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本文为虚构小说故事，地名人名均为虚构，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国柱，别死心眼了，妈今天把话给你撂这儿，你那个朝鲜媳妇，这辈子都不会再回来了！」
我妈把一碗冒着热气的玉米糊「咣」地墩在我面前，粥水溅出来好几滴，烫在我攥着勺子的手背上。
「东头老李家那个死了男人的，带着一个丫头，不嫌弃你这副霉丧脸，就提了一个条件……」
我爸蹲在窗根边的破椅子上，一口接一口地咂着廉价的旱烟，烟雾缭绕里，他闷声开了口。
「让你入赘过去，给人家孩子当后爹。」
「把那朝鲜女人留下的烂东西，一把火都给我烧个精光，咱周家不能再让人在背后嚼舌根了！」
我妈的嗓门尖得像砂轮，一下一下，磨在我的心口上。
我没吭声，只是直直盯着床头墙上那张褪了色的黑白合影。相片里，她笑得羞涩，一口细密的牙齿若隐若现，一双眼睛弯成了月牙弧度。
七年了，整整七年了。
我从一个叫全厂工友都眼红的壮实后生，熬成了整条街、整个单位嘴里绕不过去的笑柄。
就在这时，院门外头传来了邮递员扯着嗓子的叫喊声：
「周国柱！有你的包裹！国际件！」
我整个人僵在原地。
这七年，除了单位寄来的催班通知，我连一张像样的信都没收到过。
我推开堂屋的门挪了出去，邮递员把一个方方正正的硬纸盒塞进我手里，盒子上头贴满了稀奇古怪的邮票，沉甸甸的，分量不轻。
我的视线，死死钉在了寄件人那一栏。
那是一串歪歪扭扭、像蚯蚓一样爬着的阿拉伯字母，可在最底下，用汉字工工整整地写着四个字：
迪拜寄出。
那是个连广播里都只偶尔飘过一耳朵的、金光闪闪的地方。
我的心，像被一只滚烫的大手死死攥住，一瞬间，忘了怎么跳。
我妈也追了出来，一眼瞧见我怀里的盒子，脸色唰地就白了。
「扔了！准是那个狐狸精寄来的！又来勾你的魂！快扔了！」
她伸出一双干瘦的手，就要来夺。
我往旁边一闪，把包裹死死护进怀里，用这辈子最大的力气嘶吼出来：
「妈！就让我，再看她最后一眼！就一眼！」
我的手指抖得不成样子，连胶带头都捏不住。
我用牙撕，用指甲抠，半天才在盒子上撕开一道口子。
我憋住一口气，哆哆嗦嗦地把盖子整个掀开。
看清里面装着的东西那一刻，我像是被一道惊雷从头顶劈到脚底，整个人直挺挺地瘫坐在地上，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死白。
01
要说清楚这一切，得从那年冬天说起。
我叫周国柱，生在图们江边上一个叫柳树屯的小地方，家里头就两间土坯房，冬天四处漏风，墙缝里塞的是旧报纸和棉絮。
我爸周德顺，在镇上的供销社扛了半辈子货，腰椎间盘压迫了神经，走路一瘸一瘸的，脾气却倔得像头驴。我妈刘桂芝，是屯子里出了名的厉害婆娘，嗓门能盖过供销社门口那把半生不熟的破广播，谁家有点风吹草动，她能在井台边给你唠出三个版本。
我在家排行老二，上头一个姐，下头一个弟。姐早早嫁了人，嫁到了县城，逢年过节带着大包小包回来，腰杆子硬得很。弟弟周国栋打小就机灵，考上了地区的中专，毕业后留在城里当了个小干事，每回回来，我妈看他那眼神，跟看神仙下凡一个样。
就我，初中没念完就跟着我爸去供销社搬货，后来进了镇上的肉联厂做分割工，一把剔骨刀使了好几年，攒了把子力气，也攒了一脸风霜。
那年我二十四岁，论条件，在屯子里不算差——能干、老实、不沾酒不赌钱，就是话少，见了生人两眼发直，媒婆介绍了好几个，都黄了。
