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行情不好，农村竟冒出股歪风，专挣死人钱

我回村是因为三叔没了。

电话是我爸打来的，号码在屏幕上闪了半天我才接，他那边声音又急又哑，说你三叔走了，赶紧回来送一程。我低头看了一眼手头那沓还没核完的单子，回了一句行。挂了电话我就往长途车站赶，一路上脑子里装的倒不是三叔怎么没的，而是三婶往后一个人怎么办。三叔身体一直不咋好，跑了几趟卫生院，药没断过，可谁也没想到人就这么突然走了。

到村口的时候天已经擦黑。

我还没拐进三叔家那条巷子，就看见他家门口围了一圈人，影影绰绰的，站姿很松，但人挨着人，堵得严严实实。我以为是亲戚邻居来帮忙的，心里还热了一下。走了几步闻见一股烧纸钱的味道，混着蜡烛油燃烧的焦气，空气里飘着细细的黑灰。我扒开人群往里挤，嘴里念叨着借光借光，那些人回头看我一眼，让是让了，让得很慢，像在打量我身上有没有带现钱。

三叔停在堂屋，身上盖着一条洗得起毛球的旧被面。三婶缩在墙角一张矮凳上，手里攥着一团卫生纸，眼眶红得透亮，下巴一直在抖，出不来声。旁边蹲着的是二柱，三叔的亲侄子，小时候跟在我屁股后头逮泥鳅的货，这会儿蹲在那里翻手机，屏幕光照得他整张脸发青。

我还没站稳，一只手就搭上了我的胳膊。

力度不轻不重，刚好让你挣不开又不至于当场翻脸。我扭头一看，是个干瘦的妇女，脸上堆着笑，嘴先咧，眼睛后跟上，嘴角往上走的时候眼角的纹路纹丝不动。她穿一件暗红色的旧棉马甲，头发用黑发夹别得紧贴头皮，整个人像一把收拢的伞。

她开口就是一句，大侄子你算回来了，你三叔的事你别慌，我们都替你张罗上了。

我问她你是谁。

她没回这话，下巴往堂屋另一侧一扬，那边站着四五个和她打扮差不多的妇女，有的手里拎着成捆的黄纸，有的抱着叠好的寿衣，还有个矮个子的正蹲在地上拆一条编织袋，袋子里露出花花绿绿的元宝纸扎的边角。二柱抬头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太熟了，怯的，带着点求救的意思，但他没敢说话。

干瘦妇女又往我跟前凑了半步，热气扑耳朵，她压低声音说你三叔走得太突然，啥都没预备，我们下午就把寿衣赶来了，你看这料子，纯棉的，上身不遭罪，全套下来三千二，我止住她的话头说三千二？她立马接了一句，还带全套入殓的活儿，洗脸、穿衣、铺被，一针一线都是规矩活，少了哪道程序你三叔到了那边都得托梦。

我没接茬。

这时候从门外又挤进来一个人，男的，肚子往前挺，皮带勒在肚子底下一圈，走路的时候两条胳膊摆得很开，像在赶鸭子。他手里捏着一沓打印好的单子，A4纸裁成两半，边角裁得歪歪扭扭，上面密密麻麻印着字，油墨深浅不一，有几个字洇成墨团了。他把单子往我面前一递，说这是全套白事服务清单，从报丧到下葬一条龙全包，你过目。

我没接单子，眼睛往下扫了一眼。

单子顶上用特大号字印着一行，“孝心套餐”，往下排了一串项目，每一个项目后面都跟着数字。报丧跑腿，五百。灵堂搭建，一千八。乐队，两千。哭丧团，三千起，视哭功等级浮动。花圈制作，六百一个。烧头七纸，八百。纸扎全套，从轿车到别墅到手机充电器到麻将桌，一应俱全，折合下来四千多，不单卖，只走套餐。再往下还列了“额外增值服务”，其中有一项叫“代守灵”，按小时计费，一人一小时五十块，最低四人起订。单子的最底下盖了一个椭圆形的红章，章上的字糊成一片红泥，啥也认不出来。

