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4月13日,南京宪兵司令部的刑场上,站着四个人。
他们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了。竹针扎过指甲缝,老虎凳坐过,辣椒水灌过,能用的刑都用了,但这四个人嘴里没有吐出一个字。狱友后来回忆,孟华庭长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高鼻梁宽肩膀,看守所里的人都喜欢他,只有特务恨他。
那天下午四点,他们被押上汽车。前一天晚上,孟华庭塞给同号子的狱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句话:
“为了子子孙孙的幸福,我们尝尽人间辛苦。我们唯一的心愿是,你们要走正确的道路,斗争必须继续,这是我们唯一的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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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人被处决的方式,历史记录用了两个字:绞杀。
他们的名字是邝惠安、赵轩、孟华庭、祝金明。他们是中央特科行动科——也就是上海滩上让人闻风丧胆的“红队”——最后一批核心骨干。
而把他们送上刑场的,是一个曾经和他们走在同一条路上的人。
这个人叫苏成德。他比那四个人多活了十二年。
一个从莫斯科回来的“老资格”
苏成德这个人,起点其实很高。
1900年,他出生在山东济宁。年轻时候在济南谋生,结识了王尽美、邓恩铭——这两个名字在中共早期历史上分量很重。1922年他就入了青年团,1925年正式入党。那一年,他在青岛大康纱厂当援纱工师,被推举为罢工总指挥,带着工人们跟日本厂主硬扛了二十多天。
后来他被派到苏联,进了莫斯科中山大学。这所学校在当时的革命者眼里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拿到了通往权力核心的入场券。更别提他还以旁听代表的身份,列席了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
1931年,苏成德从苏联回国已经两年了。组织把他调到了上海,安排在中央特科工作。
按理说,特科是周恩来亲手抓的机构,能进去的人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的。苏成德有留苏背景,有工运经验,有建党初期的资历,放在哪儿都算得上“老革命”。
但苏成德自己不这么想。
他从苏联回来之后,心里一直憋着一股火。他发现那些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大多安排在党中央的核心岗位上,而他呢?先是被扔到蚌埠搞铁路工运,又被调到上海互济会闸北法南区总会,干的都是基层的活儿。
苏成德的不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从莫斯科学习回来的人,都在中央工作,而我却在最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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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听起来像是抱怨待遇,但底下藏着的是一层更冷的东西——他觉得亏了。地下工作的危险他受不了,清苦的日子他熬不住,眼看着别人在“上面”,自己在“下面”,心里的天平开始歪了。
这时候,有一个人出现了。他的亲弟弟,苏成修,在国民党那边当特务。
弟弟来劝他。具体说了什么,史料没有记载。但结果很清楚:1932年下半年,苏成德去了南京,投靠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也就是中统的前身。
他带去的“见面礼”,是一份名单。上海、南京等地中共秘密组织的情报,他肚子里装了多少,就吐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