我妈为这事没少在灶台边骂街：「你看看你，憨得像头猪，哪家姑娘瞧得上！你弟弟那边，人家城里的姑娘主动贴上去，你倒好，活生生把人家吓跑！」
我不顶嘴，端起碗出去喂鸡。
就是这一年的那个冬天，她出现了。
那天我下晚班，顺着江边的土路往回走，天已经黑透了，风刮得呜呜直叫，吹得人睁不开眼。
我隔着老远就看见路边蹲着个人影，个子不高，裹着一件看不出颜色的厚棉袄，头发结了霜，膝盖抵着胸口，整个人缩成了一团，像一块被风雪压弯的土坯。
我站住了，往前走了几步，借着供销社橱窗透出来那点昏黄光亮，才看清楚是个女的，年纪不大，脸冻得发青，嘴唇乌紫，睫毛上头挂着霜粒，腰背却挺得笔直，即便蜷缩着，那股子劲儿都往外透。
「喂，你咋蹲这儿？」
那人影没动静。
「你是哪儿的人？走丢了？」
她缓缓抬起头，两只眼睛黑亮黑亮的，像泡在冰水里的煤炭，直盯着我，用一口带着生硬腔调的中文，慢慢开口：
「我……冷。」
就这俩字，说得干净，没有一点儿求饶的意思，更像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我愣了一下，把身上那件棉大衣扒下来往她肩上一搭，蹲下去：「能走路不？我家就在前头，先去暖暖。」
她盯着我看了好半天，才慢慢点了下头，站起来，腿抖得厉害，但没有扶我，自己稳住了，跟上来。
02
把她带回家的时候，我妈差点没把锅铲扔过来。
「国柱！你从哪儿捡回来个什么东西！」
「妈，人冻坏了，先让她进来暖暖。」
「进来？进来你知道是什么人吗？！这大晚上的，江边捡的，万一是——」
「妈！」
我这辈子跟我妈顶嘴的次数屈指可数，那一次算一次。我妈愣了一下，把锅铲往灶沿上重重一搁，扭过脸去，哼了一声，不说话了。
她在灶台边的小板凳上坐着，双手捧着我妈不情不愿盛出来的一碗热玉米糊，一口一口吹着气喝，不急，不慌，跟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我爸坐在对面，眯着眼打量她，也不说话。
喝完那碗糊，她脸色才慢慢缓过来，两颊透出点薄薄的红。
「你叫啥名字？」我爸开口问。
「金顺姬。」
「哪边来的？」
她低下头，停了一下，轻声说：「江那边。」
我爸和我妈对视了一眼，没再追问。那年头，江那边过来的人，大家心里都清楚是怎么回事，没人非得往明处说。
那天夜里，她睡在我姐以前住的那间空屋子里。我在隔壁，听见她断断续续咳了几声，中间夹着一两声极轻的、像是不敢让人听见的哭声。
我躺在炕上，盯着头顶的木梁，翻来覆去，半宿没合眼。
第二天一早，我以为她走了。推开那间屋的门，却看见她跪在地上，用我家那把破扫帚扫地，动作认真，连墙角都不放过，扫干净了，又去灶台边把锅刷了，碗筷洗得透亮，整整齐齐码在架子上。
我站在门口，没出声，盯着她的背影看了一会儿。
她听见动静，回过头，两眼直直看着我：「我……帮忙。」
我喉咙滚了一下，「嗯」了一声，出去喂鸡了。
她就这么留下来了。没有人正式开口说「你留下吧」，也没人叫她走，事情就这么成了。
我妈嘴上没停过，「留个外路人在家，不知道根底，让街坊邻居看见了说什么」，可该盛饭的时候，还是给她盛了，而且每次盛得不少。
顺姬学东西快得出奇。不出半个月，她中文就流利了大半，语调里带着点软糯的弯儿，说话时眼神专注，像每个字都要在脑子里过一遍才肯吐出来。
她勤快到让人说不出话来。
但她和寻常庄稼地里长出来的姑娘，又有股子说不清楚的不一样。
有回我下班晚，进院子的时候，看见她一个人站在院子当中，月亮地儿里，两条胳膊交叉护在胸前，腿脚缓慢地移动着，像是在走什么固定的步子，腰背挺得像根标枪。我在墙边站住了，她没察觉，就那么走了一圈又一圈，脚步落地几乎没有声音。