我抬头看着那个挺肚子的男人。

他先笑了，笑得底气很足，牙齿上沾着一小片韭菜叶子，两手往肚子上一搭，跟我说你们年轻人在外头打工，村里规矩不懂，没关系的，我们懂，我们帮你操办。他说话的时候腮帮子上的肉跟着颤，语气又软又油腻，像是在帮你拿主意，实际上每一个字都不给你留退路。

我没理他，转身去找二柱。我把他从地上拽起来拽到灶房，灶台冰凉，锅里剩着半锅早上煮的粥，已经凝了一层灰白色的膜。我问二柱这群人什么时候来的，二柱掰着手指头给我算，说三叔咽气到现在也就四个来小时，人还没凉透，门口就来人了，先是一个，后来俩，后来越聚越多，跟闻见味似的。二柱说三婶还在愣神呢，那个穿红马甲的妇女就自发地进屋给三叔擦脸，手里毛巾拧得啪啪响，三婶都没反应过来她是哪门子亲戚。

二柱往下讲的声音越来越低。

他说那个干瘦妇女给三叔擦脸的时候一边擦一边念叨，念叨的全是些谁也听不懂的套话，但嘴皮子翻得很溜，念完一套又接一套，跟背课文一样顺畅。擦完脸她扭头就喊人把寿衣搬进来，三婶说家里有预备的旧衣裳，干净的，想给三叔穿那身走。干瘦妇女当场脸就变了，不是翻脸那种变，是那种笑容还在、但温度一下子抽干净的变，她把毛巾往盆里一摔，盆底磕在水泥地上蹦了一下，说大姐你得懂忌讳，人到了那边要是穿旧衣裳，村里的老人说这叫“赤身上路”，往后三代人走霉运，你可担不起这个责。

三婶被她唬住了。

那身寿衣就这么套上去了，三千二。

二柱说三婶掏钱的时候手抖得厉害，不是心疼钱的那种抖，是整个人都空了不知道自己接下来干啥的那种抖。她的手指在棉袄口袋里摸索了半天，掏出来一卷钞票，橡皮筋扎着的，钞票折了角，边角发毛，一看就是在枕头底下压了很久的压箱底钱。干瘦妇女接过那卷钱的时候手上动作飞快，拇指和食指一捻一捏就往自己腰间的黑色腰包里一塞，拉链一拉到底，顺手从腰包里掏出十块钱塞给三婶，说这是回零头，图个吉利。

灶房里没开灯，只有窗外透进来的月光，二柱那张青白色的脸浮在暗处，嘴唇抿成一条线。

我问他，单子上那个挺肚子的男人是谁。

二柱说那人姓潘，具体叫啥不晓得，大家都喊他潘头儿。干瘦妇女是他手底下的人，外号叫茶姐。这伙人不算是外来的，就是镇上的人，哪家死人了就往哪家赶，比救护车都快。二柱说他打听过，村里的丧事以前都是自家亲戚搭手料理，孝子守灵、邻里帮衬，花不了几个钱，顶多给帮忙的买几条烟吃顿饭。这两年行情不好，打工的打不到钱，种地的挣不回本，这帮人看着丧事里头油水厚，三五个人搭个草台班子就开张，专吃死人钱。

我站着没动，灶房角落里有只耗子在啃什么东西，细碎的声响在夜里被放得很大。

潘头儿的声音从堂屋那边传过来，夹着笑意，他在跟三婶“核对流程”。我竖起耳朵听了几句，他的语速不快，但每句话里都嵌着“必须”“规矩”“老人说”“村里都这样办”，一条一条往上摞，摞得你喘不过气来。三婶没应声，只有偶尔吸鼻子的声音传过来，闷闷的。

