他看鸡在院子里刨食，能看半天。有时候他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打呼噜。赵婶给他掖掖被子，他醒了，说“我没睡着，我闭眼歇歇”。

第二个月，他不怎么说话了。饭吃得少了，赵婶喂他一碗粥，他吃半碗就推了。赵婶说“大爷你多吃点”，他说“不饿”。他开始瘦。原来一百二十斤的人，一个月瘦了十斤。他的脸凹下去了，颧骨突出来了，手上的肉也没了，光剩一层皮包着骨头。可他的眼睛还是亮的。他看人的时候，眼睛直直的，像在打量你，又像在琢磨别的事。

他开始不怎么配合翻身了。赵婶给他翻身，他说“不用翻了，我不长褥疮”。赵婶说“不翻身不行，得褥疮烂肉”。他说“烂就烂，我不怕”。我姐听见了，哭着说“爸你咋这样”。他说“我咋样了？我好好的”。可他不让翻身，赵婶也没办法。她力气不够大，我爸一百多斤的人，她不配合翻不动。我哥在的时候能翻，可我爸不让。他就那么躺着，仰面朝天，眼睛看着屋顶。

第三个月，他开始拒绝吃饭。

一开始是只吃早饭，午饭晚饭不吃。赵婶急了，给我哥打电话。我哥从镇上赶回来，端着一碗面条坐在他床边，说“爸你吃一口”。他说“不吃”。我哥说“你不吃会饿死的”。他说“我知道”。我哥愣了，问他“你啥意思”。他把脸转向墙，不说话了。我哥又问了一遍，他还是不说话。我哥把碗放下，坐在床边，等了一会儿，又端起来说“爸你吃一口，就一口”。他把嘴闭得紧紧的。我哥拿勺子往他嘴里送，他偏过头去。

我们三家人全回去了。我姐从村东头跑过来，一看这架势，哭了。我姐说“爸你这是干啥呀”，他说“我没事”。我哥说“你不吃饭咋能没事”，他说“我心里有数”。我急得在屋里转圈，给县医院的一个熟人打电话，问这种情况咋办。熟人说“老爷子可能是厌食，也可能是心理上的事。你们多劝劝，实在不行送医院输营养液”。我把这话说了，我爸听了，说“我不去。我不输那玩意儿。凉水似的，输进去难受”。

那天晚上我们仨守在炕边，轮流跟他说话。我姐说“爸你把饭吃了，我天天给你炖鱼”。他说“你炖的鱼没我自己炖的好吃”。我哥说“爸你把饭吃了，我带你回镇上住”。他说“我不去。我就在老屋”。我说“爸你把饭吃了，我请长假陪你”。他说“你请长假不要钱？你回去上班”。我们说来说去，他就是不松口。

后来我姐急了，说“爸你到底想干啥”。他把眼睛闭上了。过了一会儿，他说了一句话：“我想去找你妈。”

我们仨都不说话了。

那天晚上，我坐在他床边，攥着他的手。他的手很干，很瘦，骨节突出，可还是暖的。我跟他说：“爸，你要是想走，我们不拦你。可你得想好了。你要是就这么走了，我们仨心里不好受。”他说：“你们不好受一阵子。我躺在床上不好受一辈子。”我说：“你躺床上我们伺候你。”他说：“你们伺候我，我遭罪。你们也遭罪。我这辈子没麻烦过人，临了不想麻烦你们。”

我没话说了。我知道他说的是真心话。他这辈子最怕给人添麻烦。我妈走的时候他都没让我们多操心，一个人把丧事安排得妥妥当当的。他说“你妈走了是去享福了”，其实他心里想的是“我别拖累孩子们”。他做了决定，谁也改不了。陈老狠想干的事，牛都拉不回来。

从那天起，我们仨轮流守着。我姐白天来，我哥晚上来，我从县城请了长假住回去。赵婶还在，可她的活儿从“伺候人”变成了“陪着”。我爸不吃饭，我们硬喂，他咬紧牙关。喂进去的粥他从嘴角漏出来，顺下巴淌到脖子上。赵婶拿毛巾给他擦，他闭着眼说“别费劲了”。他不张嘴，我们撬不开。他还有牙，虽然只剩几颗了，可他咬得紧。我们总不能拿筷子撬他的嘴。那不是伺候人，那是上刑。

