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婆就是尼泊尔人，我每年最怕的就是跟我老婆回尼泊尔

我老婆就是尼泊尔人，我每年最怕的就是跟我老婆回尼泊尔

我叫陈志远，今年三十九岁，在苏州一家做外贸的公司上班，我老婆叫桑迪娅，比我小四岁，是尼泊尔加德满都人。我们是在昆明认识的，那年她来中国留学，学中文，我出差去昆明，在青旅里跟她拼了一桌饭，就这么认识了。谈了三年恋爱，第五个年头结的婚，到现在已经结婚八年了。按理说，丈母娘家在尼泊尔，每年回去一趟，陪陪老人，见见亲戚，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我却打心底里发怵，怕得要命，这种怕，不是怕累，不是怕花钱，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疲惫和窘迫。

第一次跟桑迪娅回尼泊尔，是结婚后的第一个春节刚过。那时候我意气风发，觉得娶了个尼泊尔老婆，去趟丈母娘家算什么，机票一买，箱子一收拾，兴冲冲就出发了。从上海飞加德满都，要经停或者转机，怎么也得飞七八个小时。飞机降落的时候，我从舷窗往外看，喜马拉雅山脉连绵的雪峰在云层之上闪闪发光，壮观得让我屏住了呼吸。我当时想，这地方，美啊。

下了飞机我就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特里布万国际机场那个小啊，用一个词形容，就是“热闹”，用一个更准确的词，就是“混乱”。取行李等了将近两个小时，行李转盘边挤满了人，推推搡搡，空气里混着汗味、香料味和一种老旧建筑特有的潮湿霉味。桑迪娅倒是习以为常，拉着我的手说，慢慢来，这里做什么都是慢慢来。我当时不知道，这句“慢慢来”，会成为我以后每年最怕听到的话之一。

出了机场，她表哥来接我们，一辆开了起码十五年的小轿车，车身上坑坑洼洼，空调基本靠开窗。从机场到桑迪娅娘家，在加德满都市区，正常的直线距离也就十来公里，我们走了一个半小时。不是堵车，尼泊尔的道路，那不叫堵车，那叫万物共生。汽车、摩托、三轮、行人、狗、牛、猴子，全都挤在同一条路上，谁也不让谁，谁也不怕谁。牛可以大摇大摆卧在马路中央睡觉，没有任何人敢按喇叭催它。摩托车在车流的缝隙里穿梭，像一群泥鳅。尘土飞扬，笼罩着整座城市，我的白衬衫，半小时就变成了土黄色。

丈母娘家的房子是一栋四层小楼，在加德满都的老城区，楼与楼之间贴得极近，抬头看天，只剩窄窄的一条缝。楼下是小卖部，卖些日用品，楼上住人。电梯是没有的，四层楼，全靠爬，楼梯又窄又陡，我拎着两个大箱子，爬得气喘吁吁。丈母娘早就等在门口，一个矮矮胖胖、笑容特别灿烂的妇人，一见到我就双手合十说了声“那马斯戴”，然后一把抱住我。我闻到她身上有股淡淡的酥油和香火的味道，那是我在之后每一年都会闻到的味道。

头三天，一切都很美好。丈母娘天天给我做好吃的，豆汤饭，各种咖喱，藏面馍馍，还有尼泊尔特有的奶茶，又甜又香。老丈人是个沉默寡言的退休教师，英语很好，偶尔跟我聊两句中国的变化，眼神里有好奇也有尊重。街坊邻居听说桑迪娅带中国女婿回来了，都跑来看，我跟他们握手、微笑、合十，虽然语言不通，靠着桑迪娅翻译，也算其乐融融。我心想，这趟回来得值啊。

第四天，情况开始变了。

先是亲戚来了。我说的是那种 waves of relatives，一波一波的亲戚，像潮水一样，没有尽头。桑迪娅的父亲兄妹六个，她母亲那边也有五姐弟，这些叔叔伯伯姑姑舅舅姨妈，每人再带上一两个子女，这几天里陆续登门。每来一波，我就要起身、合十、握手、喝茶、吃点心、寒暄、被问问题。问题永远是那几样：中国工资多少？房子多大？你们怎么认识的？能不能帮我家孩子在中国找份工作？你们中国媳妇好不好当，哦不对，你们中国男人怕不怕老婆？

一开始我还笑呵呵地答，两天以后我就笑不出来了。因为我的角色变了。从远道而来的贵客，变成了“能干的、有钱的、有门路的中国女婿”。三姑家的儿子想去中国留学，问我能不能帮忙办签证、找学校、找宿舍。五叔家的女儿想开个服装店，问我能不能借点启动资金，等赚了再还。大伯家的表哥想让我从中国带一台笔记本电脑，带一部手机，带一台空气净化器——他说加德满都的雾霾现在也很厉害。我第一次意识到，在这个庞大的亲戚网络里，我这个中国女婿，是一台行走的提款机加一台人形代办处。

