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漂泊千年的书，保存了十五部已经失传的中国古籍

清嘉庆元年（1796），日本尾张藩将同一部中国古书的五套刻本托付近藤守重，准备转送中国。其中两套留存长崎，另外三套交由唐商，渡海西归。

这部书原本就来自中国。八世纪中叶，它大约随遣唐使东渡日本；此后在中国本土逐渐残缺散佚，到南宋时仅见十卷残本。从东渡到回归，它在海外辗转了一千余年。

日本平安时代抄本《群书治要》卷二十二（局部），11世纪，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这部古书带回来的，远不只是自己。书中还保存着《尸子》《申子》《桓子新论》《昌言》《典论》《傅子》等十五部后来已经亡佚的唐前古籍重要文字。

它就是《群书治要》。

贞观初年，唐太宗为“览前王得失”，命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博采经史子书，编纂《群书治要》。至贞观五年（631）九月二十七日，全书五十卷编成，由秘书监魏徵进呈。唐太宗读后称其“博而且要”，又说由此“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足以“临事不惑”。

谁也没有想到，这些为唐太宗从群书中择取的文字，竟会在千年之后，成为十五部亡佚古籍留存至今的重要凭借。

博采群书，删繁取要

魏徵在《群书治要序》中说，唐以前典籍浩繁，逐一穷究，费时而难遍；泛泛浏览，又不易得其要领。因此，他们从经、史、子三部六十六种典籍中删繁取要，其中经部十二种、史部六种、子部四十八种，上起五帝，下迄晋代，择录有关修身、用人、纳谏、民生、赏罚、兵政以及历代兴亡得失的文字。

但《群书治要》并非简单摘抄。魏徵所谓“弃彼春华，采兹秋实”，正是要舍去铺陈辞采，留下切于实际、足资鉴戒的文字；同时尽量保留事情的前因后果，使读者能够见其始末。

《史记》的取舍尤其能看出这种用心。《史记》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余字，在《群书治要》中只占约一卷半。即使进入《群书治要》的篇目，也并非全文照录，而是继续删取：如《秦本纪》只摘取秦穆公识拔由余等相关文字；《刺客列传》写五位刺客，《群书治要》却只截取豫让一段，突出“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廉颇蔺相如列传》则摘出蔺相如避让廉颇“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部分。司马穰苴、吴起的传记，也只选取其中严明军令、抚恤士卒的片段。

可见，《群书治要》真正可贵之处，不只在“博采群书”，更在于如何从群书中判断轻重、择取精要。

群书既佚，遗文尚存

贞观年间，魏徵等人编纂《群书治要》时，《尸子》《申子》《桓子新论》《昌言》等书还可以从宫廷藏书中检取，《隋书·经籍志》也仍著录其名目卷数。只是唐宋以后，兵火、迁徙、藏书散失，加之传抄刊刻中断，一批古书渐渐退出人们的视野，最后只剩目录中的书名。

也正因此，《群书治要》当年择录的文字，后来显出了格外珍贵的意义。据学界较为通行的统计，书中保存了十五部唐前亡佚典籍的重要文字，包括旧《晋书》《尸子》《申子》《桓子新论》《昌言》《典论》《政要论》《傅子》《袁子正书》等。

它们并非完整原书，只是魏徵等人为求“治要”所取的片段；但原书既佚，这些片段便成为后人追寻旧貌的重要凭据。比如《群书治要》保存《尸子·劝学》《贵言》《明堂》《发蒙》等多篇文字，清代以后学者辑录《尸子》，即多有取资于此。

日本元和二年（1616）铜活字本《群书治要》卷三十六所录《尸子》，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清代著名经学家、校勘学家阮元见到《群书治要》后，敏锐指出其中所采多为初唐旧本，与后世刊本颇有不同；桓谭《新论》、仲长统《昌言》等书既已不传，仍可由此略见其梗概。

十五部佚书之外，《群书治要》还保存了不少早期异文和佚注。其所据多为贞观初年宫廷旧本，因此《六韬》《商君书》等传世古籍，在书中常可见与宋元以后刊本不同的字句；《史记》、旧《晋书》等正文旁的注文中，又保存了《帝王世纪》《晋阳秋》《晋纪》《汉晋春秋》等后来亡佚文献的材料。

于是，一部原本为唐太宗择取“治要”而编成的书，到了后世，又成了校勘古籍、辑录佚书、考察早期文本面貌的重要依据。

东渡千年，重返故土

《群书治要》编成后，唐太宗十分重视，不仅亲自阅读，还将抄本赐给诸王。唐玄宗天宝年间，又命人抄写十余部，分赐太子以下。但此书长期主要流传于宫廷，经历安史之乱及此后数百年的传抄散失，到南宋时，中土所存已仅十卷残帙。

所幸在彻底亡佚以前，《群书治要》已经东传日本。具体年代虽无确切记载，学者多推测在八世纪中叶前后。承和五年（838），日本仁明天皇已有讲读此书的记录；此后清和、宇多、醍醐诸朝相继讲习。镰仓时代，北条实时又命人抄写，形成后来的金泽本。

至江户初年，金泽本已缺三卷。元和二年（1616），德川家康命以铜活字刊印；天明七年（1787），尾张藩又重新校勘刊刻。

日本元和二年（1616）铜活字本《群书治要》，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

嘉庆元年（1796），尾张藩托近藤守重将三部《群书治要》交由唐商带回中国，并希望访求中土旧本，补足所缺三卷。一部在故土散佚的中国古书，就这样在海外辗转千余年，又重新回到中国。

《群书治要》回传中国后，很快引起乾嘉学者重视。阮元访得此书，收入《宛委别藏》；嘉庆十一年，孙星衍据此辑《尸子》，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时，也有一百五十三段辑文取材于此。

千年前，魏徵等人从群书中删繁取要；千年后，清代学者又循着这些遗文辑佚复原。一次“删”，一次“辑”，使许多已经散佚的古书文字重新进入后人的视野。

昔藏秘府，今入万家

《群书治要》的第一位读者是唐太宗。此后，它长期流传于宫廷、皇室与学者之间；东传日本后，又由天皇、公卿、武家辗转讲读收藏。直到刻本刊行，这部昔日深藏秘府、文库的大书，始得广传于世。

今天，中华书局“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群书治要》，以全本、注释和译文重新疏通这部大书。读者既可循魏徵等人的选择进入经史子书，也能从中看见佚书遗文、治乱得失与千年前贞观重臣择书取要的眼光。

群书成就了《群书治要》，《群书治要》又替群书留下余响。

从帝王案头到寻常书斋，这部辗转千年的大书终于来到今天的读者面前。翻开它，便是从一部书进入六十余部经典，也从今天重新走进那些已经消失的古书。

六十余部珍贵经典汇为匡政巨著

二十多年贞观之治拥有理论基石

《群书治要》

李先耕 译注

简体横排

32开 精装

978-7-101-16652-1

336.00元

（统筹：一北；编辑：毕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