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653年3月，湖南宝庆一带，孙可望亲自赶到周家铺明军营地。眼前的山势，对南明军队十分有利：明军据高临下，清军则从永州方向长途开进。按常理说，这是一场占尽先手的战斗，结果却出人意料。
问题不在兵力，也不在将士怯战。孙可望统率的部队，主要来自大西军旧部，经过整编后仍有较强战斗力。白文选、冯双礼、马进忠等部相继集结，南明方面投入的兵力规模很大，宝庆也被视为打开湖南局面的关键。
清军同样不敢轻视。衡阳失守、主将尼堪战死之后，清廷把八旗精锐和汉军主力调往湖南，任命屯齐为定远大将军。屯齐率军自永州北上，目标并不是冒险追击，而是稳住宝庆这个据点，等待南明军队露出破绽。
3月15日，清军抵达宝庆附近的岔路口。次日，双方在周家铺一带相遇。明军已经占据山顶，清军处于仰攻位置。偏偏那天大雨不断，两军无法立即展开决战，只能隔着雨幕列阵相持。
这场雨，既是天气变化，也是一次难得的调整机会。明军可以依托高地固守，利用地形消耗清军；清军则需要重新侦察道路，避免在不利位置仓促交锋。可孙可望没有选择等待。
当天夜里，他带着亲军从宝庆赶往周家铺。名义上是增援，实际上是要把战场指挥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这个决定很能说明孙可望当时的心态：他不仅要赢，还要让这场胜利成为自己的功劳。
孙可望此前确有值得肯定的本领。进入云南后，他整顿地方秩序，恢复生产，收拢各路武装，使昆明逐渐成为南明在西南的重要支撑。对付内部军阀和协调各部人马，他表现得强硬而有效。
但治理地方与指挥大会战，根本不是一回事。前者重在控制、整合和执行，后者却要求判断敌情、安排梯次、掌握节奏，更要能忍住一时的诱惑。孙可望在政治上习惯于集中权力，到了战场上，也容易把个人意志凌驾于部将的经验之上。
1653年3月17日，南明军队向清军发起总攻。明军从高地冲下，声势很大，清军分路迎战。战斗极其激烈，八旗军凭借严整的队形和强悍的近战能力，硬是顶住了明军连续冲击。
有将领劝孙可望：“清军未乱，不宜各部尽出。”孙可望没有退让，只回了一句：“今日务必破敌。”这类简短对话未必能逐字还原，却符合战场上强行求决战的基本情形，也点出了当时的指挥气氛。
明军并非一触即溃。清军方面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多名八旗将领战死，双方杀伤都很大。问题在于，明军连续冲锋后，队形逐渐松动，预备力量没有形成有效接替；清军虽然承受压力，却始终没有彻底崩散。
一旦攻势减弱，原本的地形优势便难以继续转化为战果。明军从高处冲下，虽然便于展开攻击，却也拉长了队伍，增加了各部之间互相支援的难度。孙可望若能稳住阵脚，以一部牵制、一部包抄，战局或许不会迅速恶化。
可惜的是，战场没有给他重新组织的时间。经过一天血战，南明军队力竭败退，孙可望只得下令撤军。屯齐乘势收复宝庆，双方随后在靖州、武冈一线形成对峙，谁也没有能力立即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
宝庆失利，还暴露出另一个问题。孙可望此前排斥李定国、压制刘文秀，表面上加强了个人权威，实际上却削弱了南明军队的指挥层。李定国远走两广，刘文秀闲居昆明，能够独当一面的将领被放到了战场之外。
这与孙可望的个人野心密切相关。1652年，李定国取得桂林、衡阳等战事胜利，声望迅速上升。孙可望担心部将功高，也担心永历帝继续倚重他们，于是更看重权力归属，而不是怎样组合最合适的军事班底。
宝庆之战因此成了一个转折点。它没有证明孙可望毫无军事才能，而是说明他的长处主要在整合势力、经营后方和控制政局，距离真正成熟的战役指挥仍有差距。尤其在需要耐心等待、灵活调度的决战中，他更容易被求胜心和个人声望牵着走。
次年筹划“东西合进、会师长江”时，孙可望不得不重新启用刘文秀，让这位大西军的重要将领代替自己出征。这个安排本身，已经是宝庆战场用惨重代价给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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