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时空看长征·多维视野｜吴海勇：二万五千里长征促成毛泽东持久战思想的跃进

【编者按】1936年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完成了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90年后，当我们穿越时空，回望长征，依然能够感受先烈们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约请长征研究专家，撰写“穿越时空看长征”专题系列，从“多维视野”、“上海因缘”、“行走思悟”三个角度，铭记历史，汲取力量。

究竟错在哪里？错在了哪里？——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开启后来震惊世界的漫漫征途，在经历血战湘江的惨败后，部队折扣过半，士气低迷，越走越觉得前途茫茫，相信当时广大指战员都在心里如此自问。丢失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抛撇了苏区的父老乡亲，牺牲了众多的同志战友，惨痛的损失让中央红军广大指战员普遍意识到不换领导人是扭转不了被动局面的，让毛泽东重新领导红军日益成为军中将士共同的心声。

究竟错在哪里？错在了哪里？——相信毛泽东也曾这样沉痛问天进而扪心自问。最终，他将问题聚焦于军事路线。毛泽东同张闻天、王稼祥等交谈讨论，进而开始公开批评中央的错误军事路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造成的。从湘桂黔交界处到黎平，中央一路开会争论，军事路线的争论愈趋激烈，直到遵义会议得以根本的解决。

毛泽东经过深邃的思索，在遵义会议就军事路线问题作长篇发言，他不仅有理有据地批评了博古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因归于敌强我弱等错误观点，而且揭示了敌人在这次“围剿”中得以战胜中央红军的军事战略——持久战。

《遵义会议》油画

毛泽东指出第五次“围剿”采用了“持久战”战略，国民党方面却未实现这方面的理论自觉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受会议委托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实际上忠实地转述了毛泽东的观点。据此，我们可以了解毛泽东在那个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重要会议上是如何论述持久战的——

“国民党蒋介石以及他的帝国主义的军事顾问等经过历次‘围剿’失败之后，知道用‘长驱直入’的战略战术同我们在苏区内作战是极端不利。因此五次‘围剿’中采用了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企图逐渐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与物质资材，紧缩我们的苏区，最后寻求我主力决战，以达到我消灭我们的目的。”

至此，毛泽东将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在总体上概括为“持久战”战略。亲身经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聂荣臻，指出国民党军战法犹如“抽干塘里的水，捉塘里的鱼”。两相对比，无疑更能彰显毛泽东的理论性与思想高度。

然而，蒋介石在布置实施第五次“围剿”过程中并没有实现持久战战略意识的自觉。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指出敌人所用的堡垒战术，可能是蒋介石问计于德国顾问的结果，至于战略思想，坊间所传蒋之幕僚杨永泰策划“总体战”的说法，稍嫌证据不足，只不过源于法西斯军事理论的“总体战”一度确实泛滥于中国。有信史文献支撑的是，杨与蒋均倡导“剿共”必须“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正是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为政策方针，蒋介石一面加大兵力进攻红军，一面用宣教、保甲、经济等政治手段摧毁苏区。就军事而言，经过军官集训等方式以提升牺牲精神和作战能力的国民党军，吸取以往失败的教训，不再采取长驱直入根据地、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的作战方式，而是采取“战略攻势、战术守势”，以集团军和方面军为作战单位，力戒轻进深入，步步为营，节节推进，稳打稳扎，配合以广筑碉堡与封锁线的堡垒政策，对苏区步步“蚕食”，实现“以拙制巧，以实击虚”。在这种情况下，红军非到外线作战难以施展其运动战的优势，而博古倚重的来自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却强令红军以堡垒对堡垒、实施“短促突击”，实际上是在与敌人打消耗战，分明是以短击长，正中对方下怀。苏区经济原本落后、资源有限、对外依赖性强，国民党方面利用碉堡和公路形成封锁网，严防一切经济资源进入中央苏区。在经年累月的战争消耗下，苏区财力、物力、人力日渐萎缩，红军被迫长征。

蒋介石当时也确实说过“持久”的话，却是针对红军既有的战绩而发。1933年9月12日，蒋介石在对其军官“训话”时发出灵魂拷问：红军“既是物质缺乏，没有后方的接济，不能持久作战，为什么我们‘剿’了这许多时候还不能‘剿’清呢”？

蒋介石究问红军战力何以能够持久，其实正击中红军的软肋要害。红军作战没有强大的后方支持，如不能实现因敌为资就难以为继，这也正是毛泽东忧心所系。为此，毛泽东高度重视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持久性，从战略的高度审视对手，将长逾一年之久的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判定为“持久战”。这彰显了毛泽东锐利的洞察力与思维独立性。

正是在万里征途中，正是在对敌方战略战术的深刻反思中，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实现了新的跃进。

