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医院做护士时，亲眼目睹医生给病人注射癌细胞，却隐瞒真相

1954年秋天，州医学委员会的公函寄到西州立医院，点名要调阅病理实验室三年来的全部人体注射记录。我叫艾琳，在那间实验室做护士，也做记录员，一做五年。

索姆医生把我叫进办公室，让我把同意书“整理一下”，说有些措辞当年写得不对，改一改再交上去。他说话的时候一直在擦眼镜，没有看我。

同一天下午，河湾监狱打来电话，前年打过针的犯人德文低烧不退，转到我们医院内科。我的抽屉里锁着三本原始实验日志，每一笔都是我亲手记的。

那天晚上我在桌前坐到后半夜。一条路是照他说的改，另一条路是把日志抄一份寄出去。两条路都只需要一个晚上，可改了或者寄了，都回不了头。

母亲在里屋咳嗽，她的药钱和这间屋子都系在我那份实验室的工资上。要说清楚我为什么会站到这一步，得回到1951年春天。

我是病房护士出身，调进病理实验室那年二十六岁。工资比病房高一些，班次也稳，母亲的风湿一年比一年重，我需要这份钱。

索姆是带我入行的人，教我看培养皿，教我记数据。他给我看一种在皿里死不掉的癌细胞，给点营养就成倍地长，学界都叫它海拉细胞。

他说全医学界都急着知道一件事：它会不会传染，碰到它的人会不会也长癌。可没有人肯当志愿者，谁愿意往自己身体里打癌细胞呢。

我问过他一次：给病人打的时候，要不要告诉他们打的是什么。他说同意书上写“实验性药剂”就行，病人知道了只会害怕，害怕对病没有好处。

他把拟好的同意书推给我，让我照抄几十份。我抄了。这些年我总在想，我是从第几份开始学会不问的。

第一个受试者是莱娜，三十岁上下，白血病，说话轻，爱笑。索姆告诉她这是新药，也许对她的病有用，她签了字，又问我打下去会不会像隔壁床那样掉头发。

我说因人而异。针管是我配的，编号001，约五百万个癌细胞混在盐水里，看上去和别的针水没有分别。推药的时候她一直看着窗外。

第二天她胳膊上起了一块红，摸上去是硬的。我们每天量，每天记。到第五天，红块没有再大，开始退。索姆取了一点组织去化验，回来的时候脚步都比平时快，里面没有癌细胞，长出来的是正常组织。

莱娜听说了，问我是不是药起了作用。我说再看看。她那几天眼睛是亮的，跟同病房的人说，她大概能撑到明年开春。

1952年，索姆用同样的话又找了十名癌症病人。十个人里，七个人手臂的红肿几天内消退，再查，打进去的癌细胞没有了；三个人病情加重。

索姆对着记录表坐了一下午，跟我说：癌症病人本身就是脏样本，他们体内的癌细胞会搅了结果，要找身体干净的人做，数据才算数。我说他们也是病人。他说，正因为他们病着，才更等不起。

身体干净的人不会签字，他就去找了河湾监狱的典狱长霍尔。两个人在监狱办公室里谈了半个钟头，出来时握着手。布告栏贴出公告：招募犯人参加癌细胞研究，参加者可以减刑。

三天里一百四十五个人报名，最后挑了六十个。我去那边做记录，看见他们在操场上排着队，一个个被叫到编号。

德文就在那队里。他排到我桌子前面，压低声音问：护士姑娘，这针会不会让我得癌？我说不会，这些细胞进去就会被身体认出来杀掉。

这是索姆教我的话，我原样说了。他点点头，把胳膊伸过来。报社的记者也来了，闪光灯对着他们拍，说他们是世界上第一批接种海拉细胞的人，是英雄。散了之后有个犯人把剪报叠得整整齐齐，塞进上衣口袋。

囚犯这边的反应比病人慢，第一针下去，胳膊过了一天才红，几天后消了。索姆把剂量加大又打了第二针，红块更浅，消得更快。

他在记录本上写：同一受试者，二次注射，反应减弱。他跟我说，身体认得它了。这就是他要的答案，癌细胞不传染，身体还能学会认它。那天他在实验室里来回走，说这一页数据将来要救人。

