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5年8月，四川松潘以北的草地上，红四方面军一支小部队走在最前面。没有现成道路，也没有可以辨认的村庄和界标，他们要做的不是赶路，而是替后续大部队试出一条活路。这支担负开路任务的部队，来自红四军第十师红四团六连。
六连的连长叫杨信义，指导员是胡炳云。两个人分工不同，面对的危险却完全一样：连长要带队寻找能够落脚的地面，指导员要稳定情绪、组织救护，还要想办法让全连在粮食不足的情况下坚持下去。
草地并非普通意义上的草原。远处看着平坦，脚踩下去却可能立刻陷入泥沼。有的地方表面长满草根，下面却是松软淤泥，战士一旦失足，越挣扎陷得越快。更麻烦的是，前面的人走过去，并不代表后面就是安全的。
六连出发前，杨信义和胡炳云曾向熟悉当地情况的人打听水源、地形和野草。这样的准备很有限，却不能不做。草地上有些积水混浊发臭，不能直接饮用；一些野菜看似普通，误食后却会使人中毒。所谓探路，说白了就是拿人去试。
当时正值雨季。雨水一来，草甸更加湿滑，泥潭边缘也会随之松动。队伍没有可以遮蔽的房屋，暴雨、冰雹和寒冷接连袭来。战士们的衣服长期湿透，脚上生疮，体力迅速下降，掉队便意味着极大的危险。
粮食问题同样紧迫。青稞脱壳后炒熟，能够制成简易口粮；部队携带的牲畜，也在必要时被宰杀分给大家。朱德还曾带头杀马充饥，并要求部队辨认可食野草。可即便如此，粮食仍然不够，前面的开路部队尤其难以得到补充。
六连每到岔路、河沟或危险地段，便设法留下标记，让后续部队能够辨认方向。有时候，标记并不能保证安全，却能减少重复试错。走在前面的人多承担一次风险，后面的人就可能少付出一些代价。
陈赓后来讲过一件令人难忘的事。他在行军中发现一名小战士步履迟缓，便问：“是不是饿了？”小战士拍了拍自己的挎包，回答：“我的炒面还不少。”陈赓当时没有多问，走出一段后却觉得不对，回头寻找时，那名战士已经牺牲。这个细节说明，草地上的危险不仅来自泥潭，饥饿和疲惫同样会悄无声息地夺走生命。
六连的行军并不是孤立行动。1935年8月，中共中央和红军右路军陆续进入草地，部队分路推进，后方还有机关、学校和伤病员。前方连队必须尽量找出可通行路线，也要把能够利用的水源和食物情况传给后续部队。探路任务因此兼有侦察、警戒和救护性质。
经过七个昼夜左右的艰难跋涉，部队终于走出草地。对于红军来说，这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穿越，更是一次组织能力的考验。六连走在最前面，付出的伤亡和消耗往往也最重，但他们留下的脚印，为后续队伍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参照。
胡炳云后来在战斗中表现出很强的指挥能力。1935年11月直罗镇战役期间，他曾代理连长指挥战斗，并在作战中负伤。直罗镇战役于1935年11月下旬结束，红军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师又一个团，共计五千三百余人，为陕甘根据地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抗日战争时期，胡炳云先后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部队营级、团级指挥职务，参加过平型关战役后的多次作战，在山东、苏北等地率部作战。解放战争中，他又担任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等职，参与解放战争后期的重要战事。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过抗美援朝，后来任济南军区参谋长、兰州军区副司令员、成都军区副司令员。
1955年，胡炳云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获得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96年2月28日，他因病逝世，按照遗愿，安葬于江苏淮阴刘老庄八十二烈士陵园。
杨信义的经历则更多与基层政治工作和地方工作相联系。值得一提的是，他原名杨信香，后来改名杨信义。长征和延安时期，他与杨成武等红军干部有过共同战斗经历；抗日战争期间主要从事政治工作，抗美援朝时期还曾参与家乡的扩军和支前工作。
关于杨信义后来是否获得将军军衔，现有公开资料并没有显示他像胡炳云那样在1955年被授予少将或其他将军军衔。两人后来走上了不同道路：胡炳云成为军队高级指挥员，杨信义则长期从事政治与地方工作。可在1935年那片没有道路的草地上，他们共同承担的开路责任，并没有高低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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