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走的那年我正读高三，她选在爸爸出轨后上了吊，从那天起我的家就没了

那天下午第二节课，班主任把我从教室里叫出去，说家里有点事，你爸来接你了。

我透过走廊窗户往下看，校门口停着爸爸那辆银灰色的面包车，车身溅了一圈泥点子。他靠在车门上抽烟，烟灰掉在脚边也不弹。我心里咯噔一下——他从来不在校门口抽烟，他好面子，嫌丢人。

走到楼梯拐角时我腿已经软了。爸爸看见我，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用鞋尖碾了碾，没看我眼睛，说：“上车吧。”

一路上他一句话没说。我坐在副驾驶，手抓着安全带，看着挡风玻璃外的柏油路往后退。车里有股发霉的烟味。快到村口时，他把车停在路边，两只手扶着方向盘，低着头，声音像是从胸腔里挤出来的：“你妈……你妈在家出了点事。”

“什么事？”

他没回答。

我推开车门就往家跑。

巷子口站着三四个邻居，看见我跑过来，眼神全躲开了。婶子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伸手想拉我，我甩开了。堂屋的门大敞着，门槛上放着一只红色塑料拖鞋，是我妈的，歪在那里，鞋底还沾着灶膛灰。

我冲进去的时候，我妈已经被放下来了。几个本家的叔伯围在里屋，门关着，不让我进。后来我才知道，她用一根尼龙绳，拴在东屋房梁的铁钉上。那根钉子是她年年挂腊肉用的。

那年我十八岁，读高三，再过四个月就要高考。

后来我才知道，爸爸在外面有人，已经一年多了。那个女人是隔壁乡镇的，在街边开理发店，比爸爸小七岁。村里人都知道，只有我和我妈蒙在鼓里。我妈那天上午去镇上买种子，路过理发店门口，看见爸爸的摩托车停在门口，车座上的红头盔歪向一边。她站在对面看了很久，看着卷帘门半开着，里面影影绰绰。她什么都没说，回来了。

婶子说，我妈回来后还去地里浇了水，把院子里晾的棉被收进屋，又把灶台擦了一遍。她把一切都收拾得妥妥当当，然后走进东屋，关上门，踩着那把红色塑料凳，把绳子系在挂腊肉的钉子上。凳子后来倒在地上，是隔壁刘婶听见响动不对，翻墙过来看见的。

那天晚上爸爸没在家。他在我姑姑家，村干部叫回来的。他进门时我正坐在堂屋门槛上，他看了我一眼，蹲下来，手搭在我肩膀上，叫了一声我的名字。我肩膀一缩，站起来走了。

我住到了姑姑家。姑姑每天清早给我煮两个鸡蛋，用红塑料袋装着塞进我的书包。我背着书包照常上学，照常坐在最后一排靠墙的位置，照常答完每一道题，只是再没说过一句话。

高考前半个月，爸爸来姑姑家看我，带了半个西瓜。他站在院门口，瘦了一圈，衬衫领口松垮垮的。姑姑拦着门不让他进，他就在门外喊我的名字，声音哑得像嗓子眼里卡了砂纸。

“你爸也不容易……”姑姑后来跟我说。我看着她，问：“我妈容易吗？”姑姑嘴唇动了动，转身去喂鸡了。

我没让他进门。西瓜放在门口，我记得是半个，保鲜膜裹着，红瓤黑籽，很甜的样子。我晚上把它扔进垃圾桶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看见姑姑又把它捡回来，切掉挨着垃圾桶的那一层，摆在桌上。我没吃，但也没再扔。

高考完那天，爸爸在校门口等我，手里拎着一瓶水，挤在一群家长中间。那么多张脸，我一眼就看见他站在最边上，头发白了一片，才四十几岁的人，看着像五十多。我绕开他，从后门走了。他跟在后面，电动车骑得很慢，保持着十几米的距离，一直跟到姑姑家巷子口。

我回头看了一次。他跨在电动车上，一只脚撑着地，看见我回头，慌忙把脸别过去，假装看路边的树。我进门后从窗户缝里往外看，他还在那里，点了一根烟，抽了两口又掐了，骑着车走了。

这些我都记得。我全部记得。

高考成绩出来那天，我考得不错，能上一本。姑姑喜得杀了一只鸡，炖了满满一锅。吃饭的时候，姑姑说：“你爸打电话来问了，我跟他说的分数。”

我放下筷子：“他问什么？”

“就是问考多少分，问你想报哪里。”

“他管不着。”

姑姑叹了口气，把鸡腿夹到我碗里，说：“你妈要是还在——”

我没让她说完，端着碗去了院子。那锅鸡汤我一口没喝。

后来我去了省城的大学。临走那天早上，姑姑帮我捆行李，绳子一圈一圈缠在蛇皮袋上，她缠得很慢，手指头上的裂口用白胶布贴着。门口传来摩托车声，我以为是姑姑叫的三轮车，出去一看，是爸爸蹲在门槛外，车斗里放着一床新被子，用塑料布裹得严严实实。

“我送送你。”他站起来，手在裤子上蹭了蹭。

“不用。”