他跟我说：“你们别费劲。我身子我自个儿做主。”

第五十天的时候，他已经没力气说话了。他躺在床上，一天到晚闭着眼。可他脑子清楚得很。有时候他会睁开眼，看看我，看看我姐，看看我哥。他的眼神不糊涂。他知道谁是谁。

有一天他叫我过去，攥着我的手，说：“柜子底下那个铁盒子，你拿出来。”我弯腰从柜子底下摸出一个铁皮盒子，锈迹斑斑的，是我妈生前装针线用的那个盒子。我打开，里面是他的存折、地契、还有一些老照片。存折是农村信用社的，上面有八万块钱。地契是这块宅基地的，发黄的纸，上面写着他的名字。老照片有黑白的，有彩色的，有我妈年轻时候的，有我们仨小时候的。

他说：“存折上有八万块钱。办丧事用。剩下的你们仨分。地契是这块宅基地的，给老大。他孙子要娶媳妇，没地盖房不行。照片你们仨一人分几张。你妈那张大的，挂堂屋里。”

我说：“爸，你别交代这些。”

他说：“我交代我的。你别管。”

那天他还跟我说了一件事。他说：“我不是不想活。我是活够了。你妈走了三十八年了。我一个人过了三十八年。我该去找她了。你们仨都成家了，孙子孙女都大了。我没啥牵挂的。我站不起来，躺在床上让人端屎端尿，那不是活着。那是熬。我不熬。”

我听了，眼泪往下掉。他伸手给我擦了擦，说：“别哭。你爸这辈子，没白活。种了八亩地，养了三个孩子，盖了一院房子。值了。”

那天他还交代了一件事。他说：“你妈走的时候，我没哭。你们别觉得我心硬。我哭不出来。可我这三十八年，每天睡觉前都跟你妈说两句话。跟她说今天吃了啥，干了啥。她听不见，可我说了心里踏实。我走了以后，你把咱俩埋一块儿。坟头不用大，能看出是个坟就行。”

第九十天的时候，他已经瘦得脱了相。原来一百二十斤的人，瘦到了七十多斤。他的胳膊跟柴火棍一样，腿上的肉全没了，膝盖骨突出来，硌手。可他精神还好，还能睁眼看人。他让我们把赵婶辞了，说“别花那冤枉钱了”。我们不肯，他就骂人。他会骂人。他骂起人来中气还挺足，骂我们“不听话”“犟驴”。我们拗不过他，把赵婶辞了。辞了以后，他让我们轮流给他喂水。他说：“饭我不吃，水我还喝。你们别怕我渴死。渴死难受。我不干那事。”

他连怎么走都想好了。不吃饭，慢慢耗干。喝水，不让自己太难受。等身体撑不住了，自然就走了。他说这叫“顺其自然”。

我们拗不过他。他喝水，我们就给他喂水。用小勺子往他嘴里滴。他咽得慢，有时候呛着，咳半天。我们给他拍背，他摆摆手说“没事”。他每天喝半碗水，分四五回。喝完了他说“行了”。我们就放下勺子。

第九十五天那天，他忽然说要坐起来。我们把他扶起来，靠在他身后垫了几床被子。他坐了一会儿，看着窗外。窗外是院子，鸡在院子里刨食。他看了一会儿，说：“那只芦花鸡，不下蛋了。杀了炖汤。”我说“等你好了你自己炖”。他笑了笑，没说话。

那天下午他又要躺下。我们扶他躺好，他闭着眼，过了一会儿说：“你妈来接我了。”我姐在旁边，吓得够呛，说“爸你说啥呢”。他说：“真的。我看见她了。她站在门口，穿着那件蓝褂子，冲我笑呢。”我姐哭了。我哥攥着他的手，说“爸你别吓唬我们”。他说：“我没吓唬你们。她真来了。就在门口站着。她说让我别急，慢慢走。”