我从灶房走出去，潘头儿正拿着笔在那张单子上画圈，圈一个报一个价。画到哭丧团的时候他停了一下，抬起头来看了看我和二柱，眼神在我俩之间游了一遍，最后落回我脸上。

“孝子哭灵是顶要紧的。”他把笔帽摘下来套在笔尾上，塑料摩擦声又尖又细，“你们年轻人哭不出来没事，我们有专业的人，哭一嗓子出来保证街坊邻居都跟着掉泪，不丢面子。”

茶姐在旁边帮腔，说昨天镇上老周家办事就是请的她们，哭丧的孟姨一开嗓，整条街都静了，老周家大儿媳妇当场就晕过去了，那是真到位。

我没接她们的话，脑子里闪过一个画面，就是那个叫孟姨的人站在陌生人家的灵堂前扯开嗓子嚎，嚎完拿了钱走人，赶下一家。这个行当的核心逻辑是什么，是悲痛的表演化。你自己哭不出来，可以外包，外包的人哭得比你亲儿子都像，哭完结账，市场定价，按哭功分档次，三千起步，哭到晕厥加五百。这还不算完，哭丧只是其中一环，整套门路里每一个环节都在做同一件事——把丧事变成流水线。

灵堂搭建是流水线。黄布帘子往墙上一挂，香炉往中间一摆，烛台插上两根大红蜡烛，开关一摁，仿真蜡烛的塑料火苗就开始有规律地闪烁，省得你一直盯着怕灭了。挽联是现成的模板，姓名处用可擦笔填上去，上一家用过擦掉还能再用，墨迹残留的地方隐约能看见上一个死者的名字笔画。纸扎就更不用说了，仓库里堆得跟超市货架一样，轿车、别墅、手机、麻将桌，统一规格统一价格，你挑完直接从库存里搬，连定做都不用。

烧头七纸也给你安排好了。你不用记日子，不用自己叠元宝，潘头儿他们掐着黄历算好了日期，到日子自己上门来烧，烧完收钱。灵堂有人代守，哭声有人代哭，连孝子磕头的动作都有人教你，磕几个、力度多大、间隔多久，全按标准化流程走。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付钱。

这里面有一个很隐蔽的生意逻辑，我站那儿琢磨了半天才想通。

他们卖的不是服务，是恐惧。

每一道程序背后都挂着一个“如果”，如果你不按规矩穿寿衣，你就是让老人赤身上路。如果你不按要求搭灵堂，你就是让亡魂找不到回家的方向。如果你不请专业哭丧团，你就是让街坊邻居戳你脊梁骨。每一个“如果”都是提前设计好的陷阱，踩进去就得掏钱出来。而这种恐惧在谁身上最管用，在刚刚失去亲人的家属身上最管用。你跟死神打了个照面，还没缓过劲来，有人往你手里塞了一套现成的答案，告诉你照做就能安心，多少钱你都愿意掏。这不是靠暴力胁迫，是靠情绪劫持。

我二叔是前年没的，肺癌，拖了两年。那时候还没有这种一条龙服务，是我爸带着我和二柱几个人连轴转熬了三天，搭棚子、支桌子、烧纸、守夜，累得站着都能睡着。我妈事后算了一笔账，从人到走完最后一捧土，总共花了不到五千块，大头是寿材和请人挖坑的钱。眼前这套“孝心套餐”算下来，总额逼近两万。两万块钱，在村里是什么概念，是一个人打一整年零工不吃不喝攒下来的数。三婶没有固定收入，在镇上帮人摘菜，一天六十块，两万块是她摘三百多天菜的工钱。

这笔账潘头儿不会替你算，茶姐不会替你算，他们巴不得你脑子是乱的，因为人在极度悲伤的时候判断力基本归零，这是被反复验证过的销售窗口期。

我点了一根烟，吸了一口，烟头的火光照亮了潘头儿那张圆脸，他还在笑，嘴唇翻动着又准备往单子上画下一个圈。我把烟往地上一摁，走过去把三婶手里那张已经签了字的单子抽过来，三婶的手悬在半空中，手指还保持着捏纸的形状。

潘头儿的笑容收了一寸，茶姐往前迈了小半步。

我没给他们说话的机会，开口问了三婶一个问题。

“妈生前伺候我三叔这几年，你们谁来搭过一把手？”

