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养老社区做田野两年，我看见了老去的另一种方式

2012年，传播甚广的地球末日没有到来，我们家的“末日”却先行一步降临。年中，姥姥中风偏瘫，失去行动能力，生活无法自理。如何照顾76岁的姥姥和80岁的姥爷，霎时成为全家亟待解决的难题。老人的五个子女，或是要照顾孙辈，或是仍需工作谋生。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长子的大舅提出由子女们凑钱送老人去养老院安度晚年。没承想，这个提议遭到了二老的断然拒绝。姥姥在一旁抹眼泪，姥爷则放话说，如果要他们去养老院，他就一头撞死算了。后来，我妈妈成为老人的全职照护者，一直照顾姥姥直到她2020年去世，如今仍在照顾已经90多岁的姥爷。

哈佛大学凯博文教授在《照护》一书中写道：“照护是一种道义互惠的过程。” 照护，尤其是长期照护，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与人之间情感和责任的重要体现。在一定程度上，被照护者的存在本身对照护者来说就是莫大的慰藉。可是，从我妈妈多年的照护经历中，我看到了故事的另一面。照护老人让她过早结束了职业生涯，给她带来持续的身体劳累和精神疲惫。目睹她作为照护者在身心上的双重挣扎，我不止一次想问，姥姥姥爷为什么如此排斥养老院？是出于经济顾虑吗？是担心被邻居说子女不孝吗？是人对离开熟悉环境的本能恐惧吗？还是因为养老院天然就与“失能”、“无用”、“等待死亡”等标签联系在一起？这些始终没有问出口的困惑，随着姥姥病情的不断加重和姥爷持续的情绪问题，一同埋入了我的心底。

带着这样的疑问与好奇，我将博士研究的田野地点选在了美国一家持续照料退休社区（CCRC, Continuing Care Retirement Community）。从2023年起，我以学生、观察者和志愿者等身份进入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并在这一社区（以下使用化名“福谷社区”）开展了为期两年的田野研究。在此期间，我得以近距离了解养老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也积累了会议录像、访谈录音、活动照片和田野笔记等丰富材料，试图理解老人们如何面对身体的变化，在日常生活中与他人互动、参与共同体生活，并在相互依赖与生命告别中重新理解自己与晚年。

养老社区中的日常：谁来决定晚年怎样生活？

作为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之外的第三种养老模式，机构养老本身也有很多不同形态。虽然人们习惯将其统称为“养老院”，但根据举办主体、服务对象以及照护程度的差异，养老机构可以包括面向低收入老人的老年福利院和敬老院、面向自理或半自理老人的退休社区和老年公寓、以及面向失能、半失能老人提供长期医疗与生活照护的护理机构等。近年来，还出现了进一步整合养老、医疗与专业护理的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持续照料退休社区（Continuing Care Retirement Community，CCRC）便属于其中一种。它通常为入住老人提供从独立生活（independent living）、协助生活（assisted living）到专业护理（long-term care）的一条龙服务。在我们的交流中，多位老人都提到这种连续性的照护是他们选择入住福谷社区的重要考量。 它不仅避免了老人身体状况变化后再次寻找照护机构的麻烦，也方便伴侣继续就近照顾，并有助于维持原有的社交关系，尽可能减少因搬迁和身体衰退带来的社会隔离（Ayalon, 2020）。当然，我们必须承认的是，能够入住持续照料退休社区，本身就意味着拥有一定的经济条件；我接触到的居民也大多受过良好教育，自己或者伴侣在退休前拥有较为体面的工作。美国同样存在贫困老人、养老资源分配不均和长期照护费用高昂等问题。因此，这篇文章并不是要把一个社区作为美国养老模式的典型案例进行推广，而是希望以它为入口，探讨老年生活还可能以怎样的方式展开。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接近七成的60岁及以上老年人需要承担照顾孙辈的责任（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2024）。相较而言，美国劳工部的数据则显示，美国老年人在退休后只有约三成定期为孙辈提供各种形式支持（U.S. Department of Labor，2022）。这种差异当然与中美两国的文化传统、经济条件、年轻父母的工作压力和育儿观念等多种因素有关。但它也意味着对于不少中国老人而言，退休后的日常生活仍然围绕着子女和孙辈进行；而在福谷社区，我看到的则是一种更多以社区为单位展开的晚年生活。自1990年创办以来，居住在这里的老人根据自身的兴趣和需求，先后成立了七十多个兴趣小组、俱乐部和社团如“手工制作小组”、“麻将俱乐部”和“大巴短途旅行团”，也成立了十余个负责专门事务的委员会，如“公益筹款委员会”。此外，社区还会定期举行正式与非正式的会议，讨论与居民生活有关的重要事项，鼓励老人参与共同决策，也借此维系邻里关系。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会议的组织者和主要参与者都是老人。机构管理者更多负责维持社区的整体运营，比如市场推广、人员雇佣和照护资源配置等，并不会对居民的生活起居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管理。老年生活的主体，自始至终都是老人。