我不知道那是幻觉还是真的。可他说话的时候很平静，脸上带着笑。那个笑我很久没见过了。那是发自内心的笑，跟他看见我闺女回来时候的笑不一样。那是一种“终于等到了”的笑。

第九十七天。

那天是腊月二十三，小年。我姐包的饺子，猪肉白菜馅的，我爸最爱吃的。我姐端了一碗放在他床头，说“爸，小年了，吃个饺子吧”。他睁开眼，看了看那碗饺子，摇了摇头。我姐哭了。他看着我说：“别哭。饺子你吃。替我吃。”我端着碗，站在炕边，眼泪往碗里掉。饺子热气腾腾的，我吃了一个，是猪肉白菜的，咸淡正好。我爸看着我吃，笑了。

那天下午，他睡着了。我坐在床边看着他。他的呼吸越来越轻，越来越慢。我喊他，他没应。我摸他的手，手是温的。我坐在那儿，没动。天黑了，我哥来了。他看了看我爸，说“爸走了”。我姐从厨房跑出来，扑到床边哭。我没哭。我坐在那儿，攥着我爸的手，手还是温的。我知道他走了。可他手是温的。我想，他是顺着走的。没受罪。

丧事办得挺顺当。存折上的八万块钱，刚好够。地契给了我哥。照片我们仨分了。我妈那张大的，挂在了堂屋里。我临走的时候，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鸡窝里还剩三只鸡，在院子里刨食。菜地里他种的菠菜，绿油油的，没人收。我蹲下去薅了一把，装在塑料袋里带回了县城。炒了一盘，我吃着吃着，眼泪掉下来了。那菠菜是他种的。他种的。

后来村里人说起我爸，都说陈老狠这人，狠了一辈子，最后对自己也狠。可我不这么想。他不是狠。他是明白。他明白自己站不起来了，明白以后的日子不是日子了，明白再拖下去拖累儿女也拖累自己。他做了个决定，自己执行了。他没让我们替他做决定，没让我们在“要不要放弃治疗”这种事上纠结。他自己走了。干净利落。

他这辈子没求过人。走的时候也没求人。他就求了我们一件事——让他自己走。我们没拦他。我们拦不住。陈老狠想干的事，谁也拦不住。

我有时候晚上睡不着，想起他。想他坐在院子里喝茶听收音机的样子。想他骑三轮车去赶集的样子。想他骂我不听话的样子。想他炖鱼的时候坐在灶台旁边看着火的样子。想他最后九十七天躺在炕上，闭着眼，不说话的样子。我不知道他那九十七天在想什么。可我知道他做了啥。他用了九十七天，把自己从这个世界里干干净净地撤了出去。

他走那天是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的日子。村里人说，陈老狠这日子挑得好，跟着灶王爷一块儿上天了。

我信。他这辈子啥事都自己安排。走的日子也是自己挑的。

今年清明我回去上坟。他跟我妈的坟挨着，在村后的山坡上。坟头不大，长满了草。我蹲在坟前烧纸，烧完了站起来，看着远处的村子。村东头是我们家的老屋，院子里那棵石榴树还在，是他在我妈走了那年栽的。他栽的时候说“这树长大了，你们回来有个阴凉”。树长大了，枝繁叶茂的。他没来得及在树底下乘凉。

我站在山坡上，风从南边吹过来，带着麦田的味道。我想起他说的那句话：“值了。种了八亩地，养了三个孩子，盖了一院房子。”我蹲下来，给他磕了三个头。我说：“爸，你值了。你种的菠菜我吃了。你养的鸡还活着。你盖的房子还在。你闺女你儿子你孙子孙女都好着呢。你走吧。去找我妈吧。她在那边等着你呢。”

风把坟头的草吹得哗哗响。我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往山下走。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坟头安安静静的，晒太阳。我转过身，继续走。路还长。日子还长。可我爸不在了。他把自己解决了。干干净净的，利利落落的。像他这辈子干的每一件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