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三千功”——明清官箴书给“好官”标了一份价

先看三条报价。“申请蠲免，使地方得受实惠，算三千功。”这是最高的价码。“加派增粮，算千过。”这是最重的罚。“凡听讼，能申冤理枉，一事算一功；能诲诱顽民，平其忿心，使之无讼，算十功。”同样一件事，让百姓不打官司，比替百姓打赢官司，值钱十倍。

这三条抄自袁黄的《宝坻政书》卷十一。这一卷里有一份袁黄自订的表，名字叫“当官功过格”，开头写着：“道藏有紫薇帝君功过格，吾师复所杨先生刻之《感应篇》中。余取其有切于官守者，增损数条，用以自警。”一个知县，照着道藏的格册，删改几条，拿来当自己的施政自省表。

清代另有一本官箴书， 觉罗乌尔通阿 编辑 的《居官日省录》，六卷，今存咸丰二年刊本，卷二也收了一份“当官功过格”，前面是马惠我写的序，题作“马惠我先生当官功过格序”，正文标明“纪功凡五十九条”“纪过凡三十七条”。这一份与袁黄那份并非同一版本。同一件事，袁黄本标“申请蠲免算三千功”，《居官日省录》本写的是“遇残苦地方，能申请减赋停征，算千功”。两套表同时在世上传，条目互有出入，价位也不一样。读这一路材料，先得分清手上拿的是哪一本。

功过格本是道士修行的工具。现存最早的一份叫《太微仙君功过格》，成于金大定十一年，也就是南宋乾道七年，收入《道藏》洞真部戒律类。作序的人自称那年仲春子时梦游紫府，朝礼太微仙君，受得此格，醒来披衣正坐，走笔写成。序里交代得很清楚：著功格三十六条，过律三十九条。

这三十六条、三十九条还分门。功格分救济门十二条、教典门七条、焚修门五条、用事门十二条，加起来正好三十六。过律分不仁门十五条、不善门八条、不义门十条、不轨门六条，加起来正好三十九。分类和条数是能对上账的，不是随手编的数目。

奉持的办法，原文写在序的后面。受持的人要在寝室床头放一副笔砚和簿册，先把月份写上，再写日期，每天底下开“功”“过”两行。临睡之前，把这一天干的事对着格册查一遍，是哪条的数目就填在哪行，不许“明功隐过”。到月底把功过的总数算出来，两边相比。

相比的方法，序里用了八个字：“或以过除功，或以功折过。”做过的事互相抵消，抵不完的余数就转到下月，下月再转下年。这个周期也有专门的说法，叫“一月一小比，一年一大比”。每月小结一次，每年大结一次，抵完剩下的净数，据说“与上天真司考校之数，昭然相契，悉无异焉”。

修行格册落到官员身上，就得另开一份。为什么？马惠我在《居官日省录》卷二那篇序里把理由说到了顶：“行一善，胜寻常人百千万亿善；行一恶，胜寻常人百千万亿恶。”一个普通人做件好事，救的是一两个人。一个知县做件好事，救的是一县人。善的权重不一样，定价自然不能一样。序里紧接着补了一句更狠的比喻，说官员身上“德易以滋，忍亦易以滋”，德行容易长，残刻也容易长。

于是那份表就有了意思。把它当价目表排一排，规矩露出来：最贵的善，是替一县百姓减负。“申请蠲免，使地方得受实惠，算三千功”，这是袁黄本里标价最高的一条。荒年“力请蠲赈，设法救活多命”，《居官日省录》本标“算千功”。

最重的恶，是往百姓身上加派，还有瞒。《居官日省录》本纪过开头两条列的都是千过，一条是“催征无法……乱拿乱责，追呼愈急，完欠愈淆，合县不安，算千过”，一条是“擅自加派增粮，使小民永受赔累，算千过”。“遇灾荒不早申请，使民心弗安，上泽不究，算千过”，也是千过。加钱粮和瞒灾情，并列在最重的一档。这一句的用字，两本恰好换了位，《从政遗规》所收的那本作“弗早申请……使民心不安”。

人命也有价。《宝坻政书》本开头几条排得很细：“免大辟一人，当百功。免永戍一人，当五十功。免终身军一人，当三十功。免满徒一人，当二十功。三年徒当十五功，二年徒当十功，一年徒当五功。免满杖一人，当三功，九十以下当二功。”从死刑一路减到笞杖，一档一个价。袁黄还在这条底下自己加了按语，说按紫薇格的规矩，人犯罪本当死而被免了才算功，不该死的要减算；又补一句，“不教而杀谓之虐，今之民失教久矣，即使刑真罪当，皆虐政也”。