他把被子从车斗里抱出来，往我蛇皮袋上捆。姑姑从屋里出来，斜了他一眼，到底没说什么。三个人在门口僵了半分钟，最后姑姑说：“让你爸送吧，省得你挤大巴。”

那是我和爸爸一年多来第一次面对面坐着。他开得很慢，风吹得我眼睛干。到了车站，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有零有整，用橡皮筋箍着，递过来：“生活费……不够再跟我说。”

我没接，拖着行李进了站。检票口拐弯的地方我回头看了一眼，他还站在车位那里，手垂着，不知道往哪放。那床被子被我带到了学校，大一那年冬天盖了一整个冬天，很暖和，是集市上弹的新棉花。

大学四年我只回过两次家。

第一次是大二寒假，我去看我妈的坟。坟头上长满了枯草，但周围很干净，没有别人坟前那种没人管的荒芜。碑前放着一小把野菊花，已经干得发黑了，但能看出来是不久前放的。我问姑姑，姑姑说：“你爸每逢节气都去，给坟头添土，拔草。”

我没说话。我在碑前坐了很长时间，把枯菊花收起来放进书包里，从坟地旁边的田埂上摘了一把新鲜的油菜花放上去。油菜花是别人家地里种的，明晃晃的黄，风一吹就晃。我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那把黄在灰蒙蒙的坟地里特别扎眼。

第二次是大四毕业前，姑姑打电话说我爸住院了，胃出血，不算太严重，但人瘦得脱了相。姑姑说：“你不回来也行，自己看着办。”

我回去了。

县医院二楼，三人间病房，他靠窗躺着，手上扎着针。旁边的床头柜上放着一只保温桶，是姑姑早上送的粥，没怎么动。看见我进来，他猛地要坐起来，手背上的针头差点回血，我按住了他。

“你回来干什么，路费贵得很。”他声音还是哑的。

“姑姑说你住院了。”

“老毛病，过两天就出——”

“你就一个人在医院？”

他没回答，把脸转向窗外。窗外的梧桐树刚发芽，嫩黄的一片。

那天晚上我在医院陪床。他睡着了，呼吸声很重，嘴巴微微张着，下巴上的胡茬白了一大半。我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看着他。以前他在我眼里是高大的，能扛一袋粮食上三楼，现在躺在床上，整个人蜷着，手背上青筋暴起。

护士进来换药，小声跟我说：“你是他闺女？你爸昨天还问我，能不能少打两天针，说贵。”

我没说话，低下头，假装在包里找东西。

第二天早上我去交住院费，收费的人说：“预交了三千，还剩两百多。”我愣了一下，问什么时候交的。她说：“昨天下午，一个女的。”

我拿着缴费单回病房。他正在喝粥，看见我手里的单子，手停了。

“昨天下午谁来了？”我问他。

他没抬头，继续搅着碗里的粥，说：“你婶子。”

我知道他在撒谎。婶子昨天去市里儿子家了，姑姑说的。我看着他，他也知道我知道。病房里安静了很长时间，隔壁床的老头翻了个身，背对着我们。

“是那个女的。”

“嗯。”他声音很轻。

我把缴费单放在床头柜上，转身走了。走到楼梯口，扶着扶手站了很久。我想起我妈，想起她那天上午站在理发店对面的样子，她看见那辆摩托车和红头盔，她一定站了很久。她最后什么也没说，回来把家里收拾干净，把灶台擦了一遍。她擦灶台的时候在想什么？

我也想到那个女的，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人。她来交住院费，交完就走了，没进病房。她知道我是谁吗？她知道我妈的事吗？

我在医院门口坐到中午。太阳很大，人来人往，卖烤红薯的推着车从面前过，喇叭里反复播着“又甜又糯”。我买了一个，没吃，拿在手里，烫得手心发红。

那天下午我回了趟老屋。

门锁着，钥匙在门外砖头底下压着。我打开门，院子里荒了大半，我妈当年种的那棵石榴树还在，没人管，枝干歪歪扭扭地长到了墙外。堂屋里积了厚厚的灰，墙上还贴着我小学的奖状，翘了边。东屋的门关着，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推开了。

房梁上那根铁钉还在。

我站在东屋中间，脚下的水泥地面有一块颜色比周围深，我妈的红色塑料凳早就不在了，不知道被谁收走了。我抬头看着那根钉子，细细的一截，生了锈，还牢牢地钉在木头梁上。腊肉早就不挂了。

我站了很久，直到腿发麻。然后我出来，把门带上，从院子里找到一块抹布，把堂屋的桌子擦了擦。那是张八仙桌，我妈陪嫁带来的，桌角被老鼠啃了一块。我把桌子擦干净，把墙上的奖状按了按，然后锁上门，把钥匙放回砖头底下。

我知道我不会再经常回来了。但这天下午，我想把这里收拾一下。

我爸出院后，我回了学校。毕业，工作，结婚，生孩子，日子像水一样往前流。

孩子三岁那年，我和丈夫吵架，因为一件很小的事——他答应周末带我和孩子去公园，结果临时加班。我站在厨房里切菜，刀剁得案板咚咚响，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丈夫莫名其妙，不知道哪里惹了我。

