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闻有命、不敢以告人——孔子策划‘隳三都’、侯犯一怒据郈邑

周敬王二十二年（前498年），为削弱长期把持鲁国国政的‘三桓’势力（即季氏、孟氏又名仲孙氏、叔孙氏这三家出自鲁桓公后裔的贵族世卿），将大权收回到鲁国公室手中，‘暂摄鲁国相事’的孔子向国君鲁定公进言说：

“依照礼制，臣子的家中不能收藏武器，大夫的封邑不能筑起高一丈、长三百丈的城墙。现在国家无事，而季氏、孟氏、叔孙氏各自的封邑费邑（季氏）、郕邑（孟氏）、郈邑（叔孙氏）都超出了礼制规格，请将这三座城池建筑规模中逾制的部分予以拆除，以符合制度。”

鲁定公本人当然想削弱长期把持国政的三桓、将鲁国军政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前任鲁侯、鲁定公的兄长鲁昭公，就是因政治斗争失败而被季氏家主季孙意如给赶出鲁国，最后在流亡生涯中去世的），而孔子的建议正合他的心意。

于是鲁定公同意了孔子的意见，下令拆毁三桓各自的封邑首城：费邑、郕邑、郈邑城墙高度和长度超过礼制规定的部分，这就是孔子整个政治生涯中，最著名的‘隳三都’事件。

（隳读作‘毁’的时候是毁坏意思，读惰的时候是懒惰的意思，孔子主持‘隳三都’时，隳读作‘毁’，就是要将三桓的首城都给毁去，以消灭他们对鲁国公室的威胁。）

虽然孔子主持‘隳三都’是为了削弱打击三桓势力，提高增强鲁国公室的地位，但让人感到意外的——三桓如今的的家主们：季孙斯、孟孙何忌、叔孙州仇却对这件事并不十分反对，甚至表示可以有条件支持，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让三桓家主都有条件同意‘隳三都’的背后原因是——季氏、孟氏和叔孙氏的家主们在经历了家族几代人的国政参与执政后，大多会住在国都曲阜以便控制朝政，而三桓的重要家臣（家宰、邑宰）们则依仗‘三桓’的庞大权势，趁着代理家主治理各自封邑（费邑、郕邑、郈邑）的时候，将自己的私人势力在封邑中发展起来。

最后邑宰们的实力居然到了能够威胁三桓家主的地步，不同程度地掌握着三桓的实际权力，而三桓家主们逐渐也像国君鲁侯一样，有了被家臣架空为‘傀儡’的趋势；所以孔子提出‘隳三都’时，三桓现任家主季孙斯、孟孙何忌、叔孙州仇三人觉得这个计划其实是打击了实际掌握各自封邑邑宰家臣们的实力，对自己来说还有可能会因此获得家族内部的利益控制权，那何乐不为呢。

所以，三桓家主们才‘有条件’地同意了孔子‘隳三都’的计划（当然，这也要看计划执行到哪一步，如果三桓家主自身的利益也在计划执行中受损了，那么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改变立场态度，将这个计划坚决阻止、使其半途而废）。

之前的文章中介绍过，早在周景王八年（前530年）的时候（本年孔子才刚满二十二岁），季氏家臣南蒯就曾经因为权力欲望膨胀而占据了季氏首城费邑，发动了家族内部的叛乱，后来季氏历经数年才将南蒯赶跑，收回了费邑。

而鲁国刚结束不久的‘阳虎之乱’，更是将家臣篡夺家族权力、视家主为傀儡、更进一步掌握国家大权的‘以下臣犯主上’状态发挥到了巅峰，季氏家臣阳虎几乎弑杀了家主季孙斯，成功夺取鲁国的控制权。

虽然之后阳虎在三桓的联手反击下还是失败了，但他的所作所为实在是让三桓家主们胆战心惊，生怕会有后来人有样学样，再次发起家族内部的夺权行动，最后架空家主、掌握实际大权。

另外，就在孔子成功参与主持‘夹谷之盟’，使鲁国外部环境得到一个暂时的安定局面，准备执策划执行‘隳三都’计划的周敬王二十年（前500年），鲁国三桓之一叔孙氏的家臣、郈邑马正侯犯也曾因与家主叔孙州仇爆发矛盾，悍然占据了坚固的郈邑，背叛了叔孙氏。那么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又是怎样的呢？