笔者在养老社区义卖活动中做志愿者，工作间隙与“同事”合影。义卖活动每年举办两次，面向全镇居民开放。二手物品的收集、分类、标价、摆放和售卖均由数十位老人自愿分工完成，所得款项全部用于支持社区老人的日常文化与娱乐活动。（摄于2024年10月）

作为一家非营利（non-profit）性质的社区，福谷社区与营利性（for-profit）养老社区的最大区别在于资金的使用以及决策权的分配。扣除人力开支和运营成本之后，养老社区的剩余资金大都用于提升老人的生活品质，比如扩建健身房、邀请乐队演出、或为经济困难的老人提供临时支持，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老人对社区的归属感。同时，一个社区的稳定运行涉及大量日常事务的决策。福谷社区每月月末都会举行居民议事会议，由社区管理团队和A至K各居民区的代表共同参加。代表们会提前收集所在区域居民的意见，再带到议事会上讨论。大到是否修建游泳馆，小到如何处理兔子进入居民阳台啃食花草，都是会议上可能出现的话题。通过这些居民代表，300多户住户得以参与社区治理和决策，也更容易产生“这是我们自己的社区”的感受。换言之，在接受养老服务之外，居民也在相当程度上参与决定这里应该如何运转。对于自己的晚年生活，他们仍然拥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权和决策权。这也正是社会科学中所谓的“能动性”（agency）（Ahearn, 1999）。

不过，自主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以同一种方式生活。恰恰相反，当一群有着不同经历和性格的人长期生活在一起，“我们是谁”便成了一个不断需要协商的问题。

住在一起之后：谁是“我们”？谁是“他们”？

提到养老机构的选择，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地理位置、价格、服务设施、饮食等“硬性”条件，却较少考虑到机构文化与价值取向这些“软性”特质。福谷社区所在的宾夕法尼亚州地处美国东北部，入住这里的老人多为宾夕法尼亚州本地人，也有一些来自邻近的新泽西州和马里兰州，还有少数老人从遥远的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等搬来，以便离子女更近。来自不同地方的老人带着各自的经历、性格与观念成为邻居，长期相处之后，彼此之间的差异也渐渐显露出来。其中，政治立场是最容易引发分歧的话题之一。

