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重阳是“恶日”，今年重阳牢记3个忌讳：1不登、2不躺、3不吃

我叫周穗禾，二十九岁，在杭州一家服装公司做跟单，十年了，没有一次回皖南老家过过重阳节。今年是请了年假回来的，原因说起来不体面——公司裁了一拨人，我虽然留下，但手上的活分给了三个人，忽然就空出了六天。我在高铁上坐了四个钟头，又转大巴，又坐了四十分钟的三轮，到棠溪村的时候，天刚亮透，山坳里的雾还没散，一层一层压在瓦檐上，像谁把整座村子摁进了一碗水里。

我们村在皖南的山里，属黄山余脉，一百多户人家，沿溪而居，姓周的最多。往年这个时候，霜降刚过，坡上的野菊开得正盛，老人会带着孩子登高采菊、插茱萸、喝一点自家酿的菊花酒。可今年我一下车就觉出不对：溪水是浑的，路边几棵老枫树的叶子黄得发黑，田埂上有霜，白得发亮，一踩一个脚印。农历还在九月，霜降却像是提前了半个月。

奶奶不在了，爷爷周守山七十九岁，一个人住在老屋，不肯跟我进城。我到家的时候，他正坐在堂屋门口劈柴，穿一件洗得发灰的蓝布棉袄，见我进门，斧头没停，只抬眼说了句：“回来了。”语气平淡得像我昨天才走。

给我开门的是三婆。三婆不是我的亲婆，是村里辈分最高的老人，八十九岁，姓程，丈夫早年间是村里的护林员。她驼背，走路要拄一根竹棍，但眼睛还亮，耳朵也灵。棠溪村的老规矩，全在她脑子里。她把我上下打量一遍，第一句话就是：“今天九月初九，你哪儿都不许去。”

我说三婆，我刚下车，歇一歇，下午想去后山看看我爸。

她竹棍往地上一顿：“不行。今天不登。”

我愣了一下。我们那儿重阳登高是老习俗，我爸出事以后，爷爷已经十年不提这两个字，但三婆说得这么硬，还是头一回。她把我拉到堂屋的八仙桌边坐下，用那种不容反驳的口气，把今年的话说了一遍。

她说，今年这个九月初九，是“恶日”。今年闰了六月，节气全往后错，寒露还没到霜先下了，山里的土是松的，水是饱的，坡是活的。农历九月初九，两个九压在一起，阳数到了顶，阳极就要生变，老辈人叫“重日”，重上加重要出事。她说这话的时候，爷爷在门口劈柴，斧头顿了顿，没回头。

“今年三个忌讳，你给我记住。”三婆伸出三根手指，一根一根往下掰，“一不登，不登高、不上坡、不上楼顶；二不躺，白天不许躺下睡觉，再困也不许；三不吃，今天一天，不进梨。”

“梨？”我以为听错了。

“梨。”她说，“梨，离。今天不食离物。你爷爷每年今日都不碰，十年了。”

我笑了一下，没敢笑出声。三婆看出来了，竹棍又顿一下：“你笑。你笑是因为你没见过。等会儿你就笑不出来了。”

我还真没来得及回嘴，第一个忌讳就应了。

上午十点，村里来了个电话，是护林员老李的媳妇打到我家的——她急得话都说不清，说老李一早上了鹰嘴岩巡线，到现在没下来，电话打不通。鹰嘴岩是我们村后山最陡的那道坡，我爸十年前就是在那道上没的。

我脑子轰了一下。十年了，那道坡在我梦里出现过无数回：父亲周立冬，三十二岁，重阳那天带着采来的野菊下山，脚下那块风化的石头松了，人滑下去，落在三十米下的乱石滩上。村里人说，那天也是九月九，也是这样的雾。

爷爷放下斧头就往外走。三婆一把拽住他的袖子：“你不能去。”

“我熟那道坡。”

“今天不登。”三婆说，“你上去，是给人家添一副担架。”

两个老人在堂屋门口僵着。我第一次看见爷爷跟三婆顶嘴，七十九岁的人，脖子上的青筋都鼓起来。最后是我打了电话报警，又联系了镇上的救援队。救援队四十分钟后到，从另一侧缓坡绕上去，中午十二点半，把老李抬了下来——小腿骨折，人还清醒。他说，他是走到半山腰，听见上面有石头滚落的声音，往回退了两步，脚下的土就整块塌了下去。

那天下午，村里广播响了，说后山一线全面封禁，鹰嘴岩那一段山体开裂，近期有滑坡风险，任何人不得靠近。爷爷坐在门槛上，抽了半支烟，把烟头摁在鞋底上，一句话没说。我蹲在他旁边，也不敢说话。山风从溪谷里灌上来，把院子里的落叶卷得打转。

第二个忌讳，是在午后应验的。

皖南山里的秋凉上来得急，一到十月，堂屋里就要生炭盆。我家那个炭盆是生铁铸的，爷爷用了三十年，盆沿磕掉一块。吃过午饭，爷爷靠在堂屋的躺椅上，说眯一会儿。三婆本来在灶间洗碗，听见躺椅响，出来就把爷爷往起拽，声音都变了：“起来！今天不许躺！”

爷爷被拽得踉跄，火了：“我七十九了，睡个午觉你也管？”

“今天不能躺。”

“哪年重阳不躺？就你规矩多。”

我那时候站在旁边，心里其实是向着爷爷的。老人家午饭后眯一觉，天经地义，我觉得三婆这是老糊涂了，把人管得太死。我甚至说了句：“三婆，就一会儿，不碍事吧。”三婆回头瞪我，那一眼看得我后颈发凉。她没跟我吵，只说了一句：“你爷爷有冠心病，屋里有炭。”然后就动手，把堂屋的前后门全敞开了，又把炭盆端到天井里。