堂屋里安静了大概有十秒钟，潘头儿和茶姐交换了一个眼神。茶姐先开口，说大侄子你这话说得不对，我们也是一片好心。潘头儿把手里的笔帽拔下来重新套回去，套了两次都没套上，干脆不套了，把笔往单子上一搁。

他身后的那群人里走出一个人来，是那个矮个子的，刚才蹲在地上拆编织袋的那个。她站在那里没说话，脸型很小，皮肤粗糙，两只眼睛间距有点宽，看着不像茶姐那么利落。她手里还攥着一把没叠完的纸元宝，手背上有冻疮留下的疤痕，指甲缝里全是金粉。

潘头儿看了她一眼，又看了我一眼。

他改策略了。

他往后退了一步，把主场让给茶姐。茶姐这个人精得很，立马换了一副面孔，不再跟我硬碰硬，转过去对着三婶说话，声音放得又柔又细，像是肺腑之言。她说大姐你看这样吧，套餐呢是贵了点，但是我们可以给你拆开来办，优先保灵堂搭建和寿衣，这两样今天下午我们已经上手了，不好停的，一停就断了规矩。其余的项目咱们好商量，你看你家条件也不宽裕，我们不是不讲理的人。

这句话听起来是让步，实际上刀架在脖子上根本没松开。灵堂已经搭了，寿衣已经穿了，钱已经进了腰包，她把沉没成本当绳索往你脖子上套，你想退，对不起，已经绑上去了。

二柱在身后拽了我一下，意思是让我别再争了，争也没用，人已经来了，东西已经摆了，你总不能把灵堂拆了把寿衣扒下来。

我没吱声。

我得承认，那一瞬间我心里打了个晃。我在外头打工这么多年，每回过年回来呆不上几天就走，村里的人际关系早就生疏了，规矩确实不懂，强龙不压地头蛇的道理不用人教。我要是硬跟他们杠上，三叔的丧事办砸了，挨骂的是我，不是潘头儿。他们拍拍屁股走了，烂摊子留给我和三婶二柱，邻居的风凉话能嚼三年。

这种沉默被茶姐精准捕捉到了。

她的笑又回来了，这次是发自内心的那种。

她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手劲比之前轻了很多，说大侄子你想通了就好，咱们抓紧办正事。然后她转向那个矮个子女人，声音立刻高了八度，说你还愣着干啥，哭丧的活儿你不是一直想练手吗，现在就来一段让东家听听。

矮个子女人被点了名，整个人很用力地吸了一口气，胸腔鼓了一下又塌下去。她把手里那把纸元宝小心翼翼地摆在地上，摆成一排，摆得很整齐，每一只元宝的方向都朝同一个角度，摆完之后直起身子，往前走了两步，站到灵前。

她张了张嘴。

第一个音是从喉咙深处碾出来的，不像哭，倒像是把一块粗砂纸从嗓子眼里往外拽，刮擦着声带一路往上走，走到嗓子眼的时候顿了一下，然后冲出来了，是一声长嚎。嚎声不高，但是特别长，长到你觉得她这口气根本换不过来，中间带着几个细碎的颤音，颤音连贯得毫无间隙，像雨水顺着瓦片往下流时不间断的水线。

这一嗓子出来，连我都起了一胳膊的鸡皮疙瘩。

茶姐在旁边小声介绍，说这是新人，价钱便宜，两千块就行，感不感动你听就完了。

我没听茶姐的。

我在看那个矮个子女人的膝盖，她嚎到动情处膝盖一弯，很自然地往下一沉，双膝磕在水泥地上，一声闷响穿透嚎叫声钻进我耳朵里，听着就疼。她跪下去之后身子往前一扑，两只手扒着棺材沿，指甲在木板上刮出几道浅浅的白印，脸往棺材里探，哭得整个上半身都在抽搐。

