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先讲个细节。
一九二七年四月五号，北京太平湖饭店，一场婚礼正在进行。宾客们推杯换盏，说笑声不断。席间有个人，叫杨度，五十出头，穿着体面，看着像个遗老遗少。他端着酒杯，跟旁边一个叫汪大燮的人寒暄。
汪大燮当时在外交部做事，喝了几杯，嘴就松了。他跟杨度说了一件事：张作霖要对共产党动手了。说要派兵进东交民巷，抓躲在苏联使馆里的那帮人。
杨度听完，脸上没变，心里翻了个个儿。他找了个借口，中途退席，匆匆走了。
回到家，屋里一屋子客人。其中有一个，叫胡鄂公，是李大钊那边的人。杨度急得不行，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什么都不能说。他只能熬着，一杯一杯地赔茶，等客人一个个走。好不容易等到只剩胡鄂公了，杨度才把门一关，说了那句话：快走，张作霖要动手了。
同一天晚上，杨度又派大儿子杨公庶，连夜跑到章士钊家里，让章士钊赶紧通知李大钊，别在东交民巷待了，换个地方。
消息传到了。
李大钊没走。
杨度这个人，到底算哪头的
要理解这事儿为什么邪乎，得先搞清楚杨度是谁。
杨度，湖南湘潭人，字皙子。这人在民国初年名气大得很，写过一首《湖南少年歌》，里头有一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传遍大江南北。他当过袁世凯的幕僚，是“筹安会”六君子之首，帮袁世凯张罗过称帝。后来帝制失败，杨度名声臭了，被人骂成“帝制余孽”。
可这人有个特点：一辈子都在找“对的路”。保皇、君主立宪、共和、最后信了共产主义。他走了一辈子弯路，可越走越明白。
一九二二年，杨度在上海见到了孙中山，后来又认识了李大钊。李大钊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记了一辈子：“海上的雾越浓，越需要灯塔指引。你望见那光，就不会迷航了。”
从那以后，杨度就开始替共产党做事。他利用自己跟北洋政府上层人物的关系，帮着打听消息，传递情报。一个“帝制余孽”，成了中共的暗线。
一九二七年春天，北京的形势已经很紧张了。张作霖进了关，当了“安国军总司令”，整天喊着“反赤”。李大钊带着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的人，躲进了东交民巷苏联使馆的旧俄国兵营里。
按当时的规矩，东交民巷是使馆区，中国军警不能进去。李大钊觉得那地方安全。可杨度不这么想。
那场婚礼上的闲话
四月五号那场婚礼，杨度本来不想去。熊希龄嫁女儿，请了他，不去不合适。他去了，坐那儿喝茶，听旁边人聊天。
汪大燮凑过来，压低声音跟他说了几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