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我大伯走了。
不是生病。是上吊。就在他自家后院那棵老槐树上，一根尼龙绳，打了个死结。公安来了，法医也来了，拍了照，问了话，最后定性：自杀。
可我们全家人心里都明镜似的——逼死他的，是他48岁的亲闺女，我堂姐。
大伯这辈子不容易。年轻时在轧花厂扛包，一袋一百多斤，腰压弯了，攒下钱盖了那院房子。我大娘走得早，肝癌，从查出到人没就三个月。那年堂姐才十五，大伯又当爹又当妈，供她念完中专，又托人给她安排进供销社。后来供销社散了，堂姐下岗，大伯把棺材本掏出来给她盘了个小卖部。
堂姐结婚晚，三十五才嫁，嫁了个跑大货的，常年不在家。生了孩子，干脆搬回大伯院里住。那会儿大伯还乐呵呵跟我们说：“回来好，热闹。”
热闹了没两年，姑爷跑车出了事，追尾，人当场就没了。堂姐把货车卖了，赔了人家钱，手里剩不下啥。大伯又把工资卡给了她，说：“爸花不着啥钱，你拿着，给孩子交学费。”
那时候堂姐还知道说句软话。后来就变了。先是嫌大伯吃饭吧唧嘴，后来嫌他上厕所味儿大，再后来嫌他活着就是个拖累。院里架了道铁栅栏，把大伯那间屋和正房隔开，留了个小铁门，晚上上锁。大伯跟我说过一回，说夜里想喝口水，门锁着，喊了半天没人应。
我去找堂姐理论。她叉着腰站院当中：“你问他，他夜里折腾不折腾？一晚上起四五回，我第二天还上不上班？孩子还上不上学？你站着说话不腰疼，要不你接走？”
我气得哆嗦，可大伯不让接。他说：“我哪儿也不去，死也死这院里。”
去年冬天最冷那几天，大伯屋里暖气被关了。我去看他，见他裹着军大衣坐床上，嘴唇都紫了。我摸了一把暖气片，冰凉。堂姐在正屋开着电暖器，穿个秋衣吃橘子。我说姐你这太过分了。她把橘子皮往地上一摔：“交暖气费了？一个月好几百，你给啊？”
我把大伯接我家住了半个月。送回去那天，堂姐把门堵着不让进，说：“既然你养得好，你养着呗，送回来干啥？”大伯站在门口，佝偻着腰，一句话不说。最后是我硬推开门把大伯送进去的。
打那以后，大伯话越来越少。以前还爱去村口看人下棋，后来不去了，见人也不爱打招呼。邻居说他老一个人坐院里，盯着那棵槐树发愣。有人问他想啥呢，他就说：“这树啊，还是我跟你大娘结婚那年栽的。”
出事那天是礼拜三。堂姐跟人说大伯夜里又折腾，她骂了几句，说你再这样我不管你了，你爱咋咋。大伯没吭声。早上堂姐送孩子上学，回来发现院门从里头插着，喊也没人应。翻墙进去，人已经挂在树上了。
绳子是我大伯自己买的。尼龙绳，十二块钱，村口五金店有监控，拍得清清楚楚。凳子倒在地上，旁边还搁着半根没抽完的烟。
出殡那天堂姐哭得震天响，一口一个“爸你咋这么狠心”。我站在人群后头，看着大伯的遗像，他笑得挺憨，跟活着时候一个样。
头七那天我去烧纸。堂姐正收拾大伯那屋，在门后头发现个塑料袋，里头装着大伯的工资卡、存折，还有张纸条。纸条上歪歪扭扭写着：“卡里还有三万七，给妮儿（我侄女）上大学用。房子留给芳（堂姐），别卖。我死了你们都清静。”
堂姐蹲在地上嗷嗷哭。我扭头走了。
昨天听说堂姐把房子挂中介了。标价六十八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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