三婶被她哭得撑不住了，身子一歪差点从凳子上滑下去，二柱眼疾手快扶住了三婶的肩膀。三婶缓过劲来之后放声大哭，哭声跟矮个子女人叠在一起，一个专业一个本能，缠在堂屋低矮的房梁底下打转。

潘头儿站在门口抽烟，背对着堂屋，肩膀微微耸起来一块，是在笑。

我心里清楚得很，这场表演的每一下抽搐、每一声换气、每一次膝盖磕地的时机，都是练过的。膝盖磕多大力道不伤骨又能出声响，指甲刮什么位置能刮出声音又不伤棺材漆面，哭腔里第几声换气最催泪，这些全是有讲究的，经验可循，可复制，可传授。

矮个子女人哭到第三轮的时候，我已经注意到她左手在身后给茶姐打了个手势，好像是两根手指并拢往下压了一下。茶姐心领神会，立刻走上去扶她，嘴里喊着别哭了别哭了哭坏了身子图啥。矮个子女人顺势收声，收得极快，像是谁摁了暂停键，刚才还抽搐得起不了身的人突然就安静了，在地上跪了两秒，自己撑着地站了起来，膝盖上沾着一层灰。她站起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擦眼泪，是蹲下去把刚才摆在地上的纸元宝一个一个捡回来，掸了掸灰，放回编织袋里。

这个细节让我彻底凉了。

眼角的泪还没干，手已经在收拾道具了。

我转头往门口走，潘头儿还站在那里抽烟，烟灰落了一前襟。他看见我过来的时候把半截烟从嘴里拿下来，没来得及藏，手指已经被熏得焦黄。

我站在他面前，跟他隔了大概一臂的距离。我比他要高出大半个头，他仰脸看我，眼珠子往上抬的时候下眼白翻了出来，血丝很重。

大厅里开始有人注意到我们这边的动静了，茶姐停下手里的活儿往这边瞟，那个矮个子女人还在蹲着捡元宝，但手速明显慢了，耳朵是竖着的。

潘头儿咧了一下嘴，烟夹在指缝里，一缕烟贴着腮帮子往上飘，眼睛被熏得眯成一条缝。他等着我先开口，我不上这个当。

沉默大概拖了有七八秒，最后还是他先沉不住气，把手里的烟屁股往地上一扔，鞋底碾了碾，往我这边歪了一下身子，用一种街坊聊闲天的语气开了口。

他说的那句话很简单，简单到我愣了一下。

他说这活儿不是我发明的，是村里先有的需求我们才来干的活儿。去年一年光镇上的丧事就跑了六十多家，每一家都是主动找上门来的，我们从来不拉客。

这句话信息量大到我想再点一根烟。六十多家，一个镇一年死多少人，他能跑六十多家，说明这一片的市场基本被他垄断了。垄断靠什么，不是靠服务多好，是靠信息差。谁家有人快不行了，他们比殡仪馆先得到消息。谁家老人病重卧床，他们提前一周就开始走动联系，送点不值钱的水果，嘘寒问暖，把感情铺到位，等人一咽气，那边立刻全员到位，别的竞争者想进来连门都摸不着。

这个模式最狠的地方在于它没有准入门槛，但也谁也挡不住。你不需要开公司，不需要租门面，不需要营业执照，三五个人一凑，一辆面包车一装，仓库里备点黄布纸扎寿衣，就能开工。成本低到可以忽略不计，利润高到外行不敢相信。茶姐那个腰包里一天能装进去多少钱，她不会跟你说，但她腰间那块皮子已经磨得跟打蜡一样亮了，那是钱摞钱磨出来的印子。

潘头儿见我不吭声，又补了一句，说价格呢是可以商量的，但人也得讲良心，大半夜的我们一群人在这儿忙前忙后，你不能让我们白跑一趟。

这句话是递台阶，也是划底线。意思是商量可以，但今天这生意他做定了，区别无非是做多做少。

我问他商量是商量什么。

他把那张被我捏皱了的单子重新展开，从口袋里摸出笔来，在上面划掉了几行，烧头七纸划掉了，代守灵划掉了，纸扎从全套改成了基础版，只留一辆轿车和一套桌椅，别墅砍了。潘头儿划得倒是痛快，边划边嘴里算着账，划得差不多了把单子转过来对着我，塑料笔杆点了点最后的数字。