长期以来，宾夕法尼亚州都是美国总统选举中的关键摇摆州（swing state），两党支持者之间的竞争十分接近。与此同时，美国近年的调查显示，年龄较大的选民整体上比年轻选民更倾向共和党，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选民则相对更倾向民主党。福谷社区临近一座大学，居民的教育程度也普遍较高。在我的田野调查期间，社区内部约有七成居民认同或支持民主党阵营，这使得福谷形成了较为鲜明的政治文化。为了避免政见不同引发邻里摩擦，社区规定不能在公共可见区域摆放明显表达政治倾向的物品。这意味着门前草坪、窗户以及私家车外侧等通常用于展示政治立场的地方，都不能悬挂旗帜或张贴标识。不过，老人们也有自己的应对办法。他们会在门把手、猫眼周围等“犄角旮旯”的地方留下小小的政治标识，践行着“岂能因声音微小而不呐喊”的原则。随着2024年总统大选临近，有时候连这种表面的平和也难以维持。在访谈中，有老人告诉我，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支持者不仅不会坐在食堂里的同一张桌子吃饭，有时还会尝试说服立场尚不明确的居民坐到自己这一桌。于是，一张普通的餐桌也超出了原本的物理功能，成为划分群体边界、表达政治认同的符号资源（Mondada et al., 2017）。

从这个意义上讲，养老社区不仅具有功能属性，也带有很强的身份认同意味。正如Gilleard和Higgs（2014）指出的，选择怎样的养老社区，本身就是一种“决定身份的消费”（identity-determining consumption），它体现了老人认同怎样的价值观，如何理解自己，以及希望以怎样的形象被他人认识。与此同时，尤其是对于刚刚入住的老人而言，社区文化也会形成一套不成文的隐性期待。成为养老社区的住户（resident），意味着在法律和管理意义上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但成为住户，并不等于自动成为了共同体的一员（member of the community）。后者往往还意味着一定程度的社区参与、关系建立和对共同生活规范的适应。老人带着一生积累的经历和价值取向进入养老社区，并常常将这里视为人生最后一个长期生活的地方，他们既受到现有社区文化的影响，也通过自己的参与不断塑造着社区文化。

共同生活带来的并不只有公共意义上的“我们”。当人与人的距离足够近，政治立场、社交礼仪和生活习惯之外，更私密的关系也会进入彼此的视野。

亲密关系：养老社区里的爱与挣扎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年岁渐长，对陪伴的渴望往往会愈发强烈。住在养老社区中的老人难以频繁与子女相见，日常陪伴的主要来源往往是伴侣或社区中的其他老人。无论是以单身状态进入养老社区，还是入住之后经历丧偶，在人生的迟暮之年，老人依然有机会建立一段新的亲密关系。前段时间，网友热议年轻人对伴侣的不同称呼，“老公/老婆”、“伴侣”、“爱人”、“队友”、“室友”，似乎都有着不同的意味，直指彼此关系的亲疏远近和相处方式。有意思的是，这些在年轻人看来颇为重要的“名分”，在一些老人眼里却未必那么重要。83岁的Susan在访谈中讲述日常生活时，多次提到自己会照顾89岁的邻居Tom，比如送他去隔壁县看牙医或者开车带他去理发。因为她在访谈中始终称Tom为“朋友”（friend），我一度以为他们只是相处融洽的邻居。直到后来的一次活动中，Susan推着Tom的轮椅出现，又亲昵地低头替他擦去嘴角的口水，我才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只是“好邻居”那么简单。

名分不那么重要，并不意味着老人不在乎他人的目光。78岁的Lynn在丈夫去世后独自搬进养老社区，不久后与一位在麻将俱乐部认识的老年男性开始交往。Lynn回忆，因为自己非常看重隐私，两人进行了长达八个月的“秘密约会”，交往期间几乎从未同时出现在集体社交场合。这段关系最终因性格不合而和平结束。让Lynn感到吃惊的是，分手后不久，邻居老太便问起她和那位男士之间发生了什么。Lynn反问对方是怎么知道这段关系的，邻居却回答说，大家其实早就知道，因为养老社区里“没有秘密”。另一位76岁的John性格腼腆，自认为并不具备传统意义上富有吸引力的男性气质。在鼓足勇气约社区里的单身女性见面却接连碰壁两次之后，他再也不愿尝试第三次。后来，他养了两只猫做伴，索性安心做起了“单身无孩爱猫男”。

