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烧秸秆被罚了三百，他乐呵交完钱，次日把剩下的秸秆拉到村口

大伯烧秸秆被罚了三百，他乐呵交完钱，次日把剩下的秸秆拉到村口

我大伯刘老根烧秸秆被罚了三百块钱，这事在我们村传了三天。

头一个传到我耳朵里的是村东头开小卖部的赵寡妇，她趴着柜台跟我说：“你大伯那犟驴，昨儿下午在自家地里点火烧秸秆，让镇上来的人逮个正着，当场开了三百块钱罚单。你猜他咋着？掏出三张票子拍人手里，还跟人握手说‘同志辛苦了’。”

我说赵婶你别编排我大伯了，他那人抠得跟啥似的，买袋盐都得跟你要个塑料袋装回去当垃圾袋使，他能乐呵交三百？

赵寡妇一拍柜台：“我亲眼看见的！镇上小刘开车走的时候，你大伯站地头还冲人挥手呢，笑得跟捡了钱似的。”

我不信。我大伯刘老根，七十三了，种了一辈子地，一分钱能攥出汗来。去年村里修路摊派每户二百，他愣是找村主任磨了仨钟头，最后交了五十，理由是“我家门口那段路我自个儿垫过砖头”。就这号人，罚他三百他能乐呵？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下午我回村看我爸，路过我大伯家门口，看见他正蹲院子里拾掇他那辆三轮车。车斗里还堆着半车没烧完的秸秆，玉米秆子，干透了，叶子哗哗响。我喊了声大伯，他抬头看见我，咧嘴一笑，牙花子都露出来了：“闺女来了？晚上搁这儿吃，我让你大娘炖鸡。”

我蹲他旁边问他：“听说您昨儿让罚了三百？”

大伯拿扳手拧着车斗螺丝，头都没抬：“罚了。”

“您还乐呵？”

“乐呵啊。”大伯拧紧了螺丝，拿手晃了晃车斗，确认稳当了，站起来拍拍手上的土，“三百块钱买个教训，值。”

我寻思这话不像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我大伯这辈子没买过教训，买啥都得搭点啥。去年买化肥，人家搭了一袋洗衣粉，他非得再要一袋，说“你家门口广告上写着买十赠二”，人家说赠的是小袋，他说“小袋也是袋”。就这号人，三百块钱买个教训？那教训得是纯金的。

晚上在大伯家吃饭，大娘炖的鸡确实香，我扒了两碗饭。大伯喝了二两酒，话匣子打开了，跟我说了实话。

原来昨天下午他在地里烧秸秆，镇上巡查的车正好路过。按理说烧秸秆这事在村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大伙都偷着烧，烧完了翻地，啥事没有。可我大伯这回赶上点儿背，镇上搞“蓝天保卫战”集中整治月，巡查车一天来回八趟，他那把火刚点着，人车就到了。

“小刘下车就给我敬礼，说大爷您这烧秸秆违法了，得罚款。”大伯夹了块鸡肉搁嘴里嚼，“我说罚多少？他说五百。我说五百太多了，我就点了两堆火，还没烧旺呢，一百五行不行。小刘说大爷您别跟我讨价还价，这是规定。我说那三百，三百我这就给，你别给我开票了，省得你回去交账麻烦。小刘乐了，说大爷您这还替我们考虑呢。我说那可不，你们也不容易，大热天满村跑。后来就三百，他给我开了张票，我给了他三张票子。”

我说那您乐呵啥？

大伯把酒杯往桌上一墩：“我乐呵的是小刘那孩子实诚。你猜他罚完我钱跟我说啥？他说大爷您这秸秆别烧了，我告诉您个去处，镇东头有个生物质发电厂，收秸秆，一吨给八十。您这三亩地的秸秆，怎么着也能拉两吨过去，卖个一百六，扣掉罚款您才亏一百四。我说那合着罚我三百我还赚了？小刘说那倒不是，您不烧就不挨罚，把秸秆卖了净赚一百六。我一寻思，这小子说得对啊，我烧了挨罚，不烧还能卖钱，我烧它干啥？”

我听完差点把饭喷出来：“大伯您这账算得真精。”

“那可不。”大伯得意了，又给自己倒了杯酒，“我回来一琢磨，我地里的秸秆烧了一半，还剩一半。明儿我把剩下的拉镇上去卖了，卖多少算多少，回头再跟村里那些烧秸秆的说说，让他们也别烧了，都拉去卖了，省得挨罚。”