爷爷被她闹得睡意全无，索性搬到门外竹椅上坐着晒太阳。我也跟出去，坐在台阶上刷手机。三点多钟的时候，天井里传来“噗”的一声闷响——是那只炭盆，里面的炭因为闷得太久，忽然回了一下焰，火苗蹿起来半尺高，把盆边一小堆引火的松针燎着了。爷爷眼疾手快，一脚踩灭。

事后我才反应过来：那天午后风小，堂屋门窗紧闭，炭盆在屋里闷烧，早就把氧气耗得差不多了。老李后来跟我说，山上那几年，护林站里出过两回一氧化碳的事，都是午后，都是人躺着睡熟了才出的问题。躺着的时候呼吸沉、反应慢，等难受的时候已经站不起来了。

晚上我才知道，三婆的丈夫，程三公，就是二十二年前的重阳，午后躺在堂屋里睡过去，再没醒来。那年也是闰月，也是霜早，也是屋里生了炭盆。村里人说是“被重阳收走了”，三婆不信这些，她只是从那以后，把每年九月初九的午后，守成了自己的一道岗。二十二年，一天没落下。

第三个忌讳，是在晚饭桌上应验的。

我小姑周立夏从合肥赶回来，带了蛋糕，还有一盒切好的雪梨，说是给爷爷润秋燥的。爷爷有老慢支，一到这个季节就咳，小姑孝顺，专门买了砀山梨，加了冰糖，在灶上炖了小半锅。她端上桌的时候，屋里人都看着那碗，热气腾腾的，甜香扑鼻。

三婆站起来，把那碗端走了。

小姑的脸一下就挂不住了：“程阿婆，我给我爸炖的。”

“今天不食梨。”

“梨怎么了？梨润肺，医生都这么说。”

“今天不食离物。”三婆把碗放到灶台上，转身看着小姑，“你爸是寒咳，秋天阳气收，他这咳是寒上来的。梨是凉的，冰糖是甜的，甜生痰，凉压肺。往年他秋后咳，哪一年不是吃了凉的闹起来的？”

小姑还要争。爷爷开口了，声音不大：“听她的。”

四个字，桌上就安静了。爷爷转向我，慢慢说了一句：“你爸走那年，也是吃了梨。”我愣住了。他说，那年重阳，父亲上山前吃了半个梨，是母亲切的，说润嗓子。后来村里老人就说，那天不该吃。爷爷说，他不信这个，但他信一件事——十年了，他九月初九不碰梨，十年没在秋后犯过咳、没住过院。

那天晚上，爷爷真的没咳。他坐在堂屋，就着一盏昏黄的灯，把父亲的一张旧照片拿出来，用袖子擦了擦相框玻璃。照片上的父亲二十八岁，站在鹰嘴岩的半坡上，背后是整片黄透了的野菊。

夜里十点多，村里安静得只剩下溪水声。三婆要走，我送她出门。她的竹棍敲在青石板上，一声一声，很慢。走到村口那棵老银杏树下，她停下来，忽然说：“穗禾，你记住，恶日不是老天爷要害人。”

我问那是什么。

她说：“是人在一年里最容易松的那一天。秋收完了，仓里有粮，天还没冷透，人心里一松，什么规矩都忘了。上山的上山，睡死的睡死，胡吃的胡吃。老辈人看明白了，就把这些日子挑出来，给你立个忌，逼你记住一年里该怕什么。你怕了，就活着；你不怕，就出事。”

她又说：“一不登，是山忌；二不躺，是火忌；三不吃，是身忌。山、火、身，人这一辈子，出不了这三样。”

我送她到家门口，她不让我进，说屋里乱。我站在门外，看她摸黑进去，点亮一盏灯，灯光昏黄地糊在窗纸上。那盏灯亮了很久，我走出老远回头，还亮着。

第二天早上我起得早。霜很重，田埂上白得像撒了盐。我一个人走到村口，朝后山望。鹰嘴岩那一段果然裂了，一道新的土黄色的口子，从半坡一直裂到谷底，像一道新伤。老李说得没错，那块石头，早就在等一个时机。

我在溪边站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摸出一个梨——是小姑临走时塞给我的，说带在路上吃。我捏着它，想起爷爷说的话，又想起父亲照片背后那一片黄透的野菊。我把梨放在溪边一块干净的石头上，没有吃。

回屋的时候，爷爷已经在天井里扫落叶了。他扫得很慢，一下一下，把昨夜落下的银杏叶归成一堆。我走过去，接过他手里的竹扫帚。他没让，也没说话，只是把我让到顺风的那一边——扫落叶要站在上风头，不然扫一帚，风又吹回来。这也是他教我的老规矩。

我说：“爷爷，明年重阳我还回来。”

他说：“回来干啥。”

我说：“回来听规矩。”

他没答，扫帚在地上顿了一下，算是应了。

那天中午，太阳出来了，霜化得很快，屋檐上的水一滴一滴往下落。天井里那盆炭早熄了，爷爷把它端到墙根下扣着。三婆的竹棍声从巷子那头传过来，笃、笃、笃，一下一下，敲在青石板上，也像敲在日子里。我忽然明白，那些被年轻人叫作迷信的东西，其实从来不是为了吓唬谁——它们是一代代人用命换下来的备忘，写在没有纸的年代里，靠一张嘴、一根竹棍，一年一年往下传。

传到我这一代，就该换我来记了。一不登，二不躺，三不吃。记住了，人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