“让人无讼”比“替人伸冤”值钱十倍，两本的价码一样。袁黄本写的是“凡听讼，能申冤理枉，一事算一功；能诲诱顽民，平其忿心，使之无讼，算十功”，《居官日省录》本作“听讼得平，一事算一功。能诲诱顽民，平其忿心，使息争省讼，算十功”。多接一张状子是扣分的，《居官日省录》纪过里有“滥准词状，一词算一过”。照常理往下推，既然多接一张就扣一分，知县自然该想法子少接几张。这套表却预先把这个缺口堵住了。陈宏谋《从政遗规》卷下所收的一份当官功过格，过格里写着：“沽不准词状之名，使含冤者无处陈诉，一事算五过。必要贿嘱方准，一事算十过。”

滥准要算过，不收也要算过，不收的那一笔比滥准还重，五过比一过。要收钱才准的，十过。三头都卡着。它不是单向地鼓励官员少接状子，它算的是另一笔账：一处冤屈没地方诉，本身就是一次亏损。这套格册对“无讼”的定价，是有前提的，那个前提是不让人无处陈诉。

还有一层，写在条目旁边的注里。《居官日省录》纪功第一条起头标着“纪功凡五十九条”，紧接着一句：“此阴司之纪功，较上司之纪功，效验更神。”纪过那边也有一句对仗的：“此阴司之纪过，较上司之纪过，利害更大。”这是原书编者的说法，信不信另说，可它把两本账并排摆了出来。

官员头上本来就有两套账：一套是上官的考核，三年一计，看钱粮、看刑名。现在是第二套，不看上官的脸色，只记功过。两套并着摆，编者特意说明哪一套“更神”。照此推想，加派增粮在上官那边未必算过失，钱粮足了就是能员；在这本账上，千过。这句注，把整张表的用意点破了。

用它的人，散在几百年里。《居官日省录》卷二列出的几个名字，串起来就是一条小传。北宋的赵概在案头放一只瓶子，起一个善念投一粒白豆，起一个恶念投一粒黑豆，起初黑豆多，后来渐少，少到后来善恶两念都淡了，瓶子和豆子也搁着不用了。明代的徐溥，也就是后来谥文靖的那位首辅，《居官日省录》里明写他“学康靖公所为”，用两个瓶子分装黄黑豆，起善念、说善言、行善事各投一黄豆，不善的投黑豆，终身如此，贵了也不停。这是有师承的，后人照着前人的法子做。

会稽陶石篑的家里是另一种做法。他祖父那辈就行功过格，办法是每天在榻前摆一张空格，临睡前把当天的事逐件稽查，善的画一个圈，不善的画一个叉，到月底总较一月的功过，年底再总较一年的。陶家两代人不间断，后来陶石篑中了会元，子孙科甲至今不绝。

最实在的一笔在袁黄家。《了凡四训》里写他见云谷禅师那一段：“云谷出功过格示余，令所行之事，逐日登记，善则记数，恶则退除。”他还发了愿，“先求登科，誓行善事三千条”。三千条这个数目，是给自己定的指标，做满了再定下一个。他夫人不识字，另有办法，原文是“汝母不能书，每行一事，辄用鹅毛管，印一朱圈于历日之上”，做一件事就在历书上印一个红圈。记少了，她会皱眉头。

袁黄在宝坻任上还留下一条。据《居官日省录》卷二“事迹”记，他授宝坻知县后夜梦神人相告，说居官行善极易极大，就拿钱粮这一节说，若肯请减，其善岂有涯。他醒了就去力请上台，查出侵牟飞诡，减至大半。《了凡四训》里也记了这场梦，字句不同，梦里那句是“只减粮一节，万行俱完矣”。同一个人，同一件事，两本书各说各的。

后来给这份表作推广的，是陈宏谋。他辑 《从政遗规》 ，把袁了凡的当官功过格抄进去，前面写了一篇按语：“居官者，论法则为赏罚，论理则有是非功过者，即所行之是非也。了凡先生功过格，举官司应兴应革之事，条分缕析，即其得失之轻重，以定功过之多寡。于此见居官者每日之内，一举一动，非功即过。见过易，见功亦易。返观内考，盖无刻不在功过之中。可不惧而知所勉乎？”

陈宏谋是写过《学仕遗规》的人，教地方官怎么当堂收词、就原词驳诘、把不该接的状子逐出，好让告状的人变少。同一个人，一边教政务手法，一边把功过格抄进书里推广。手法是给公堂用的，格册是给后堂自己用的，他不觉得这两样冲突。

这张表最耐看的地方不在条目有多细，在它记账的姿势。它把“做一个好官”拆成了能加能减的条目，每天填，每月结，每年大比。一县的事无不可入账，连“用物照价平买，不倚官势亏民”这样按件计的小事，《从政遗规》本里也标着“一日算一功”。在作者看来，善用算盘写出来之后，“做好人”这件事就从“应该”变成了一笔每日收支。阴司那本账比上司那本更神，所以亏了也是自己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