我说那您今天愁眉苦脸的干啥？

大伯叹了口气：“愁的是我那半车秸秆，今儿去镇上问了一圈，人家电厂说收秸秆得自己运过去，运费自理。我算了一笔账，从咱村到镇上，三轮车烧油来回得二十，拉一吨秸秆卖八十，扣掉运费能落六十。可我那三轮车装满了才拉半吨，跑一趟才落三十，跑两趟才六十，我搭进去一整天工夫，挣六十块钱，还不如我在家歇着呢。”

我说那您打算咋办？

大伯把酒杯往桌上一搁：“我还没想好呢。明儿再说。”

第二天早上八点多，我正搁家吃早饭呢，听见外头三轮车突突响。扒窗户一看，我大伯蹬着他那辆三轮车从门口过去了，车斗里满满当当装的全是秸秆，垛得老高，拿麻绳捆了三道。我撂下碗跑出去喊他：“大伯您干啥去？”

大伯头也没回，喊了一嗓子：“村口！”

我追了两步：“村口干啥？”

“搁着！”

我寻思搁村口干啥？村口有块空地，原来是个打谷场，现在荒着长草，村里人有时候把不用的家什搁那儿。可秸秆搁村口，那不是等着让人偷吗？虽说秸秆不值钱，可也不能白扔啊。

我回去吃完早饭，九点多去村口看了一眼。好家伙，我大伯把三轮车停在打谷场边上，车斗里的秸秆卸下来一半，整整齐齐码在路边，跟砌墙似的。他本人蹲在旁边，拿个马扎坐着，面前摆了个纸牌子，上面歪歪扭扭写了几个字：“秸秆出售，一捆五块。”

我蹲他旁边问他：“大伯您这是做买卖呢？”

大伯指了指那堆秸秆：“小刘不是说了吗，电厂收秸秆一吨八十。咱自个儿运过去才落六十，还得搭工。我寻思着不运了，搁村口卖，谁家要谁拿走，一捆五块，我这车上一共八十捆，卖完了四百块，比电厂给得多。”

我说那要是卖不出去呢？

大伯拍了拍车斗：“卖不出去我拉回去沤肥，反正不烧了。”

我心想这老头行啊，脑子转得挺快。可一上午过去，一捆没卖出去。村里人路过都瞅一眼，没人买。也是，家家户户都有秸秆，谁花钱买这玩意儿。倒是有几个开车的停下来问能不能当柴火烧，大伯说能啊，五块一捆，人家说太贵了，集上劈柴才四块一捆，大伯说我这秸秆比劈柴好点，劈柴烧火硬，秸秆烧火软，引火正好。人家说那也不值五块，三块行不行，大伯说四块，人家扭头走了。

中午大娘来送饭，给大伯带了俩馒头一碗菜，大伯蹲马扎上吃，吃得挺香。我问他：“大伯您这买卖不行啊，半天没开张。”

大伯嚼着馒头说：“急啥，才半天。”

下午两点多，村主任李长顺开着电动车从镇上回来，看见大伯在村口摆摊，停下来问：“老根叔，您这是干啥呢？”

大伯把情况一说，李长顺乐了：“叔您这脑子好使啊。不过您这秸秆摆村口不行，镇上有规定，村口不准乱堆乱放，影响村容村貌。”

大伯说：“我这不叫乱堆乱放，我这叫统一堆放，便于管理。再说了，我这不是没卖出去吗，卖完了我就收了。”

李长顺说：“那您也不能搁这儿卖啊，村口人来人往的，万一有检查的看见了，又是事。”

大伯想了想说：“那搁哪儿？”

李长顺说：“要不搁村委会院子里？正好村里要搞个秸秆综合利用试点，您这算第一个响应的，我给您找个地儿，您摆村委会门口，我还能帮您宣传宣传。”

大伯说：“那行，但我不白搁，卖出去的得给村里提成。”

李长顺说：“提啥成啊，您这是支持村里工作，我谢谢您还来不及呢。”

大伯说：“那不行，亲兄弟明算账，卖一捆我给村里提五毛。”

李长顺乐了：“行行行，五毛就五毛，您说了算。”

于是大伯蹬着三轮车把秸秆拉村委会去了，李长顺还真在村委会大喇叭里吆喝了一嗓子：“各家各户注意了啊，刘老根同志响应秸秆禁烧号召，把自家秸秆拉到村委会门口出售，一捆五块，有需要的去看看。”