那两年实验室的名声起来了。院里添了人手，典狱长霍尔隔一阵就来坐坐，走的时候和索姆在走廊上说很久。剪报我按日期夹在一个柜子里，从“第一批”到“英雄”，字越印越大。

我白天记录，晚上回家给母亲熬药，日子像分成了两层：一层是注射、编号、红肿消退的日期，一层是病人们签下的那四个字。

1952年冬天，莱娜走了。走前几天她还托我谢谢索医生，说新药让她多撑了一阵。我把话带到了。收拾她的病历时，那张同意书就夹在里面，实验性药剂，四个字，没有一个“癌”字。

她到死不知道自己被注射的是什么。我把病历归了档，那天下班，我在更衣室坐了很久。

再回到1954年。索姆写囚犯实验的论文被期刊收了，州医学会请他开春去做报告，请柬压在他桌上，比委员会的公函晚了十天。

他让我先别急着交，说等开春报告做完，这些数据自己会说话。第二天上午我去档案室取要交的记录，莱娜的同意书压在最底下，旁边的柜子里搁着那摞剪报，“英雄”两个字印得很大。

下午护士站传话，说德文还在内科，低烧两个多月，查不出原因，人瘦了一圈。晚上我把三本日志带回家，从头抄了一份，把抄本装进信封，原件锁进我家抽屉的最底下。信寄出去之前，我在邮筒口捏了很久。

十一月，委员会的人来医院约谈，挨个找实验室的人。第二天索姆把我叫进办公室，问是不是我。我说是我。他说我毁掉的也许是十年后救人的研究，说总要有人先走这一步。

我说：索医生，莱娜到死都不知道她被打的是什么。你救的是十年后的人，可你连跟前一个人的真话都没有说过。他把眼镜摘下来放在桌上，没有再说话。

1955年春天，听证会开在州府。我坐在证人席上，把莱娜那张同意书从头念了一遍，念到“实验性药剂”，律师问我上面有没有写明注射物，我说没有，一个“癌”字都没有。

德文他们几个也到了。德文说，布告上写了研究和减刑，给我打针的人当面说这针不会让我们得病，我们只当是打疫苗。有人问索姆，同意书为什么删去注射物。

他讲了很多将来的事，说这些数据属于将来的免疫疗法，说总得有人先走这一步。可他没能回答那个问题。律师又问我，早知道为什么不说。

我说我抄那些字的时候拿的是他的工资，我母亲病着。说完这句，会场很静。那年春天，索姆的医师执照被吊销了。报纸把“英雄”两个字换成了“越界”。

医院解除了我的聘约。后来委员会又传唤过我两次，每次都把同样的话再说一遍。出狱的犯人有的搬去了别处，有人不肯再提这桩事。

我在县诊所找了份工，钱少一些，母亲还在我身边。索姆后来去了哪里，我没有打听。

今年开春，德文出狱了，减下来的刑期刚好让他赶上了春天。他找到县诊所来，怀里抱着从监狱转来的病历，首页贴着那张剪报，还夹着一张嘉奖卡，印着“抗癌英雄”。

他把病历放在我桌上说：艾琳，我不做英雄。那天操场上没有人问过我们一句，我只想做被人问过的人。我说我把那页划掉。他站着没动，问我是不是还有一个比他先打针的人。

我说有，她叫莱娜，到死都不知道。他沉默了很久，说了句，那她比我们苦。说完这句，他把病历往我面前推了推，没有再说话。

我当着他的面把那两个字划掉，签了名和日期。他拿起病历，朝我点了点头，走了。那个星期，诊所的收音机里播过一条新闻，说有研究组在试验让病人的身体学会识别癌细胞，报道里说这条路子可以追溯到五十年代早期一组早期人体免疫数据。整条新闻没有一个名字，没有莱娜，没有德文，也没有索姆。

我把三本原始日志锁回抽屉最底下，钥匙收好。我没有觉得自己被原谅了，只是母亲的药温好了，我得赶在天黑前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