与单身入住或在搬入社区之前已经丧偶的老人不同，还有一部分居民是夫妻共同搬进来的。虽然每对夫妻的相处方式各不相同，但根据我的观察，老年女性往往更积极地参与社区活动、维系邻里关系，而一些老年男性的社交圈则更多围绕妻子展开。但是，这一平衡可能会随着妻子的生病甚至离世而被打破。既往研究标明，老年男性在失去伴侣之后，往往更容易出现社交动力减退的情况，也较少主动向外界寻求支持，老年男性的孤独问题因此尤其值得关注（Niino et al., 2025)。82岁的Will是附近一所大学的退休教授，耳聪目明，面对我的大多数问题都侃侃而谈，唯独当我问到关于其妻子的问题时三缄其口。他告诉我，妻子两年前患上阿尔茨海默病，目前住在养老社区的记忆照护中心，他每天都会过去陪伴和照顾。可当我进一步追问，他具体需要承担哪些照料工作，以及妻子患病前后他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时，他面露难色，随后只说了一句：“我不愿意谈论这件事。”（“I’d rather not talk about it.”）。长期照护本就可能带来经济、体力与精神上的多重压力，而对于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伴侣而言，照护还意味着目睹一个熟悉的人逐渐变得陌生，个中滋味不言自明。

最后的告别，以及留下来的人

孩子聚集的地方，成长永远是主旋律；而在老人生活的社区，告别则不可避免。出于各种顾虑，年轻子女很少主动与年迈父母谈论死亡；但对于走到人生后段的老年人来说，“死亡”未必是一个需要刻意避讳的话题。事实上，有些老人不仅不避讳，反而会很早开始为死亡做准备。86岁的Emily住在独立生活区，年长她三岁的老伴早在几年前便住进了社区的专业照护区。Emily年轻的时候做过很多工作，直到几年前还在从事与女性议题相关的研究，后来因为严重的糖尿病并发症才不得不停下来。谈到疾病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时，Emily从书柜里拿出一张纸，铺在地上给我看。纸上密密麻麻写着许多名字，都是在她生命不同阶段、不同场合中对她而言重要的人。按照她的设想，在她去世之后，家人需要依次通知名单上的这些人。她把这张纸称作自己设计的“死亡通知书”。对于Emily来说，这份名单就像是她对自己一生关系网络的一次整理，背后折射出的是她积极面对无常、主动拥抱未知的超然人生态度。

Emily的“死亡通知书”，以她的名字为圆心，延展出了八条不同颜色的线，分别对应了她在不同场合、不同时期遇到的重要的人。访谈临近结束时，她说也要把我的名字加进去（摄于2025年1月）

如果说Emily作为个例未必具有代表性，那么社区为去世老人安排的告别活动则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体现了对生命终结的正视。和许多养老机构一样，福谷社区的布告栏上会张贴各种重要通知，其中一类便是讣告。根据逝者本人或家属的意愿，社区通常会以两种方式纪念他们。一种是举办小型纪念会，想来做最后告别的居民可以前来参加；另一种是不举行仪式，而由家属提供联系方式，社区居民可以自行寄送慰问信。我曾在和社区负责人闲聊时问她，为什么选择公开刊登讣告，难道不会担心这让其他老人感到难过甚至恐慌吗？她回答说：“作为一个社区，我们选择共同面对。”（“As a community, we face it together.”）事实上，在我的访谈中，不止一位老人提到，每次路过布告栏时都害怕看到熟悉的名字，但也有老人把这种反复面对死亡的过程称为一种“死亡演练”。死亡因此不再只是一个遥远而抽象的终点，而逐渐成为可以被谈论、被准备，也被共同承受的生命经验。在这里，生命的终结不是悄无声息的，生命的落幕是一场安静的陪伴。