这一吆喝不要紧，来了好几个老头老太太看热闹。有人问：“老根你这秸秆能干啥？”大伯说：“能干啥？引火、沤肥、喂牲口、垫圈，啥都能干。”有人问：“五块太贵了。”大伯说：“五块还贵？你上集上买捆劈柴还得四块呢，我这秸秆比劈柴多，还比劈柴好点，五块便宜你了。”

还真卖出去了几捆。村西头老周头买了两捆，说拿回去引火用，他家灶不好烧，得拿秸秆引。村南头养牛的老赵买五捆，说垫牛圈用，冬天牛趴着暖和。大伯数着票子，五块五块的，一会儿卖了七捆，三十五块钱到手。

大伯美了，跟老周头说：“老周你看，这比烧了强吧？烧了罚三百，不烧还挣钱。”老周头说：“你那是挨了罚才不烧的，没挨罚你不也得烧？”大伯说：“那倒是，不过现在我想明白了，不烧了，以后都不烧了。”

老周头说：“你不烧你那些咋整？”

大伯说：“卖啊，卖不完就沤肥，反正不烧了。”

老周头说：“那我家的也不烧了，明儿也拉来卖。”

大伯说：“你拉来我帮你卖，卖一捆给我提五毛。”

老周头说：“你咋还收提成呢？”

大伯说：“那可不，我搁这儿蹲一天了，嗓子都喊哑了，不收提成我图啥？”

老周头说：“那行吧，五毛就五毛。”

第二天老周头真拉来了，三车斗秸秆，摞在村委会门口跟小山似的。大伯在旁边支了个摊，老周头帮他吆喝。俩人跟说相声似的，一个喊“秸秆便宜卖了啊”，另一个喊“五块一捆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村里人看着乐呵，还真有人买。一上午卖了二十多捆，大伯收了老周头十块钱提成。

这事传开之后，村东头赵寡妇也拉了一车来，村西头刘二愣子也拉了一车，村委会门口快成秸秆市场了。李长顺一看这不行啊，赶紧给镇上打电话汇报，说我们村自发形成了秸秆交易市场，要不要来采访采访。镇上宣传委员还真来了，带着摄像机，拍了半天，说回去写个报道，题目就叫《从被罚款到当老板——刘老根秸秆变形记》。

大伯对着镜头还有点紧张，把马扎往后挪了挪，说：“我这就是小打小闹，挣个烟钱。”宣传委员说大爷您这思路好，变废为宝，我们得推广。大伯说推广可以，别罚我钱了就行。宣传委员说不罚了不罚了，您这是正面典型，哪能罚钱呢。

后来镇上真搞了个秸秆收储点，就在村委会隔壁的空院子里，免费给村民堆放，电厂定期来拉，一吨给一百。大伯的那堆秸秆早卖完了，最后一算账，卖了五十多捆，挣了二百多，扣掉给村里的提成，净落二百出头。加上罚款三百，里外里亏了不到一百。

大伯说：“亏一百买个明白，值。”

我说：“大伯您这脑子要是早用上，那三百都不带亏的。”

大伯说：“那可不，我这叫吃一堑长一智。你等着，明年我地里的秸秆一根不烧，全拉去卖，能挣好几百。”

这事过去没几天，村里出了个新鲜事——刘二愣子跟赵寡妇因为抢摊位打起来了。

赵寡妇占了村委会门口靠路边的位置，人流大，好卖。刘二愣子来得晚，只能摆里头，半天没人瞅一眼。刘二愣子不干了，说赵寡妇一个娘们儿占那么大地方，赵寡妇说“你管得着吗，我比你早来半个钟头”。俩人吵着吵着就上手了，刘二愣子把赵寡妇的秸秆垛推倒了两垛，赵寡妇拿扫帚追着刘二愣子满院子跑。

大伯正好蹬三轮车过来送货，一看这架势赶紧上去拉架。大伯说：“别打了别打了，再打都上派出所！”刘二愣子说：“她占好地方！”赵寡妇说：“你来得晚你赖谁！”大伯说：“行了行了，我给你们分地方，一人一半，谁也不许抢。”

分完了地方，大伯又说：“咱得立个规矩，以后按先来后到，谁先来谁先挑，后来的别闹。闹一回取消摆摊资格，让村里撵出去。”刘二愣子说：“你说了算啊？”大伯说：“我说了不算谁说了算？这买卖是我先干起来的，规矩就得我立。”赵寡妇说：“老根说得对，我服。”刘二愣子嘟囔了两句，也服了。

打那儿以后村委会门口这个秸秆市场就正规了，大伯当了“市场管理员”，每天负责安排摊位、维持秩序、收提成。李长顺还给他发了张聘书，红纸黑字写着“秸秆交易市场义务管理员”，大伯拿相框裱起来挂家里堂屋墙上了，跟祖宗牌位并排。