一万二。

从两万压到一万二，看起来他让了八千块，实际上水分有多大只有他自己知道。那八千块的项目压根就不该出现在单子上，它们的功能从来就不是被购买的，而是被放弃的。先给你一个高价，然后当着你的面大度地砍掉几项让你觉得占了便宜，成交价其实才是他们一开始就想卖的价格。这是街头巷尾小贩都玩腻了的把戏，但用在白事上，披上了“规矩”和“讲究”的外衣，就变成了另一种东西。

我没有立刻点头，也没有摇头，我回头看了一眼三婶。

三婶还坐在那张矮凳上，双手搭在膝盖上，手背上的皮肤松垮垮的，血管凸得很高。她哭了一场之后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的塑料袋，瘪下去了一大截，眼睛望着三叔的方向，但眼神是散的，没有焦点。矮个子女人哭的那几嗓子把她最后一点力气也耗干了，她已经没有多余的情绪分配给我这边正在进行的价格谈判。

这个瞬间我意识到一件事。

三婶的状态才是这套生意模式之所以能成立的底层逻辑。

死人的事不是天天有的，但对于刚刚死了人的家庭来说，时间被拉成了一根很细很长的线，每一秒钟都难熬。在这种时间密度下，你根本不可能去货比三家，去讲价，去研究哪家便宜哪家靠谱。你只想让这件事赶快过去，把钱花了，把流程走完，把人送走，然后关上大门把自己裹在被子里睡一觉。潘头儿他们赚的就是这个“赶快”的钱，焦虑税，悲伤税，时间税，不管你管它叫什么税，总之你交了。

我转回来看着潘头儿。潘头儿的笔还点在单子上，笔尖把纸扎那一行戳出了一个小洞，他等着我回话。

我把单子从他手里抽过来，放在灶房的案板上，找了半截铅笔在背面空白的地方写了几行字。写的是茶姐已经收走的三千二寿衣和已经搭好的灵堂费用，再有就是已经完成的哭丧表演两千块，至于其它的项目，我写到最后一行的时候停了一下笔。

潘头儿凑过来看我在写什么，他的呼吸喷在我后脑勺上，很热，有烟味。

我没挡着，让他看。

我写完之后把笔撂下，把单子推到他面前。潘头儿低头扫了一眼，脸上的表情没怎么变，但是他两侧的鼻翼突然张了一下，那是人在快速计算时无意识的生理反应。他算完了，我写的数字比他报的一万二少了三千多。他抬起眼睛看我的时候嘴唇往里收了一下，是下意识的，吞咽什么东西的动作。

茶姐这时候已经从堂屋走过来了，站在潘头儿身后，先看潘头儿的脸色，再看我写的字，看完之后嘴角往下走了半寸。

茶姐清了清嗓子，打算开口。

潘头儿抬手拦住了她。

这个动作很小，但很说明问题。潘头儿拦她不是因为他不赞同茶姐要说的话，而是因为他判断此时不宜让茶姐开腔。茶姐是唱白脸的，逼单、施压、搬规矩，这些全都是她的活儿，但现在对面站着的不是已经六神无主的三婶，而是一个在算账的年轻人。茶姐那套“长辈托梦”的打法在我这里不好使，换招了，潘头儿要自己来。

潘头儿的白脸是怎么唱的呢，他开始跟我倒苦水。说自己也上有老下有小，也不想半夜三更往人家丧事上跑，实在是因为生计所迫。他这话里几分真几分假我不去判断，我只注意到他说话的顺序——他是先叹气，再开口。叹气的节点卡得特别准，刚好在我推单子给他之后的那两三秒沉默里，叹得很重，从丹田往上翻，像是积累了很长时间的压力，终于有一个能喘气的出口。这个叹气本身是不是表演，我不想评判，但它的效果是真实的，它让旁边一直没说话的矮个子女人眼圈又红了，她低下头继续叠她的元宝，手指头拧着金纸飞快地翻折，速度快得不像话。

