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大学生考进西藏的单位，拿到编制才一个月，一个不剩全走

编制是一张纸，高原是一口气。纸能考来，气得自己慢慢喘匀。

很多人算清了考编的分数，却没算清“留下来”这三个字在海拔四千二的地方到底要付多少东西。

大家好，今天要聊的事是发生在我朋友张阔身上的事。他在拉萨下面一个县的单位干了十一年，去年秋天单位分来五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个个拿着红头文件来报到，全家摆过酒、发过家族群语音的那种。结果二十八天之后，五张床全空了，一个没剩。张阔送他们去车站那天早上，小陈蹲在马路牙子上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他耳朵尖，听见了一句——妈你别哭了，我明天就买票回来。挂了电话小陈扭过头，脸涨得通红，嘴张了半天没说出话。张阔说别说了，回去收拾东西吧。

小陈是五个里最小的，零零年，重庆人，考的是县里的市场监管局。他考上那天他爸在家族群里发了二十条语音，说儿子争气，铁饭碗，吃皇粮的。小陈在群里回了一句“爸，西藏”，他爸说西藏怎么了，西藏也是中国的地方，你爷爷那辈想去还去不了呢。结果来了二十九天。张阔后来跟我转述这个细节的时候，说了一句挺平常但让我想了很久的话。他说那孩子他爸没说错，西藏确实是中国的地方，可“中国的地方”跟“人能住下来的地方”，中间还隔着一些别的东西。

张阔他们单位在县城边上，海拔四千二。县城就一条主街，从头走到尾用不了二十分钟，两家川菜馆、一家面馆、一家理发店、一个邮政所、一个农业银行。晚上八点以后街上就没人了，路灯亮着，照着满地的狗和牛粪。五个年轻人来的那天，张阔开着单位那辆皮卡去接，后斗堆着行李箱和蛇皮袋，五个人挤在后排。路上小陈还兴奋，趴窗户上看雪山拍牦牛，说张哥这地方太漂亮了。另外四个里两个跟着拍，一个戴耳机，一个脸色已经白了，嘴唇发紫，那是高反。那个高反的叫小刘，甘肃人，学法律的，下车就蹲路边吐了。张阔给他拿了瓶氧气罐，他吸了两口缓过来，跟张阔说这地方的氧气咋跟不够用似的。张阔说慢慢适应，一个月就习惯了。他说这话的时候自己心里也没底，因为他在这儿十一年了，嘴唇还是紫的。

头一个礼拜新鲜劲没散，五个人凑一块儿做饭，轮流买菜，小陈负责炒菜，回锅肉炝土豆丝都拿得出手。晚上坐在院子里聊工资、聊编制、聊以后提拔。小陈说干满五年服务期争取往拉萨调，拉萨毕竟是大城市。小刘说考法考，拿证了就能挑地方。小赵是东北人，学畜牧的，说就想安安稳稳待着，这地方清净，适合看书。张阔在旁边听着没吭声。他跟我说，他在那儿十一年，见过太多这样的年轻人了，头一个礼拜说的都是“五年以后怎么样”，很少有人问“这一个月怎么过”。

第二个礼拜开始出问题。小陈分到市场监管所，天天跟着老同志下乡查商户。路是搓板路，皮卡颠得人五脏六腑挪位，一趟来回六个小时，下车腿都是软的。小陈第一趟回来躺床上起不来，第二天跟所长说缓一天。第三天下大雪，国道封了，他们那个组困在乡里三天，睡会议室的椅子拼的床，吃了一礼拜土豆炖白菜。小陈回来跟张阔说，三天没洗脸，水是化的雪水，凉的。小刘那边更麻烦。司法局人少，新人直接顶岗，接待上访、调解纠纷、整卷宗全是他。藏族老百姓来反映问题他听不懂，得找同事翻译。有一回两个村因为草场边界打架，他被派去现场，两边牧民情绪激动说着说着要动手，他夹在中间被人推了一把摔沟里，手机屏碎了，腿磕青一大块。晚上坐宿舍门口跟张阔抽烟，说张哥我今天真害怕了。

张阔跟我讲这些的时候，我问他，你当时有没有劝他们。他说劝了，但劝的话他们听不进去。他跟他们说，他头一年来的时候大雪封山四个月，菜吃不上天天啃糌粑，现在好歹有土豆白菜，路也通了，网也通了，你们这条件比我那会儿好多了。小陈听完没接话，过了半天说了一句让张阔心里咯噔一下的话。小陈说，张哥，你那时候有选择吗。张阔说他当时没答上来，因为他仔细想了想，他那时候确实也没什么选择，他是本地考出来的，家就在日喀则，回内地反而不知道去哪儿。可小陈他们有选择，他们是从重庆、甘肃、东北考过来的，内地的家在等着他们，内地的城市在向他们招手，内地的朋友在朋友圈里发火锅和奶茶。他们不是没地方去，他们是来了之后发现这个地方要他们付的东西，比当初填报名表的时候以为的多得多。