我大娘说：“你挂那玩意儿干啥，丢不丢人。”大伯说：“丢啥人，这是荣誉。”我大娘说：“荣誉能当饭吃？”大伯说：“不能当饭吃，但能当酒喝。李长顺说了，年底给我评个‘秸秆禁烧先进个人’，奖二百块钱，够买四瓶二锅头。”我大娘说：“你就惦记你那二锅头。”

今年秋收的时候我回村，看见大伯在地里掰玉米，掰完了把秸秆捆得整整齐齐码在地头，跟站岗似的。我问他：“大伯您这秸秆咋不拉去卖？”

大伯说：“拉，明儿就拉。我算好了，今年种了五亩玉米，秸秆能拉两吨多，卖三百多块钱呢。比烧了强，烧了啥也没有，还挨罚。”

我说：“那您还烧不？”

大伯一瞪眼：“烧啥烧！你大伯我是那不长记性的人吗？三百块钱买一回教训就够了，还能买两回？我又不是开银行的。”

我说：“那您当初乐呵啥？”

大伯嘿嘿一笑：“我乐呵小刘那孩子实诚，还给我指了条明路。你想想，我要是不挨那三百块钱罚，我能知道秸秆还能卖钱？不知道。那我这五亩地的秸秆就白烧了，一分钱挣不着。现在好了，不光秸秆能卖钱，我还帮着村里张罗收储点的事，李长顺说给我算义务工，年底给发个奖状。”

我说：“奖状能当饭吃？”

大伯说：“不能当饭吃，但能挂墙上啊。你大娘说了，奖状挂墙上比挂年画好看。”

得，我大伯还是那个我大伯，算账永远算得让你没脾气。

前几天我回村，看见大伯骑着三轮车往收储点拉秸秆，车斗里装得冒尖，拿麻绳捆得结结实实。路过村口小卖部，赵寡妇喊他：“老根，今年卖多少钱了？”大伯刹住车，抹了把脸上的汗：“拉了两趟了，卖了一百八，地里还有一多半没拉呢。”赵寡妇说：“你今年发财了啊。”大伯说：“发啥财，挣个辛苦钱。你要是有秸秆你也拉去卖，别烧了，烧了罚钱。”赵寡妇说：“我家那点秸秆早沤肥了。”大伯说：“那也行，沤肥比卖了强，地壮。”

赵寡妇说：“你去年不是还烧呢吗？今年咋不烧了？”

大伯说：“去年罚了三百，今年再烧那不是傻子吗？”

赵寡妇说：“你去年交罚款咋还乐呵呢？”

大伯说：“我那叫战术性乐呵。我要是不乐呵，小刘能给我指路？我要是一蹦三尺高骂街，小刘扭头就走了，我秸秆照样得烧，钱照样得罚。我乐呵了，小刘心里过意不去，多跟我说了两句话，这两句话值三百。”

赵寡妇说：“你这账算得真精。”

大伯说：“那可不，你大伯我种了一辈子地，别的不会，算账还算不明白？”

我在旁边听着，心想这老头真是个妙人。别人挨罚都是垂头丧气骂骂咧咧，他倒好，挨个罚还能从里头抠出商机来。你说他聪明吧，他烧秸秆被逮个正着，哪聪明了？你说他傻吧，他转头就把秸秆卖出了花，还带着全村人一块卖，愣是把罚款亏的钱给挣回来了。

后来镇上搞秸秆禁烧表彰大会，大伯被请去当典型发言。他头一回上台讲话，底下黑压压坐了一百多号人，大伯有点慌，拿着话筒说了句：“各位领导各位乡亲，我叫刘老根，就是那个烧秸秆挨罚的。”底下哄堂大笑。大伯接着说：“我挨了罚，乐呵交了，为啥乐呵？因为我算了一笔账，烧了挨罚三百，不烧卖钱二百，里外里差五百。五百块钱够买二百斤猪肉，够我家吃仨月。我寻思我这把年纪了，脑子还算得清这个账，就交了。”

底下又笑。大伯又说：“今年我一亩地都没烧，全拉去卖了。不光我卖，我还帮着村里张罗收储点，老周头、赵寡妇、刘二愣子都跟着卖。我们村今年没着一把火，没冒一股烟，镇上没罚一分钱。我寻思这挺好，大伙儿都省心，我也省心。”