当年，鲁国叔孙氏前任家主叔孙不敢（叔孙成子）在选择叔孙氏宗子的时候，想要立儿子中比较有才干的叔孙州仇（即叔孙武叔）为继承人，但叔孙氏小宗成员、重要家臣公若藐坚决反对，还劝谏叔孙不敢说：

“立州仇（为叔孙氏宗子）是不行的！”

可叔孙不敢还是立了叔孙州仇为继承人。

周敬王十五年（前505年），鲁国三桓之二的季孙意如、叔孙不敢先后去世，季氏家臣阳虎趁机先掌握了季氏大权，后又以季氏为依托而实际控制了鲁国的国政；在此期间，叔孙州仇也继承了叔孙氏家主之位。

叔孙州仇成为叔孙氏新家主后，对当初阻止自己成为叔孙氏宗子的公若藐怀恨在心，于是暗地里指使党羽公南派人去暗杀公若藐，但没有成功。之后叔孙州仇让公南做叔孙氏的马正（负责马匹管理的官员），而让公若藐去做郈地（叔孙氏封地首城）的邑宰，准备将公若藐调离叔孙氏权力中心后再对其下手。

周敬王二十年（前500年），鲁国阳虎之乱已经平定两年，叔孙州仇也逐渐将叔孙氏家族的大权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可以说‘大局已定’；于是，还没忘记当年与公若藐过节的叔孙州仇就暗地里指派郈邑的马正（管理马匹的官员）侯犯寻找机会，将担任郈邑宰的公若藐给暗杀了，以解心头之恨。

但公若藐在管理郈邑的这四五年中，奉公守法、廉洁严明，很得郈邑官吏百姓的人心，侯犯身为公若藐的直接下属，对这个上司的人品很是钦佩，根本就不想接受家主的无礼命令去暗杀他，因此叔孙州仇要杀死公若藐的阴谋未能实现。但身为叔孙氏家臣，侯犯也保持了对家主叔孙州仇的尊重和敬畏，并没有将这个消息告诉给公若藐。

侯犯不肯按照自己的命令行事、暗杀公若藐，这使得叔孙州仇既愤怒又苦恼，一时间无从下手；此时，侯犯属下有一个‘圉人’（养马的马夫）得知家主想要杀死公若藐，却被上司（马正）侯犯拒绝时，为了出头获利便主动跑去为叔孙州仇献计说：

“请让我带着您‘赐予’的剑故意从朝堂上经过，公若藐见到了必定会问我这是谁的剑，我就告诉他说是您赐给的剑，他必定会请求观看这把剑。到时候我假装不懂礼节，把剑尖冲着他递过去，就可以顺势杀了他了！”

见小小一个圉人居然有这份勇心和‘忠心’，叔孙州仇大喜之下就立即赐给了他一把宝剑，让他按计划行事，除掉公若藐。

圉人拿到宝剑后就立马去见公若藐，可之后的事情却没按这个圉人之前设想好的情况来发展——见到圉人拿着宝剑来见自己，公若藐马上就明白了，便大声斥责质问圉人说：

“你这是干什么！难道要把我当吴王僚吗！？”

当年专诸冒充庖人用鱼肠剑刺杀吴王僚的事，在各诸侯国早就传遍了，公若藐自然也清楚得很；现在叔孙州仇和这个圉人还想故技重施，那也太落伍了吧！

可既然筹划的阴谋已经败露了，圉人为了在叔孙氏内部获得出头的机会，也就不管那许多了，拔出宝剑当场将公若藐给杀死，总算完成了家主（叔孙州仇）交待的任务。

公若藐的死让一向敬重他的侯犯伤心不已，并且对家主叔孙州仇十分痛恨，于是怒火万丈的侯犯立刻占据了郈邑，反抗不得人心、嫉贤妒能的叔孙州仇。

得知侯犯占据郈邑作乱后，叔孙州仇联合了孟孙何忌一起前往郈邑平叛。但叔孙氏和孟氏的私兵居然攻不下一个小小的郈邑；无奈之下叔孙州仇向齐景公求助，想联合齐国军队一起围攻郈邑。但侯犯率郈邑人顽强抵抗，坚守城池，让叔孙州仇无计可施。

