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帮老板收个钱，为什么也算共犯？广州假冒注册商标律师辩护分享

帮老板收钱的员工，即使从没碰过商品，也可能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共犯。办案机关认定他“明知”，靠的不是他的口供，而是他看到了什么、回应了什么、做了多久这三样客观事实。

这类人不在少数。被查获的团队里，总有一类人不服：他们不进货、不定价、不分成，只按老板安排做一件具体的事——收钱、记账、打包、发货。

“我连货长什么样都没见过。”这句话在笔录里出现的频率，比任何辩解都高。

这句话通常是真的。问题在于，它回答的不是办案机关要问的那个问题。

法释〔2025〕5 号第二十二条规定，明知他人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为其提供账号、支付结算、生产经营场所或者仓储、快递等帮助的，以共同犯罪论处。这一条并不要求帮助者接触商品。它要求的是另一件事：明知。

而明知，是查出来的。

一、帮助行为的入罪不以接触商品为前提

先把“没碰过货”这一辩解放到它应有的位置上。

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处罚的是销售行为。单独看这一条，不进货、不销售的人确实不在射程内。但共同犯罪的结构改变了这个结论。提供帮助的人不是因为自己销售而入罪，是因为他人销售、自己提供了条件而入罪。

这两种入罪路径的区别，决定了辩解的方向。如果被指控的是自己销售，辩解的落点在“我卖了多少、按什么价算”；如果被指控的是提供帮助，落点只剩一个：我知不知道。

由此可以推出一个常被忽略的结论。帮助者一旦被认定为明知，其在链条中的具体分工，不影响罪名成立，只影响量刑轻重。第二十二条列举的账号、支付结算、场所、仓储、快递，都是中性的经营行为，本身不具有违法性。它们的可罚性，全部来自行为人对他人犯罪的认知。

反过来看，若认为“没碰过货即不构成”，则第二十二条将失去适用空间。第二十二条列举的每一项，按其性质都不需要接触商品。这一解释显然不能成立。

两高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有一个分工结构可作参照。数人共谋假冒他人注册商标：其中一人联系购买包装材料，一人收购白牌商品，一人提供账户用于收款，一人联系生产场所并聘请工人。法院认定各人构成共同犯罪，并按各自作用分别量刑。提供账户的人，与收购货物的人，进入的是同一个罪名。

这个结构说明了一件事：在这个罪名里，参与的方式决定不了是否入罪，认知的程度才决定。

二、明知的三条规范通道

认定明知，法律给了三条通道，性质并不相同。

第一条是自认。行为人自己供述知道是假冒商品。这是最直接的一种，也是最不稳定的一种。口供可以翻，翻供的原因也常被质疑。

第二条是推定。法释〔2025〕5 号第四条列举了六种情形，符合的可以认定为明知：

知道商品上的注册商标被涂改、调换或者覆盖；伪造、涂改授权文件或者知道该文件被伪造、涂改；因销售假冒商品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后又销售同一种商品；无正当理由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进货或者销售；被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发现后转移、销毁侵权商品、会计凭证等证据或者提供虚假证明；以及其他可以认定为明知的情形。

这一条的结构值得仔细看。它用的是“可以认定”，并且明写“但有证据证明确实不知道的除外”。这意味着它不是结论，而是一个可反驳的推定。反驳的责任落在辩方，但反驳的通道是开着的。

第三条是间接证明。既无自认，也不落入六种推定情形的，办案机关仍可通过行为人的客观表现推断其认知。这一条没有条文依据，却在实际案件中用得最多。

要讲的，正是第三条。因为它最容易出错，也最容易被忽略。它不写在法条里，写在工作记录里。

三、推断明知的三个客观切口

在具体案件中，判断一个帮助者是否明知，办案机关通常不看他说什么，看三样东西。

第一样，是他看到了什么。客户的问题会留在聊天记录里。“是不是正品”“和专柜一样吗”“这个价格怎么会是真的”，这类询问一旦反复出现，就构成一个事实前提：行为人在工作期间反复接收到这类信息。接收到了是否理解，是另一层；但“完全没有机会知道”这一辩解，已经站不住。

第二样，是他怎么回应。这一样比前一样更重。面对真伪询问，回答“我们做的是原厂尾单”“支持专柜验货，不满意包退”，与回答“这个我不清楚，你问老板”，在证据上的分量完全不同。前者是应对，后者是推卸。应对意味着此前已经预见到这个问题会出现，并且准备了一套说法。