我轻轻咳了一声，她猛地转过来，两眼一下子聚了焦，盯着我，那股子锐气就跟刀刃似的，一闪而过，随即松下来，变回了平日里那副平静的神色。
「练功？」我问。
她想了想，说：「以前……的习惯。」
「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她停了一下，淡淡说：「当过兵。」
就这三个字，往后再没提过。但从那以后，我再看她做事，那股子干净利落劲儿，就都有了来处。劈柴，她握斧头的姿势像个老把式；挑水，一担水挑起来腰不弯、步不乱；就连跟街坊吵嘴，她也是那种不急不躁、一字一顿、专往要害处说的路子，让人无从反驳。
屯子里有个婆娘私下嘀咕：「这朝鲜女人，不像种地的，倒像练家子。」
这话传到我妈耳朵里，我妈哼了一声：「能干就行，管她练没练过。」
这是我妈头一回没骂顺姬。
03
日子往前走着，屯子里关于我家的闲话没断过。
张大娘在井台边跟人唠：「那姑娘长得周正是周正，就是来路不正，国柱这孩子，实诚过了头。」
刘二叔在供销社门口嗑瓜子：「朝鲜那边来的女人，不能信，今天在你这儿，明天说不定就跑了，搞不好还顺走点啥。」
这些话，我都听见了，当没听见。
我妈可没这么沉得住气，有天晚饭，她把筷子一拍：「国柱，我问你，顺姬，你打算咋整？」
我端着碗，没动静。
「不说话当什么意思！她能在咱家住一辈子啊？你自己都没媳妇，养着个外路女人，你让屯子里的人咋看咱周家！」
「妈，」我放下碗，「我想娶她。」
满屋子的人全愣了。
我妈攥着筷子的手哆嗦了一下：「你说啥？！」
「我说，我想娶她。」
「你——你个死心眼的混东西！你知道她是哪儿来的吗！连户口都没有！连个家底都摸不清！你脑子叫驴踢了！」
「妈，」我抬起眼皮，「我知道她人好。」
那顿饭，我妈没吃完，把碗往桌上一顿，进屋摔门，门板震得哐哐响。
我爸坐在灶台边，叹了口气，捏了一撮烟叶，没说话。
那天夜里，我去叩了顺姬那间屋的门。
「进来。」她的声音从里头传来，轻轻的。
我推门进去，她坐在炕沿上，腿上搭着一件半纳好的布鞋帮子，抬眼看我，没说话，就那么等着。
我在门边站了一会儿，把那句话从牙缝里挤出来：「顺姬，你愿不愿意嫁给我。」
她的手停了。
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要摇头。
她抬起头，两只眼睛直直看着我：「你……不嫌弃我？」
「不嫌弃。」
「你不怕……别人说？」
「不怕。」
她低下头，盯着腿上的鞋帮子，手指慢慢摩挲着布纹，摩挲了好一阵，才轻轻「嗯」了一声。
就一个字，轻得像片雪落在地上，可我胸口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结结实实的。
婚事，我妈闹了整整一个月。
后来是我爸开了口，把烟袋锅在鞋底上磕了磕，慢慢说：「桂芝，国柱都这把年纪了，屯子里跟他同岁的，孩子都会打酱油了。这女娃，我看着踏实，能过日子。你那些面子，值几个钱？」
我妈给噎住了，气了半天，最后把脸别过去：「行，你们爷俩作去！将来出了事，别找我！」
婚事就这么定了。没有酒席，没有彩礼，就在镇上登了个记，补了手续，院子里摆了两桌，请了几个相熟的邻居。
顺姬穿了件我姐出嫁时留下的红棉袄，颜色有些旧了，可她穿上去，站在院子里，腰身笔直，眼神清亮，比镇上那些描眉画眼的姑娘好看了不止一星半点。
我站在她旁边，她仰脸看我，嘴角弯了一下，弯得极浅，那一刻，我只觉得这辈子搬货、剔骨，全值了。
04
婚后的日子，过得不宽裕，但有滋有味。