那天晚上孩子睡了，我一个人坐在客厅。我想起我妈，想起她站在理发店对面的那个上午，她心里是什么滋味。她一定很疼，疼得不知道跟谁讲。她不能跟我讲，我马上要高考了。她不能跟姑姑讲，家丑不可外扬——她一辈子都活在“外扬”的恐惧里。她不能跟任何人讲，因为在那个村子里，一个被丈夫背叛的女人，得到的绝不是同情，而是笑声。

她没有出口。

那个年代，那种环境，那些眼光，把她的所有出口都堵死了。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灶台擦干净，把棉被收进屋，然后走进东屋，踩着凳子，把绳子系在挂腊肉的钉子上。

她走得太绝了。但我现在慢慢明白，她不是绝情。她是走投无路。

而我，我这一辈子都在生她的气。气她为什么不等等我，气她为什么不带着我走，气她为什么选择那么疼的方式。可我也知道，我没有资格生她的气。我唯一有资格生气的，是那个让她走投无路的人，还有那个眼睁睁看着她走投无路的世界。

我三十岁那年，我爸又结婚了。我姑姑打电话告诉我的，说那个女人就是当年理发店那个，两人没办酒席，领了证搬到镇上住了。姑姑说：“你爸让我问问你，你要是不愿意，他就不办。”

“办不办是他的事。”我说。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我起来倒了杯水，站在阳台上。楼下的路灯亮着，把树影投在地上，摇摇晃晃。我想起我爸在医院里撒谎的样子，想起缴费单上那个陌生女人的名字。她当年也知道我妈的事，她也许现在还在愧疚，也许早就忘了。我不能原谅她。但我突然发现，我恨她恨了这么多年，恨的只是“那个女人”这个影子，我连她叫什么都不知道。

而我爸呢？他头发全白了，胃切掉了一半，住在镇上租的房子里，偶尔给我发短信，我从来不回。有时候他发一些特别琐碎的东西，比如“天气预报说要降温”“最近流感多，要注意”之类，我知道这是他想跟我说话，但我不知道怎么接。我跟他之间隔着一个人，隔着一根铁钉，隔着一根拴在铁钉上的尼龙绳。

孩子四岁半的时候，有一天从幼儿园回来，问我：“妈妈，为什么别的小朋友有姥姥，我没有？”

我正在洗碗，手上的洗洁精泡沫滴在水池里。我关掉水龙头，蹲下来，看着她。

“姥姥去了很远的地方。”

“那她什么时候回来？”

“不回来了。”

“为什么？”

“因为她生病了。”

孩子想了想，说：“那她疼不疼？”

我把她搂在怀里，下巴搁在她头顶。我说：“疼。但她现在不疼了。”

孩子在我怀里扭来扭去，很快就跑去玩积木了。我蹲在地上，看着水池里没洗完的碗，眼泪一滴一滴砸在瓷砖上。

那天晚上我给我爸回了一条短信，就两个字：“收到。”

他的短信从来都是末尾带句号的，那天我突然想起来，我妈发短信也爱用句号，每一句都规规矩矩的。她只读到初中，拼音不太好，每次发短信都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按。我翻出旧手机，找到我妈给我发的最后一条短信，只有四个字：“好好学习。”

发送时间是出事前两天。

我盯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屏幕暗了又亮。那是我妈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她让我好好学习，然后她就走了。

我现在过得不错。有工作，有家庭，孩子健康。每年清明我去给她上坟，带一把油菜花，黄灿灿的，搁在碑前。有一年我带着孩子去，孩子问：“妈妈，这是谁？”

“这是姥姥。”

孩子学着我的样子，蹲下来，小手摸了摸碑上的字。阳光照着她的后脑勺，头发细细软软的。那一刻我忽然想起我妈的手，也是这么摸我的头，在我高考前那个春天。

那根铁钉还在老屋的房梁上。我从没想过要去拔掉它。

有些东西拔不掉的。但日子还得往下过。这话说出来轻飘飘的，但只有真正走过的人才知道，往下过，本身就是一种力气。

去年我爸又来给我送了一床新被子，说是他自己种的棉花，弹的。我还是没让他进门，但这次我把被子收下了。

他站在门口，搓着手，说：“那……我走了。”

我说：“路上慢点。”

他回过头，愣了一下，像是没料到我会开口。然后他笑了，嘴唇哆嗦着，眼睛红了一圈。

“哎。”他说，“哎。”

他下楼的时候，我站在门口听着他的脚步声。一级，一级，咚咚地往下踩。等声音完全消失了，我关上门，把被子抱到阳台上晒。阳光透过棉被的布面，照出里面白生生的棉花。

我用力拍了两下被子，灰尘在阳光里飞起来，像细碎的金粉。

晒了一会儿，我掏出手机，翻到我爸的号码。我想发条短信，字打好了，想了想，删了。又打，又删。

最后我发了一个句号过去。

本文为虚构故事，人物、情节和场景均为艺术创作，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请勿对号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