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巴基斯坦修路5年，发现当地女人对中国人特别热情

白沙瓦的茶

我在巴基斯坦修了五年路，2018年去的，2023年回来的。去的时候三十一，回来三十六。去之前我妈哭了一场，说那地方天天爆炸，你去送死啊。我说妈你不懂，中巴友谊比喜马拉雅山还高。我妈说高个屁，你给我活着回来就行。

头一年在开伯尔-普什图省，修的是白沙瓦往北的一段山区公路。项目部扎在离城四十多公里的山沟里，荒得很，周围就俩村子，一个叫达拉，一个叫斯平。我们队里二十来号中国人，四十多号巴基斯坦当地雇工。当地的工头叫伊克巴尔，大胡子，胖，戴个小白帽，天天骑个摩托车突突突来上班，后座绑着个塑料桶，里头装的是自家做的酸奶，分给大伙喝。

我对当地女人有印象，是从一缸茶开始的。

项目部营地门口有条土路，往东走两百米，有个小卖部。说是小卖部，其实就是一间土坯房，门口支块木板，上头摆着几包饼干、几瓶可乐、一摞大饼。看店的是个老头，叫古拉姆，六十多了，牙掉了一半，说话漏风。老头有个孙女，叫萨米拉，七八岁，天天在店门口跳皮筋，拿根旧轮胎剪的橡皮筋拴在两棵树中间。我头一回去买可乐，萨米拉跑过来盯着我看，看了半天，回头冲她爷爷喊了一句什么。古拉姆笑了，冲我招招手，指指里屋。

我跟着进去，里屋黑咕隆咚的，墙角搁着个煤气灶，一个女的背对着我在烧水。古拉姆喊了一声，那女的转过身来，是萨米拉的妈妈，古拉姆的儿媳妇。她脸上罩着面纱，就露俩眼睛，冲我点了个头，说了句什么。古拉姆比划着，意思让我坐下。我坐下了，那女的端过来一杯茶，玻璃杯，里头是奶茶，飘着几片薄荷叶，烫得我直吹气。

我喝了一口，甜得齁嗓子，但香。古拉姆又比划，意思让我喝完再走。我喝完搁下杯子，掏钱，古拉姆摆手，死活不要。萨米拉在旁边笑，拿手指头戳她妈，她妈拍了她一下，也笑了。

从那以后，我每天下班路过小卖部，萨米拉她妈都会端一杯茶出来。有时候我赶时间，说不用不用，她也不听，就举着杯子站那儿，面纱后头俩眼睛弯弯的，等我接过去。我喝了半年茶，后来队里有人说，你老去人家店里喝茶，给钱不要，你得回礼。我才反应过来，去白沙瓦城里买了二斤中国茶叶，一盒巧克力，给古拉姆送过去。古拉姆收了茶叶，把巧克力塞给萨米拉。萨米拉撕开包装就往嘴里塞，她妈从后头跑出来，一把薅住她，冲我摆手，意思是不好意思，孩子没规矩。我说没事没事，孩子嘛。

第二年开春，我们搬到另一个标段，离达拉村远了，小卖部去得少了。但工地上的当地女工慢慢多了起来。

按当地习俗，女的出来干活的不多。我们工地上主要雇男的干重活，女的干些轻省的，比如筛沙子、搬小石块、给工人做饭。项目部专门搭了个女工休息棚，拿彩条布围的，里头搁几张塑料椅子，一个保温桶，天天灌满凉白开。女工头叫纳西玛，三十五六岁，丈夫前两年在卡拉奇打工，工地出事故没了，她带俩孩子，一个上小学一个还没断奶，上头还有公婆要养。伊克巴尔把她招进来，跟项目经理老刘说，这女人能干，手快，让她管女工组。

纳西玛不会说中国话，我会说点乌尔都语，都是跟伊克巴尔学的，买菜用的水平。有一回她跑来找我，急赤白脸地说了一串，我就听懂了“药”和“孩子”。我跟她去女工棚，她闺女发烧，小脸通红，蔫蔫地躺塑料椅子上。我让司机开车送她们去镇上诊所，纳西玛抱着孩子坐后座，一路上拿乌尔都语念叨，念得我心里发毛。到了诊所打了针开了药，孩子退了烧，纳西玛从诊所出来，蹲地上哭了一场。我站旁边不知道咋整，递了包纸巾。她接过去擦了脸，站起来，冲我双手合十点了个头。从那以后，女工组干活特别卖力，筛出来的沙子比男工组还干净。

第三年夏天，我们那段路快修完了，项目部搞了个小竣工仪式，请了当地村长和几个村民代表来喝茶。村长带了古拉姆来，古拉姆带了萨米拉，萨米拉长高了一截，还扎俩小辫，见了我还有点认生，她妈在后头推她，她才跑过来递给我一个塑料袋，里头是六个煮鸡蛋，壳上拿指甲掐了花纹。我接过来，萨米拉转身就跑，躲她妈腿后头去了。

那天晚上伊克巴尔喝多了，拉着我说：“王，你们中国人修路，是真修。以前英国人来，法国人来，都说给我们修路，修了十年还在画图纸。你们来了五年，路通了，电通了，我儿子在城里上学，周末坐大巴回来，三个钟头，以前得走一天。”

我说那都是应该的，中巴友谊嘛。伊克巴尔拍我肩膀：“友谊是真的，但我告诉你个事，你知道为啥我们这边的女人对你们中国人好？”

我说不知道，为啥？

他打了个酒嗝，说：“因为你们不往她们屋里看。”

我没听懂。

他解释：“有些外国人来，拿手机拍，拍女的，拍小孩，拍人家房子破。我们这儿男的看见了能揍他们。你们中国人来，扛着机器修路，女工来了给搭棚子，孩子病了给送诊所，不东张西望，不拿手机瞎拍。人家心里有数。”

第五年收尾的时候，纳西玛的大闺女考上了白沙瓦的中学，女校，要交学费。纳西玛来找我，我以为是借钱，正琢磨咋跟她说项目部有规定不能私下借。结果她从兜里掏出一块布包，打开，里头是一对银镯子。她说她婆婆传下来的，让我带回中国，给她闺女将来出嫁戴。我说这不行，太贵重了。她硬往我兜里塞，说：“王，你收了，我心里踏实。”

我没收，但我从国内买了一对银镯子寄过来，送给她闺女。快递到项目部那天，纳西玛拿着盒子看了半天，拆开一看是镯子，她抬头看我，嘴抿着，眼眶红了。她说了句乌尔都语，伊克巴尔给我翻译：“她说，真主保佑你。”

走的那天，项目部租了辆大巴去伊斯兰堡机场。车从营地开出来，路过达拉村小卖部，古拉姆站在门口，萨米拉在她旁边举着个纸牌子，上头拿乌尔都语写的字我看不懂，问伊克巴尔，他说写的是“再见朋友”。萨米拉她妈从屋里跑出来，手里端着个搪瓷缸子，追着大巴跑了几步，把缸子递给车窗边的老刘。老刘打开一看，是茶，还烫手。

车开出去老远，我回头看，萨米拉还在那儿举着牌子。她妈站在她后头，面纱被风吹起来一角，露出一张晒得红扑扑的脸，冲我们这边挥手。

回国的飞机上我算了算，五年，修了八十七公里路。跟我闺女视频，她说爸你黑得跟炭似的。我说那叫健康。她说你下次啥时候回来？我说不去了，合同到期了。她说那你想不想巴基斯坦？我说想，想那儿的茶，齁甜齁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