顺姬有个不叫人的习惯，每天天不亮就起，悄悄把灶火烧上，等我睁开眼，热饭已经在桌上摆好了。我问她为啥起那么早，她说：「习惯了，以前出操，比这还早。」
说完，自己低头去盛饭，没再往下说。
婚后我才慢慢摸清楚她这个人——她不爱说话，但记性好得出奇，什么事只要我提过一次，她全记住了。
我说过喜欢辣白菜炒土豆片，往后每逢赶集，那两样是必买的；我说过脚凉，第二天夜里，被窝底下就多了个热水袋，装得满满的，烫脚恰到好处；我说过厂里有个工友总欺负新来的小工，她当天夜里就替我把那工友爱占别人饭盒这件事捋清楚了，第二天我带着她的「分析结果」去，三两句话堵得那人无话可说。
但最叫我服气的，还是她那股子劲儿。
有回邻居家的狗窜进院子，把鸡撵得到处跑，我还没反应过来，顺姬已经从屋里出来，两步跨进去，一只手按住狗脖子，另一只手扯着后腿，三两下把那畜生提溜出去扔到门外，拍拍手，转身进屋，神色平静得像是捡了块柴火。
我站在院子里，目瞪口呆。
「你……这是正经练过的吧？」
她回头，弯了弯眼睛：「嗯，练过。」
「练到什么程度？」
她想了想，认真地回答我：「徒手，应付三四个，问题不大。」
我愣了一下，然后噗地笑出来，是这辈子笑得最畅快的一次。
顺姬被我笑得有点茫然，歪着头看我：「我说错了？」
「没有，」我摆摆手，「没说错，我高兴。」
她看了我一会儿，也弯了弯嘴角，低头进屋了。
我爸坐在墙根晒太阳，把旱烟在地上磕了磕，扯开嘴笑了一下，冲我点了点头。
那段日子，是我这辈子最踏实的一截。
夜里头，两个人躺在炕上，窗外头风声大，屋里炭火噼啪，她偶尔跟我说江那边的事，说得不多，说到一半常常就顿住了，像碰到了什么看不见的墙。
有回她忽然开口：「国柱，我妈……可能还在那边。」
我喉咙一紧，问她：「你想回去看看？」
她先摇头，又点头，眼眶慢慢红了，憋着，没掉下来，用袖角按了按眼角，声音有点哑：「那边，出来一次……不容易。」
我握了握她的手，两个人就那么躺着，窗外风声一阵一阵，谁都没再开口。
那个念想，从那天开始就搁在我心上了。
05
后来是屯子里一个走过江两边的老李头牵的线，说那边有个法子，能让人回去探亲，手续繁琐，但不是没可能，得托人，得花钱。
我找到老李头，低声问：「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
老李头抽了口烟，眯眼看我：「国柱，这事不简单，你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
「那行，等我消息。」
消息等了将近两个月。
那天傍晚，老李头来我家，跟我爸在院子里嘀咕了半天，末了叫我出去，压低嗓子：「能走，但得备钱，路上打点、手续、过关，算下来，六百八十四块，少一分都不够。」
六百八十四块。
我那时一个月工资才四十来块。这个数，是我和顺姬两个人，把婚后攒的家底全刮出来，加上我爸偷偷塞给我的一沓皱巴巴的票子，才凑够的。
我把那些钱一张一张数了三遍，用手帕包好，揣进棉袄里层。
那天夜里，我把这事告诉了顺姬。
她坐在炕沿上，听完，很久没说话。
「国柱，这钱……」
「钱的事你别管，」我打断她，「你妈还在那边，你不去看，这辈子你过不踏实。」
她的眼眶慢慢红了，低着头，用袖角按了按眼角，声音发哑：「我去了，就回来。」
「嗯。」
「我保证，」她抬眼看我，目光直得像把尺子，「我一定回来。」
「我知道。」
送她走的那天，天不亮我们就起来了。
我妈头天晚上气得把厨房的门摔了两次：「钱都送出去了！那女人一走，能回来？！你是被鬼迷了心窍！」
我爸把她拉住：「行了，让他自己的事自己拿主意。」