一套为特定问题准备的说法，其存在本身，就指向了行为人对该问题的认知。

第三样，是他做了多久、拿了多少。时间与报酬不直接证明明知，但它们排除了一种辩解：偶然、临时、不知情。工作一年以上、按月固定取酬的人，主张自己对所处理商品的性质毫无认识，其可信度需要额外说明。

这三样东西有一个共同点：都不是口供，都不依赖行为人承认。它们存在于手机、账目、聊天记录里，办案机关不需要说服行为人，只需要把这些东西摆出来。

推断的可靠性也正在这里。它不追求“他内心确实知道”这一心理事实，它追求的是“按一个正常人的认知水平，他不可能不知道”。这是推定的常见逻辑：不从内部求证，从外部排除。

四、这套推断的边界

需要说明的是，这套推断并非无懈可击，它有三个明确的边界。

其一，接收信息不等于理解信息。客户问“是不是正品”，也可能只是习惯性询价。若同期记录显示，行为人一贯把这类询问转交他人处理、从不自行回复，则“看到”与“知道”之间的联系即被削弱。

其二，话术的归属需要查明。一套应对真伪询问的说法，是老板统一培训、全员照发的，还是行为人自己琢磨出来的，两者的证明力相差很大。前者更接近于执行指令，后者更接近于独立判断。

其三，报酬与分工的对应关系。按件计酬、按天计酬、按利润分成，是三种不同的参与程度。分成者与商品销售结果直接挂钩，其认知推定的基础强于固定工资者。这一点在量刑上的意义，往往大于在定罪上的意义。

这三条边界，也是辩护的落点所在。它们都指向同一件事：把“他知道”这一结论，从概括的判断，还原成具体的、可反驳的事实。

五、辩护落点：把认知还原为具体事实

前面推导至此，辩护的方向已经清楚：不去争论“明知”这个概念，去争论支撑这个概念的每一件具体事实。

首先要固定的，是行为的边界。行为人在团队中究竟负责什么，收的是谁的钱，走的是谁的账，是否经手商品，是否接触定价。这些边界一旦清楚，“他参与了这个生意”这种概括表述就不能直接成立。

其次是逐条检验推断所依据的每一项。客户询问是否真的指向真伪、话术是否由老板统一提供、工作时间与报酬是否与商品销售挂钩。每一项都要落到原始材料上，而不是停留在办案机关的归纳上。

最后才是把这套结论走到底。若明知的认定不能成立，第二十二条的共同犯罪结构即失去前提，行为人应当从犯罪中退出；若明知成立但参与程度有限，则应在从犯的认定与量刑上争取，这一点在实务中的意义同样具体。

需要提醒的是，这三步都依赖原始材料。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工资发放记录、工作群通知，这些材料在被删改之前固定下来，才有讨论的余地。等到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再去回忆当时说过什么，说服力已经大打折扣。

六、结论

第二十二条把账号、支付结算、场所、仓储、快递一并纳入共同犯罪，其规范目的在于覆盖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环节上的每一个人都构成犯罪。

条文设定的门槛是明知。而明知在实务中不是问出来的，是从行为人看到了什么、回应了什么、做了多久这三样客观事实中推断出来的。

推断可以成立，也可以被推翻。推翻的方法不是反复声明自己不知道，而是把支撑推断的每一项事实逐一检验。

对家属而言，这意味着一个具体的动作：在被删改之前，把手机里的东西固定下来。那些记录既可能是不利的证据，也可能是唯一能说明问题的材料。区别只在于，它是否还完整地留在那里。

七、家属最常问的几个问题

问：他只是帮公司收钱，会被判刑吗？

答：可能。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里，明知是假货还提供账号、收款、仓储、快递等帮助的，以共犯论处。是否入罪，取决于他能不能被认定“明知”。

问：他说自己不知道货是假的，这话有用吗？

答：有用，而且有规范依据。办案机关认定明知有三条路径：本人供述、法定情形推定、从客观表现推断。前两条都可以反驳。

问：定“明知”要看什么？

答：三个客观切口——他看到了什么（客户是否反复询问真伪）、他怎么回应（有无一套应对真伪询问的说法）、他做了多久拿了多少。

问：家属现在能做什么？

答：在被删改之前，把手机里的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工资发放记录固定下来。这些材料既可能是不利的证据，也可能是唯一能说明问题的材料。

广州刑事律师陈桂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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