我跟桑迪娅诉苦，她揉揉我的头，说，这就是我们家啊，你就是我们家的人了，能帮就帮一点嘛。我说帮，当然帮，可是能不能有个限度？她说，在尼泊尔，家人是没有限度的。

我哑口无言。

真正让我崩溃的，是过年那几天。尼泊尔最重要的节日是德赛节和灯节，在十月份，我陪她回去的那次正好赶上德赛节。那是尼泊尔一年里最盛大的节日，相当于我们的春节。听起来很温馨对吧？其实是一场体力、耐心和钱包的三重考验。

德赛节要连续过节十五天，亲戚之间要挨家挨户地走动，长辈要给晚辈额头上点提卡，红色和黄色的颜料混合米饭点在眉心，再撒上米粒和鲜花瓣，然后收红包。这意味着我们要在十几天里，走访几十户人家。每天早上出发前，丈母娘会往我们包里塞现金，按关系的亲疏远近，每一户该给多少，都有讲究。桑迪娅拿着一个小本子，记着每一家的名字、辈分、该包多少卢比、去年他们给了我们孩子多少，今年要还回去多少。

我提着包，跟在她身后，在加德满都蜿蜒曲折、尘土漫天的小巷里穿行，一天走上十几户。每进一家，脱鞋、合十、受提卡、喝茶、吃点东西、聊天、告别、再去下一家。你以为吃点东西是客气？不，在尼泊尔人家，你要是不吃，是对主人的侮辱。所以一天下来，我要在十几户人家各喝两杯奶茶、各吃一碟点心、有时还有正餐。到了晚上，我的胃就像一块吸饱了水的海绵，胀得直不起腰，人也被咖喱和辣椒腌入味了，坐在厕所里怀疑人生。

第五天晚上，我总算逮着个机会跟桑迪娅发火。我说，今天都走了十几家了，明天能不能少走几家？她说，明天是舅舅家，必须去，后天是姑姑家，也必须去，再后天……我打断她，我说，那你一个人去不行吗？我在你家待着。她愣了一下，然后眼泪就下来了。她说，你是我丈夫，你不陪我回去，我爸妈的脸往哪儿搁？全村人都会说，桑迪娅嫁了个中国男人，连走个亲戚都不肯。

我的心一下子就软了。我叹了口气，说，走，明天走，走多少家我都陪你。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了很多。我想起我爸妈在江苏老家，一年到头也就我过年回去待个五六天，走亲戚也就是一天两三家，草草了事。而在这里，人情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每个人都嵌在网里，谁也逃不掉。热闹是真热闹，累也是真累。你说它不好吧，那种人与人之间的黏稠的、滚烫的联系，我在国内的大城市里已经很多年没有感受过了，我们小区住了五年，对门邻居姓什么都不知道。可你说它好吧，它压得人喘不过气，我的钱包、我的胃、我的社交电量，全都被这张网细细密密地榨着。

后来几年，情况又有了新变化。变化来自我的钱包和我的“能力”。

不知道哪一年开始，亲戚们发现，中国的快递便宜，中国的电器好，中国的药管用，中国的直播间里啥都有。于是我的行李箱，成了整个家族的淘宝购物车。出发前一个月，桑迪娅的微信就会开始响个不停。表姐要带三条羽绒被，说要不是限重能带十条，说加德满都商场里卖的和这个没法比。叔叔要带降压药，说他表弟的亲家的老丈人吃这个特别管用，一次带十二盒。还有保温杯、电饭煲、老花镜、儿童玩具、手机、平板、充电宝，最长的一次，我的两个二十八寸行李箱里，自己东西只占了三分之一，剩下全是“订单”，桑迪娅拿手机记着，谁订了什么，付没付钱，一页一页，像个包工头看工程款。

最离谱的一次，三舅家的儿子结婚，提前半年就跟桑迪娅说，到时候姐夫一定要来，一定一定要来。我以为就是喝个喜酒，结果到了才知道，我这个“中国贵客”被安排了一个特殊任务：在婚礼上代表所有外宾致辞，用中文致辞，然后由新郎的表妹翻译成尼泊尔语。台下三百多人看着我，我拿着话筒，说着“百年好合”“早生贵子”，台下掌声雷动，第二天，我的照片上了当地小报的社交版，标题我没看懂，桑迪娅翻译给我听，大意是“中国女婿献上东方祝福”。从那以后，我在那个家族里的定位，彻底从“提款机”升级成了“吉祥物”。