那天早上，天色还是墨蓝的，顺姬把行李收在一个旧布包里，站在院子里，把院子里每样东西都看了一遍，鸡窝、水缸、灶台边那把旧扫帚，都看了一遍，像是在心里一件一件记着。
我爸坐在门槛上，吧嗒吧嗒抽着烟，没抬头。
顺姬走到我爸跟前，深深鞠了一躬：「爸，我去去就回。」
我爸抬起头，眼皮跳了一下，用烟袋锅指了指远处：「路上小心。」
我妈从屋里没出来。但那扇屋门的缝隙里，有人影一直站着，没动。
我送顺姬走到村口。冬天的早晨，风往脸上刮，刮得生疼。
她走了两步，回过头来，站在那儿看我。
「国柱，你等我。」
「嗯。」
「我会写信的。」
「嗯。」
「最多三个月，我就回来。」
我把那包钱从棉袄里层掏出来，塞进她手里，把她的手攥住，攥了好一阵，才松开。
「去吧，路上当心。」
她转过身，抱着旧布包，顺着江边的路往前走，走了百来步，回头看了我一眼；又走了百来步，再回头，看了一眼；然后转过那个弯，没影了。
我站在村口，风把棉袄领子往上吹，我一动没动，盯着那个转弯处，盯了很久很久。
她走后，头一个月，来了一封信。
信纸薄得透光，字写得密密匝匝，说已经到了，见着了妈，妈哭了，她也哭了，让我不要担心，等她。
我把那封信看了七八遍，叠好，压在枕头底下。
第二个月，没有信。
第三个月，还是没有。
我去找老李头，老李头摇摇头：「那边的事，我也搞不清楚，等吧。」
半年过去了，没有信。
屯子里的闲话开始变味儿：「周家二小子，叫媳妇给骗了，钱没了，人跑了，啧啧……」
我在厂里低着头干活，剔骨刀在案板上「哐哐」地响，听见背后的嚼舌声，手上的力气就使得更狠，把那块骨头剔得一丝肉不剩。
一年过去了，我妈开始说话：「国柱，别等了，往前看。」
我端着碗，没接话。
两年、三年……
我妈托人介绍过两回，我一回都没应。
我爸有天夜里把我叫到跟前，父子俩坐着，他抽了半天烟，才说：「国柱，你心里有数就行，爸不说你。」
就这一句，把我眼眶说热了，我扭过脸去，「嗯」了一声。
五年了。
整整五年，那张褪了色的黑白合影一直钉在床头墙上，照片边角卷起来了，我用透明胶带一层一层粘回去，粘了又粘。
那个冬天，我妈把玉米糊墩在我面前，说出那些话，说东头老李家的寡妇愿意嫁我、入赘、当后爹——
就在这时，院门外头传来了邮递员扯着嗓子的叫喊声：
「周国柱！有你的包裹！国际件！」
我整个人僵在原地。
这七年，除了单位寄来的催班通知，我连一张像样的信都没收到过。
我推开堂屋的门挪了出去，邮递员把一个方方正正的硬纸盒塞进我手里，盒子上头贴满了稀奇古怪的邮票，沉甸甸的，分量不轻。
我的视线，死死钉在了寄件人那一栏。
那是一串歪歪扭扭、像蚯蚓一样爬着的阿拉伯字母，可在最底下，用汉字工工整整地写着四个字：
迪拜寄出。
那是个连广播里都只偶尔飘过一耳朵的、金光闪闪的地方。
我的心，像被一只滚烫的大手死死攥住，一瞬间，忘了怎么跳。
我妈也追了出来，一眼瞧见我怀里的盒子，脸色唰地就白了。
「扔了！准是那个狐狸精寄来的！又来勾你的魂！快扔了！」
她伸出一双干瘦的手，就要来夺。
我往旁边一闪，把包裹死死护进怀里，用这辈子最大的力气嘶吼出来：
「妈！就让我，再看她最后一眼！就一眼！」
我的手指抖得不成样子，连胶带头都捏不住。
我用牙撕，用指甲抠，半天才在盒子上撕开一道口子。
我憋住一口气，哆哆嗦嗦地把盖子整个掀开。
看清里面装着的东西那一刻，我像是被一道惊雷从头顶劈到脚底，整个人直挺挺地瘫坐在地上，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死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