说完鞠了个躬，下台了。底下鼓掌鼓了半天，李长顺说老根叔您这发言比镇长的都好使。

大伯下台跟我说：“闺女，你说我刚才讲得咋样？”

我说：“讲得好，实话实说。”

大伯说：“那可不，你大伯我不会说虚的。对了，镇上给发了五百块钱奖金，晚上我请你吃烧烤。”

我说：“大伯您这五百块钱留着买种子吧，别乱花。”

大伯说：“种子钱我另留着呢，这五百是外财，外财不散，内财不进，必须花。”

我说：“那行吧，吃烧烤。”

晚上在镇上烧烤摊，大伯要了五十串羊肉串、十串板筋、五串鸡翅、俩烤茄子，还要了一箱啤酒。我大娘说：“你不过了？”大伯说：“今儿高兴，吃！吃完明儿接着干活。”

我跟他碰了一杯，问他：“大伯您明年还种玉米不？”

大伯说：“种啊，咋不种。”

“那秸秆还卖不？”

“卖啊，咋不卖。”

“那您还烧不？”

大伯把羊肉串往桌上一搁，瞪了我一眼：“你这孩子咋回事，老提烧秸秆的事。大伯我七十多了，挨一回罚还不够长记性的？再提这事我跟你急啊。”

我赶紧给他倒酒：“不提了不提了，吃肉吃肉。”

大伯接过酒杯，滋溜一口，又乐了：“不过话说回来，要不是那一把火，你大伯我今年能多挣好几百？所以说那三百块钱罚得值，值大发了。”

得，还是绕回来了。

吃完烧烤回家，大伯喝得有点多，走路打晃。我扶着他往家走，他一路哼着梆子戏，哼着哼着突然停下来，指着路边一块地说：“闺女你看，那块地就是我烧秸秆挨罚的地。”

我顺着他手指头看，黑灯瞎火的啥也看不清。大伯说：“那块地今年种的玉米，秸秆卖了二百多。明儿我再去拉一趟，还能卖几十。”我说：“大伯您喝多了，明儿再说。”大伯说：“我没喝多，我清醒着呢。我就是想跟你说，这人啊，别怕吃亏，吃亏是福。你看我亏了三百，挣回来好几百，还挣了个奖状，值。”

我说：“大伯您这福气也太贵了，三百块钱买的。”

大伯说：“三百块钱买福气，便宜。你上庙里烧柱香还得捐一百呢，那香烧完了啥也没有。我这三百块钱买完了，秸秆还在，还能卖钱，还能带动全村人一块挣钱。你说这福气值不值？”

我说：“值，太值了。”

大伯满意了，接着哼梆子戏，哼到家门口，大娘开门骂他：“又喝多了！明儿还得拉秸秆呢！”大伯说：“没多，就二两。”大娘说：“二两你哼一路？”大伯说：“高兴，不行啊？”

大娘拿他没办法，扶他进屋了。我站门口跟大娘说了两句话，大娘说：“你大伯今年跟变了个人似的，以前谁说都不听，非要烧秸秆，今年倒好，自己拉去卖，还管着别人不许烧。村里人说他‘刘老根当了官，管得宽’。”

我说：“那您省心了。”

大娘说：“省心啥，他天天往外跑，家里活儿全扔给我。不过也行，比在家跟我吵架强。”

我笑了半天，骑电动车回我爸那儿。路上想着大伯说的那句“吃亏是福”，觉得这老头活得真明白。别人把罚款当倒霉，他把罚款当学费；别人把秸秆当废物，他把秸秆当买卖；别人把三百块钱当损失，他把三百块钱当投资。你说他是农民吧，他比买卖人还会算账；你说他是买卖人吧，他又不贪心，挣了钱带着全村人一块挣。

第二天早上我走的时候路过村委会，看见大伯已经在收储点忙活了，帮着老周头卸车。老周头说：“老根你昨儿喝多了今天还这么早？”大伯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赶紧卸，卸完了拉下一趟。”

我喊了声大伯我走了。大伯冲我摆摆手：“走吧走吧，过年回来，大伯给你炖鸡。”

我说：“鸡先不急着炖，您先把秸秆卖完了再说。”

大伯说：“秸秆卖完了鸡也炖好了，两不耽误。”

得，我大伯就是这么个人。你跟他讲道理，他跟你算账；你跟他算账，他跟你讲感情；你跟他讲感情，他又跟你算账。绕来绕去，反正他总能把你绕进去。不过这回他绕得挺好，三百块钱罚款绕出了一个秸秆市场，绕出了全村人跟着挣钱，绕出了个“秸秆禁烧先进个人”。

这老头，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