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淄博的路某在一家酒店里撞见了自己妻子和别的男人,他用手机录下了视频,还动手打了刘某某一拳。接下来发生的事,才是这个案子最让人窒息的地方。刘某某主动开口说要赔钱,这事就算了。
两人从6万谈到2.5万,通过微信转账,当场到账。接着刘某某转身报了警,路某被抓了,罪名是敲诈勒索,一审判了6个月有期徒刑,二审维持原判。
从法律角度来说,婚姻损害赔偿属于夫妻之间的事,原配没有资格直接向第三者要钱。在捉奸的场景下谈钱,哪怕是对方主动提出来的,也会被认定带有胁迫色彩。你仔细想想这个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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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男人发现妻子出轨,在酒店抓了现行,对方主动说要赔钱,他收了,结果他成了罪犯。而那个跟他妻子保持不正当关系将近3年的人,那个报警的人,反倒成了受害者。不过这个案子并没有就此结束。
路某的父亲开始了漫长的申诉之路。一个老人,一家一家地跑,一封一封地写材料,他不认这个判决,去年老人确诊淋巴癌,化疗了整整一年,病情又复发了,今年7月,人走了,临终前他跟儿子说了一句话:申请国家赔偿,恢复名誉。
2024年10月,事情出现了转机。法院重新审理这个案子,认定刘某某明知对方已婚,还跟人家保持不正当关系将近3年,存在重大过错,路某收钱是双方协商的结果,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判定无罪,可这个无罪来得太晚了。
路某的职业是外卖员,他父亲已经不在了,那些为了申诉四处奔波的日子,那些化疗的痛苦,那些等待的煎熬,全都不可能被撤回了。2024年10月8日,路某递交了国家赔偿申请,索赔金额是423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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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死亡赔偿金、医疗费、丧葬费加起来大约302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万,人身自由赔偿金9.1万。他还要求涉事法院院长在山东省内登报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追究相关办案人员的责任。
但我得说实话,按照现行法律,这423万大概率是拿不到的。《国家赔偿法》规定得很清楚:人身自由赔偿金按天计算,每天475.5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一般不超过人身自由赔偿金的50%。
路某申请的100万精神抚慰金,远远超过了这个上限。更难的是父亲的死亡赔偿问题。老人去世是事实,但法律会问一个问题:这个死亡是羁押直接造成的吗?
淋巴瘤、化疗、复发、死亡。在这条因果关系当中,儿子被误判的责任到底有多大呢?无法进行量化的分析之后,法律也无从入手来加以保护。另外一件事情,则是造成错案之外的所有损失,并不仅仅只有原告一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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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某被关的6个月里,其父在外奔波,一位老人为那些不认同他的人一次次地辩解,向冷冰冰的机器一次次地讨教。在这期间他的身体已经支撑不住了。难道你会认为这一切与错误案件无关吗?
但是法律规定了这样的情况是不能被纳入到赔偿名单之中的。也就是没有直接因果关系、没有可以证明的链条来作为赔偿的理由,老人的心力交瘁、家庭的支离破碎这些都不能成为赔偿的理由,这就是这个案子让人感叹的地方,无罪判决出来了,但是损失已经造成。
父亲没能等到儿子洗清冤屈那一天。儿子拿着无罪判决,却发现这张纸换不回任何东西。正义迟到这件事,最残忍的地方不是迟到本身,而是有些东西根本等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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