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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搬进三司条例司的头一夜,是带着一壶酒来的。
他命人将案头的官印擦拭得锃亮,又亲自把新制的青苗法章程摊开在案上,一字一句地修改。烛火跳动间,他忽然觉得这间屋子像极了一艘大船的舵舱,而他,正站在这艘名为大宋的巨舰之上,手握罗盘。
窗外,汴河上的画舫笙歌未歇。可他分明看见,那河水深处,有暗流涌动。第二日清晨,变法诏令便如惊雷般炸响了。
第一道惊雷,劈向的是京城权贵的钱袋子。均输法实行,朝廷在各地设置“发运使”,根据“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统一采购物资。过去,东南六路的茶叶、丝绸、香料都经豪商大户之手层层盘剥,如今,朝廷直接插手,那些囤积居奇的人,一夜之间手中的“奇货”变成了“滞货”。一时间,京城茶行、绸缎庄、香料铺的掌柜们齐聚樊楼。
酒过三巡,有胖商贾拍着桌子凄声喊道:“这哪里是均输,分明是明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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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日,王安石在政事堂召见三司使薛向。薛向是个能吏,深知这法子的妙处,但也不免忧虑:“荆公,此举恐怕要让朝中许多人与你为敌了。”王安石正用茶盖撇着盏中白沫,头也不抬地答:“某但知富国强兵,不知有敌。”薛向深深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
朝廷内外的旋涡在酝酿,更远处,一介县令的奏折也在日夜兼程赶往京城。那文书来自河北,言辞恳切——“糯税一加再加,差役一增再增,青苗钱未放一粒,乡民已手足无措矣!”
恰是呼应着青苗法即将推行的消息。地方官们的算盘打得极响,一面是朝廷的政令,一面是乡间的实情,他们夹在中间,如履薄冰。连续七日,王安石都宿在政事堂,通宵达旦地审阅各地的奏折。每读至那些欺瞒虚报之处,他便提起朱笔,重重地画上一个圈,在膀子上批道:“违者,斩无赦!”
第七夜,三司条例司的灯还亮着。宋神宗亲自端着热羹前来,推门时正看见王安石伏在案上,额头抵着无边的账册,那执笔的手,微微颤抖着。神宗没有说话,将羹盏放在他手边,又替他披上一件锦袍,这才悄悄退出。
次日朝会上,司马光仗义执言:“天时未至,民力未足。贸然变法,恐如烈马加鞭,终至坠崖。”王安石的目光越过满朝朱紫衣,直视阶上龙椅:“马若不行,鞭之则进;民若怨苦,实则已疾。不饮苦药,何谈愈疾?”
两双眼睛隔着丹陛相遇,一个是劝谏的君子,一个是执拗的狂士。而年轻的帝王坐在龙椅上,缓缓落下那枚朱红的御批之印。那一刻,汴京城外的麦浪正翻涌青碧,那是青苗法的第一种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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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苗法在河北率先试行,短短三个月内,一百余县同时派驻了“提举官”。乡间的里正们挨家挨户按上了红手印,农户们领到了今年春耕的粮种钱。而那些被夺了垄断之利的豪商们,则联合起来,在京城开了一场百人“哭诉宴”,甚至有人抬了一口棺材,堵在相府门前,扬言以命相谏。
王安石只命人送去一份折子,上面写着:“棺木留之,待良心用。”话传出去,满城哗然——这个宰相,果真不能用常理度之。
没人知道,那天夜里,王安石独自走上汴河桥头。河风带着春末的潮气,拂过他鬓边新添的白发。他望着满城灯火,想起二十年前仁宗朝那封无人理会的万言书,又想起神宗那日认真的眼睛。他俯下身,掬起一捧汴河水。
“这水,‘青’了三分。”
他低声自语,那话语被夜风卷走,只留下一个执拗的背影——在桥头,在灯影,在历史的岔路口。他不知道的是,身后这场暴雨,才刚刚落下一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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