五个人的走法不一样。小刘是第一个走的，来了第十二天，司法局领导找他谈了一次话，他自己也想清楚了，高原反应一直没缓过来，晚上睡不着，白天头疼，嘴唇紫得发黑，他说他怕自己在这儿把身体搞坏了，回去没法跟爸妈交代。张阔说小刘走的那天反倒是最平静的一个，把宿舍收拾得干干净净，钥匙交给后勤，跟每个人点了点头，上车走了。小赵是第三个走的，走之前跟张阔聊了一晚上。小赵说他本来真是想留下的，他觉得这地方清净，能看书，能过日子。可待了二十来天他发现，清净跟孤独是两码事。清净是你想安静的时候能安静，孤独是你想说话的时候找不到人说话。他说有天晚上他想找人聊聊天，把通讯录翻了一遍，发现能拨出去的号码全在内地，时差倒是不大，可他不知道拨通了说什么。小陈是最后一个走的，走之前给他妈打了个电话，就是张阔在马路牙子上听见的那通。五个人里有两个连试用期都没撑完就走了手续，另外三个在试用期内提了辞职，单位按程序给办了，没卡人。

张阔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语气很平，没有责怪谁的意思。他说他后来自己琢磨了很久，觉得这五个孩子的问题不在于吃不了苦，也不在于没有情怀，他们来的时候每个人眼睛里都是有光的。问题在于“编制”这两个字给他们的想象和“高原基层”这四个字给他们的现实之间，裂开了一道他们没预料到的缝。编制在考的时候是一张试卷、一个分数、一份公示名单，是确定的、清晰的、可计算的。可高原基层的日子是一天一天过的，是早上起来头疼不疼，是下乡回来腿软不软，是晚上想说话的时候有没有人听，是过年回家那张票好不好买。这些东西在报名的时候不会出现在招考公告里，在公示名单上也不会写。张阔说他在县里这些年，见过留下来的人，也见过走的人，留下来的各有各的理由，走的也各有各的道理。但有一个共同点他看得很清楚：留下来的人，在来之前或者来之后不久，就搞清楚了自己到底在拿什么换什么；走的人，往往是来了之后才发现这笔账跟自己想的不一样。

他跟我讲了一个留下来的例子。县里有个搞畜牧的，姓郑，重庆人，二零一六年大学毕业来的丁青县觉恩乡，海拔四千米，空气含氧量不到平原的六成。刚去的时候语言不通，专业不对口，高原反应折腾得够呛，他每天坚持慢跑、吸氧，硬是把身体磨适应了。后来他走遍了全乡两千多户，推红土豆种植、奶牛养殖，驻村五年办了二百多件民生实事，去年拿了基层就业卓越奖。张阔说郑付林跟那五个孩子最大的区别不在意志力，在于郑付林在来之前就清楚自己要去的是一个什么地方，他带着一套“要在那里活下来”的打算来的，而那五个孩子带的是“考上了”的喜悦来的。喜悦烧不了太久，打算才能过日子。

张阔还讲了一个他自己单位的老同事，姓高，山东人，十八年前从山东高校毕业考到西部乡镇。刚来的时候没网络信号，进村要骑马骑摩托再步行，海拔三千五的宿舍里同事备着速效救心丸，冬夜零下十七度去院外上厕所。高局长后来干到了正处级，可张阔说他见过高局长有一次喝多了说了一句话，他说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是他老婆和孩子，孩子出生的时候他不在，孩子长大他基本缺席。张阔说这句话他记了很多年，因为这句话底下压着的东西，是任何一份招考公告都不会写的成本。留下来的人不是没有这笔成本，是他们认了这笔成本，或者用别的东西把它抵掉了。走的人也不是付不起，是他们算了算，觉得不值。

去年年底张阔自己也有过一次动摇。他媳妇在内地工作，孩子跟着媳妇在那边上学，他一个人在县里，一年回去两趟。有天晚上他加完班回宿舍，烧了壶水泡了碗方便面，坐在床边吃的时候忽然想起那五个孩子走的那天早上的场景。他跟我说，他当时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如果当年他是从内地考过来的，有家在等着他回去，他会不会也走。他说他想了半天，答案是会的。他说这个答案让他反而踏实了，因为他不再觉得那五个孩子是“逃兵”，他们只是做了他在同样处境下也会做的选择。而他之所以留下来，是因为他的处境跟他们的不一样，他的家在日喀则，他的根在这一片，他回去内地反而是一个“外地人”。他说人做选择的时候，往往以为自己是在比哪个地方更好，其实比的都是哪个地方跟自己更对得上。

今年开春，单位又分来了两个新人，一个甘肃的，一个四川的。张阔去接站的时候换了辆新皮卡，后斗还是堆着行李。路上那个甘肃的孩子也趴窗户看雪山，也拿手机拍牦牛。张阔没再说“一个月就习惯了”那种话，他跟他们说，你们先别想五年以后的事，先想今天晚上吃什么，明天早上起不起得来，后天能不能睡着。那两个孩子对视了一眼，没太明白他的意思。张阔说没关系，过两个礼拜你们就明白了。

那五个孩子走了之后，宿舍又空了出来。后勤把床单被套换了新的，铁架子床擦了一遍，墙皮还是照掉渣，旱厕还是冬天冻屁股夏天熏眼睛。张阔说有时候晚上路过那排宿舍，看见窗户黑着，会想起头一个礼拜五个人在院子里炒菜聊天的动静。但他也说，他知道这排宿舍不会一直黑着，总有人会来，也总有人会走。来的人带着一张纸，走的人带走一张纸，只有高原上的风不带走也不带来，它就那么吹着，把留下的和离开的，都吹成这片地方的一部分。

你或者你身边的人，有没有为了“上岸”去过一个很远的地方？后来是留下了，还是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