无可奈何的叔孙州仇只得私下找到郈邑工师（掌管工匠的叔孙氏家臣）驷赤，对他请求说：

“现在郈邑不光是叔孙氏一族的忧虑，更是鲁国的社稷之患了，您觉得接下来该怎么办才好？”

驷赤则只回了叔孙州仇一句话：

“下臣的事，在‘扬之水’末章四句！”

‘扬之水’是《诗经·国风·唐风》中的一章，末章的四句中有‘我闻有命，不敢以告人’词句。驷赤这是对叔孙州仇承诺自己可以为叔孙氏效力、解决侯犯这个难题，但事先不敢告诉任何人计划如何。而心领神会的叔孙州仇激动之下不顾礼仪尊卑，居然以家主身份对家臣驷赤行了稽首的大礼！

此后驷赤主动找到侯犯对他建议说：

“郈邑在齐鲁两国的边境上，如果您不选择一位君主来侍奉，必定无法长久在这里待下去，何不主动向齐国请求侍奉而管理郈邑的百姓呢。要不然的话，时间长了恐怕会有人生变啊。”

驷赤的话侯犯深以为然，立刻派人联系齐国，准备改换门庭侍奉齐景公。而在齐国的使者到达郈邑后，驷赤再四处宣扬说：

“侯犯要把郈邑交给齐国统治，那时候齐国就会迁走郈邑的百姓，迁入齐人。”

当时齐国的田赋低于鲁国，因此郈邑人对侍奉齐国并不是不可接受，可要迁离故土这就万万不能了，因此郈邑百姓在齐国使者抵达后（驷赤煽动后）群情激愤、怨气冲天，将矛头转向了提出此事的侯犯。

这时驷赤再劝侯犯说：

“看来大家不能与你同心了，或许有变乱的可能；。与其就这样死在郈邑，不如把郈邑与齐国其他城邑做一个交换；这样您既能到齐国其他城邑去，又能躲过眼前的灾祸，何必在这里死撑呢？但您还是先在家门口多准备一些皮甲，以防意外发生！”

侯犯为了脱困，立刻按驷赤所说的照办，马上派人再次去齐国献上郈邑的土地册书，请求以郈邑交换齐国其他城邑。齐景公收下册书后，就派人前来郈邑勘查土地，准备换地。

齐国使者快到郈邑时，驷赤私下派人四处散布谣言说：

“齐国军队就要来了，他们要把我们郈邑人都赶出去！”

郈邑人听了驷赤的话后大怒，马上聚集起来赶往侯犯的家中，抢了侯犯摆在家门口的皮甲穿上，围在侯犯的家门口要对付他。这时驷赤站在了侯犯的身边假装保护他，并且拉开弓要射围堵侯犯的郈邑百姓。

侯犯不想与郈邑百姓为敌，所以立刻制止了驷赤的搭弓行为，然后向众人请求允许自己出逃；郈邑人见他要流亡出外，不再交换郈邑了，也不为难他，同意让他离开郈邑。

驷赤还是与侯犯一起行动，准备与他一起前往齐国宿邑（今山东东平）流亡；在他们走到郈邑的郭门时，守门的郈人（驷赤党羽）突然把他们拦下说：

“你们要流亡，不能带着叔孙氏的皮甲出逃，以免将来上头责怪下来，我们会因此领受死罪。”

驷赤假装反驳说叔孙氏的皮甲有标识，我们不敢带出来，但守门的郈人一直纠缠不清，就是不让两人走；无奈之下侯犯只得让驷赤留下来跟郈邑人一起清点皮甲数量，自己先去齐国了。

等侯犯刚一走，驷赤立刻让人打开郈邑的城门，将叔孙氏和孟氏的私兵放了进来。郈邑就这样回到了叔孙氏的手中。

此后听到郈邑再度归于叔孙氏的消息后，齐景公不得不将之前侯犯送来的土地户籍册等送还给了鲁国（叔孙氏）。至此侯犯占据郈邑作乱之事终于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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