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写道：“ 但是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辉之时。” 生命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与这个世界的一切联系都会随之中断。有些故事会在人与人的往来中继续流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也曾参与过这样一次生命故事的传递。2024年底，我访谈了86岁的Mary。她在丈夫去世后不久搬进福谷社区，至今已有十七年，算得上社区里的“资深住户”。Mary对中国很感兴趣，从独生子女政策到美国政治变化可能如何影响中美关系，我们在11月的一个午后聊了三个多小时。其中大约一半时间围绕我的访谈问题展开，另一半则只是随意闲聊。一周后，我在信箱里收到Mary寄来的一封信和一张手绘明信片。她在信中写道，自己很享受那天下午的谈话，还分享了每天睡前会念的一段祷告词，希望把这种平静的力量传递给我，并感谢我在那个冬天给她带来的温暖。短短九个月之后，我得知了Mary去世的消息。她唯一的女儿住在华盛顿，最终选择不为母亲举行告别仪式（可以理解，Mary是一个很低调的人）。于是，我拿出录音机，花了一个下午重新回顾我们之间那场漫长的谈话，把记忆中的片段一点点拾起来，写成一封慰问信寄给她的女儿。在信的最后，我把Mary曾经与我分享的那段睡前祷告词重新抄写了一遍。或许，这也是一种生命故事的传递吧。

慰问信部分内容（摄于2025年8月）

当整个世界一同老去

对于老年人来说，保持健康的身体与精神状态，参与社会活动，维持独立自主当然重要，这也是“积极老龄化”（active aging）和“成功老龄化”（successful aging）理论视角长期影响老年研究的重要原因。可是，如果一种理想的老年状态始终以健康、独立、活跃作为衡量标准，那么我们不禁开始思考，当一个人最终无法避免地开始失去这些能力时，他是不是就变成了一个“不成功”的老人？我们会把它称作“失败”的老人吗？事实上，在养老社区中，“变老”的不止有老人。花园、道路、社区设施需要维护；原有的社区制度会因不符合现实需要而退出；一个社团也可能因为核心成员去世而失去支点，再由其他人接续下去。一个养老社区本身就是由许多不同速度、不同轨迹的“变老”交织起来的；人的变化、物的损耗、社区的延续与他人的离去彼此牵连。老年学与地理学家 Gavin Andrews 将这种理解老去的视角称为 “all-world aging”（Andrews, 2023, 2025)，意指老去并不是只发生在人体中的异常事件，而是整个物质世界持续发生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各种存在并非各自老去，而是在关系中共同改变。

也许，对衰老、病痛和死亡的思考，不必等到我们真正变老之后才开始。养老社区中的老人所面对的那些问题，比如身体机能的退化、对他人的依赖增加、失去所爱之人，以及终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只是更集中地呈现了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处境。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容易把养老院视作一个与自己遥远的地方，也许正是因为我们习惯把衰老想象成属于“他们”的事情。事实上，衰老并不是单单属于老年人或者照护者的问题，正如病痛也常常不分年龄，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找上门来。经由它们，我们看见的是作为人的共同脆弱，以及如何在这种脆弱中仍然保有尊严。

受到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我们当然无法原样复制另一个国家的养老制度。但这些田野经验迫使我们重新追问：老年人的生活该由谁做主？当独立不可避免地逐渐让位于依赖，一个人又该以何种方式与他人、物件和周遭环境共同老去？在不同的物质条件下，我们是否仍能为老年生活留下选择和参与的空间？《法句经·无常品》中说：“所行非常，谓兴衰法”，又以陶器作比，“譬如陶家，埏埴作器，一切要坏；人命亦然。” 千百年前的这些经文与今天关于老龄化的社会科学讨论来自完全不同的知识传统，却共同提醒着我们，变化与消损并不是生命秩序之外的例外。承认衰老，也意味着承认人的有限，并学会与脆弱共处。我们无法停止老去，但仍可以在变化中彼此照料，在有所失去之后，继续与这个世界温柔地保持联系。

感恩节前的一次活动，老人们在白板上写下自己感激的人、事、物，福谷社区的名字多次出现（摄于2023年11月）

注：为保护研究参与者隐私，以上人名皆为化名。人物肖像及相关图片的使用经本人允许。

（参考文献从略）

孙铭徽（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