吉祥物也是要营业的。每年回去，四邻八舍的婚礼、满月酒、乔迁宴，都会给我发邀请，主人家未必真指望我随多少礼，但我一出现，宾客们就有的聊了：“看，那就是中国的女婿！”“中国，了不得，基建狂魔！”我合十、微笑、点头、合影，像个巡演的明星，一天赶两个场子。

你可能要问，那你就不能少回去几次吗？或者，让桑迪娅自己回去？

试过。第三年的时候，我工作上有个大项目，实在走不开，就让桑迪娅自己带孩子回去了。我一个人在国内待了半个多月，快乐吗？头三天快乐，第四天开始有点空落落的，第七天，桑迪娅发来视频，丈母娘在视频里红着眼圈问，志远怎么没来？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是不是对这里有意见？桑迪娅的姑姑在旁边补刀，说去年还好好的，今年就不来了，是不是嫌弃我们这里穷。桑迪娅替我解释了半天，回去跟我打电话，说着说着就哭了。她说，志远，我知道你累，可你不知道我顶着多大的压力。这个家里，所有人都看着你，你来了，我在娘家就腰杆笔直，你不来，我做什么都是错的。

我沉默了很久，说，明年，我还去。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我从一个手足无措的中国女婿，慢慢变成了一个合格的、甚至有点资深的“尼泊尔女婿”。我学会了看到牛过马路不按喇叭，学会了在亲戚夸我“must be very rich”的时候得体地谦虚，学会了喝奶茶的时候说“拜斯，诸提诺”（不用加糖，少放点），学会了走亲戚前先空着肚子出门，每家只吃三样以内的东西，学会了自己扛着行李箱里的“订单”过海关时面不改色地微笑，学会了在婚礼致辞上讲一个不好笑但所有人都会笑的笑话。我甚至学会了用尼泊尔语数一到十，会在集市上跟小贩砍价，砍完价对方夸我“中国人真精”，我还挺得意。

去年带儿子回去，变化又来了。儿子今年六岁，中文名叫陈昊，尼泊尔家人都叫他“小佛陀”，因为长得圆头圆脑。这孩子在国内长大，说中文说英语，回加德满都之前，一口尼泊尔语不会。结果你猜怎么着？不到十天，这小子跟巷子里的孩子们混成了穿一条裤子的交情，天天光着脚满巷子疯跑，爬树掏鸟窝，蹲在地上用树枝弹玻璃球，晚上回来，浑身是土，笑得一口白牙。丈母娘给他在楼下小卖部买五毛钱一包的糖豆，他吃得津津有味。有一次我看见他跟一群孩子挤在一个小卖部门口看电视，放的是尼泊尔语的动画片，他一句听不懂，跟着笑得前仰后合。

我站在巷子口看着他，忽然就有点恍惚。我想起自己小时候，在江苏的小镇上，也是这样满村疯跑的。三十多年过去了，我的儿子在他妈妈的故乡，找到了我童年的影子。那些我曾经抱怨过的：泥泞的巷子、吵闹的集市、黏人的亲戚、没完没了的提卡和奶茶，此刻在我眼里忽然柔软了下来。

今年十月的德赛节，我们又回去了。临出发前，桑迪娅照例拿着小本子对“订单”，问我还有什么要补的。我说，补两样，一样是我妈托我带给你妈的真丝丝巾，一样是给三姑家刚出生的小孙子的红包。她惊讶地抬头看我，说，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白了她一眼，说，废话，那也是我孙子辈儿啊。

飞机降落在加德满都，还是那个拥挤的小机场，还是那股熟悉的尘土和香火混合的味道。出大门的时候，远远地，我看见丈母娘一家人黑压压站了一片，手里捧着花环，儿子第一个冲过去，蹦着喊“阿妈阿妈”。丈母娘把第一个花环挂在了我的脖子上，金黄的万寿菊，沉甸甸的。她拍着我的背，用带着口音的中文说：“儿子，回来啦。”

回来的路上还是堵，还是在牛和摩托车之间一点点挪。桑迪娅靠在我肩膀上睡着了，窗外，夕阳正一点点沉进加德满都谷地的群山后面，破旧的城市镀上了一层金光。我看着窗外，忽然想起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这地方，美啊。

现在我还是这么想。只不过，每年最怕的那个我，如今也偷偷学会了在订机票的时候，心里泛起那么一点点，就一点点的期待。

怕是真怕，爱也是真爱。这一年一度的奔赴，大概就是我们和尼泊尔之间，怎么也断不了的那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