我没接他的苦水。我把手机掏出来摁亮了屏幕，亮光打在灶房的墙面上，墙灰里的细小颗粒投下放大的影子。

这个动作让潘头儿和茶姐都静了。

他们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也没有解释。屏幕的光照着我的手，我看着通讯录里几个名字，往下划了几下，停在了一个号码上。这个人是我初中同学，在镇上民政办干活，具体什么职务不清楚，但我记得他负责过村里的殡葬改革宣传工作，几年前在同学群里发过一些政策文件，我当时没细看，但大概记得农村白事不能乱收费是有说法的。

我没有拨出这个电话。

但我让潘头儿看清楚了我屏幕上那个名字。

他的眼神变了，就一瞬，变化幅度极小，但我在等他的反应，所以我看得很清楚。他的瞳孔在做判断，判断我是在虚张声势还是真的会打这个电话，判断那个名字代表的身份对我的筹码有多大，判断万一电话接通之后他今天这单还做不做得成。这些心理博弈全都刻在他脸上了，虽然只有一秒，他立刻恢复了之前那个和气生财的笑容，顺手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包皱巴巴的烟，抽出一根递给我。

我没接烟。

他把烟自己在手心里磕了磕，磕了两下也没点，别在耳朵上。

茶姐在后面小声嘟囔了一句，说都是乡里乡亲的不至于。

潘头儿终于开口了，这次他的声音里没有了刚才跟我倒苦水时候那种喘息感，平稳了很多。他拍了拍案板上那张单子，说我按你写的来，剩下的项目我们打个折扣，六千整吧，算我交个朋友。

从一万二到六千，水分挤出来六千。我没有再跟他掰扯，不是因为我觉得六千很合理，是因为凌晨两点了，堂屋里三叔还停在那儿，三婶的体力已经到极限了，二柱的眼皮也开始往下掉。有些账可以明天再算，有些时间花了就永远回不来。

我点了头。

潘头儿立马招呼茶姐和矮个子女人开工，堂屋里重新热闹起来，黄布帘被拉正了，歪掉的香炉摆回了中线，纸扎轿车被搬到了灵前，一人多高的纸活扎得倒是挺像样，车标纸上画歪了，四个轮子大小不一，看起来有几分荒诞。茶姐带着矮个子女人烧纸钱，黄纸撕成一片一片往火盆里扔，火舌舔上去的时候纸片剧烈卷曲，在空气中散成黑色的蝴蝶形状，落下来的灰和晚上的风搅在一起，飘得到处都是。

我站在院里，掏出手机点了一根烟。

整个流程直到天亮才收了尾。

矮个子女人最后一个走，她走之前蹲在院门口的水龙头底下洗手，金粉顺着水流淌了一地，浑浊的闪着光。她洗得很用力，指缝和指甲沟都搓到了，搓得手指发红，搓完甩了甩手，往裤子上擦了两下就往村口走。她走的方向跟潘头儿和茶姐不一样，是一个人往南边那条土路上拐的，身影越缩越小，最后化成了灰白路面上的一个黑点。

天亮之后，正常丧事的流程还在继续。亲戚们陆续到了，磕头、烧纸、守灵，这些潘头儿团队走了之后剩下的活儿，是二柱带着几个本家叔伯自己干的。

我蹲在灶房门口喝一碗凉粥，手机震了一下，是我们村子微信群里的一条消息，发消息的人头像我眼熟，是村东头老赵家的儿子，平时在城里送外卖，不怎么在群里说话，他的消息很简短，就几个字——“我妈没了，这群人又来敲门了。”

时间戳是凌晨四点，比我三叔那边消停的时间还晚了将近一个钟头。群里没有人回复他，那条消息孤零零地悬在对话框里，像一根没烧干净的香。

我把碗撂下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