从倡导持久作战到反对战役持久，毛泽东持久战思想涵盖了五次反“围剿”斗争的成败利钝

事实上，持久作战原是毛泽东领导前三次反“围剿”斗争的制胜战略。

当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围剿”之际，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动委员会1930年10月下旬召开罗坊会议，毛泽东主张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此实为持久作战的战法。罗坊会议上，毛泽东首先根据敌情的重大变化，进行耐心细致的分析与说服工作，终止了立三“左”倾错误所确定的攻打南昌计划，红军当时需要严正对待的是敌军集兵赣省对革命根据地发动大举进攻。有别于党中央的作战意见“红军应取的战略是：红军利于速战”，毛泽东一眼识破敌人的计谋：此次蒋介石、鲁涤平大举进攻革命根据地，敌人利在速战，使红军深入白色区域，然后包围袭击。为此，他提出：我们要看明敌人的毒计，站在主动地位来定战略。毛泽东积极主张：“红军主力后撤，依靠在老苏区群众和许多优越有利条件，来歼灭进攻苏区的敌人。”一言以蔽之，便是“诱敌深入歼敌的重要方针”。

经过充分的讨论与耐心的论理说服，红一方面军前委决定了诱敌深入的方针；同年12月初，毛泽东在黄陂中排村主持召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阐发反“围剿”的“八个大胜利的条件”，其二便是“采用持久战略”。毛泽东如此说道：“这次敌人要快打，我们偏不同他快打。敌人内部有冲突，只想打败我们，又好混战。限三个月几个月‘剿’匪，我们就看清了他的弱点，偏同他熬。现在熬了他差不多两个零月，使他们步步扑个空，要熬得他内部发作，给他一个猛打。”正是在持久战略的作用下，红一方面军终于捕捉到战机，接连取得龙冈大捷、东韶战斗的胜利，取得第一次反“围剿”的完胜。

两个月不到，第二次“围剿”接踵而至，中革军委会总政治部1931年3月印发《第二次大战的八个大胜利的条件》，同样闪烁着毛泽东持久战思想的智慧。最后一条阐发“我们的经济更充足”，强调红军准备了几个月的费用，指战员又自发捐款、减伙食费，等等，“所以同敌作持久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敌人就不行了，他们进到赤色区域来，一切食的用的东西都找不着，他们必须从很远的后方送来。从后方送真是困难极了”，说得有理有据，不仅鼓舞士气、增强信心，而且具有军事指导意义。5月8日，毛泽东与项英、朱德签发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训令，明确要节省经费、储备粮食以“实行持久战略”。

第二次反“围剿”胜利才一个月，国民党军卷土重来，红军千里回师，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与敌周旋。8月22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布节省经费的通令：目前仍“须准备一个月到两个月的艰苦奋斗，以持久战略来消灭敌人”，争取第三次反“围剿”的全部胜利。5天前发布的《裁减行李马匹的通令》，指出各部队马匹妨害行军“即是妨害战略执行”，所说“战略”也就是“持久战略”。正是在持久战略的指引下，红一方面军9月初迎来了敌军总退却的战机，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然而，持久战略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一度遭到否弃或扭曲，在“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下，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战略战术受到批判，苏区中央局坚决贯彻临时中央的指示，主动进攻，发起赣州战役。结果，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红军顿兵坚城之下一个多月，以失败而告终，且损失惨重。引发毛泽东沉思的是，中革军委1932年3月1日为坚决夺取赣州乘胜消灭来援之敌给中央红军发出训令，既指出敌军来援使赣州增加了守城兵力，补充了一批弹药，“虽不有出击，但能和我们作更持久战争，使我们疲困于坚城之下”，却又不变原攻城计划：“敌如继续坚守不出，与我作持久战时，我军更能以周密的布置、坚决的行动，夺取赣州。”说白了，便是要以持久对持久。

3天后（3月4日），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签发告红军战士书，正视“我们攻赣州已经一月，炸城二次，赣州还是没夺下”的困境，却又强调：“要记的攻城占一面就是持久战”，进而鼓动：“我们要下最大的决心，进行持久战争，拿下赣州。赣州不下我们决不走，敌人援军要来，我们就立刻消灭他们，再继续攻打赣州。”号召：“我们要有铁一般的决心和顽强性进行持久战，来拿下赣州。”“持久战”，在此转化为让红军付出惨重代价而徒劳无功的战法。质言之，这不是战略上的持久战，而是战术上的“持久硬打”，“坚强持久”的精神反而造成更大的牺牲，诚如半年后的9月上旬，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所批评的那样：分散与持续硬打，将给敌人各个击破红军和分进合击造成最好机会。

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更是完全摒弃了毛泽东对军事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将“战略持久”“战役持久”二者混淆，同敌人堡垒对堡垒、同敌人拼消耗。与此相反，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战术与政策却发挥了战略持久的作用。在从于都到遵义的漫漫征程中，毛泽东思考再三，认定红军与国民党军的胜负逆转就在于持久战战略运用的正确与否。

二万五千里长征实现红军的战略转移，站在华北抗战前沿，毛泽东将持久战思想移置于抗日战争，指导全国抗战的纲领性光辉文献由此诞生

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抵达陕北后，很快接受了八一宣言和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在年底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高屋建瓴地评述道“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同时指出“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当前重要任务。在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讲话中，毛泽东又一次讲到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又一个特点。……这两种特点，这两种事实，都一齐跑来教训我们，要求我们适应情况，改变策略”，为此要“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不到决战的时机，没有决战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进行决战”。中国革命的持久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持久战战略理应同样适用于指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事实上，“持久战”在近代原本是步兵战术之一，与攻击、防御、追击、夜战、山地战等同列。世界一战爆发后，有关战况胶着的报导传入中国，“持久”与战争重新嫁接开始指称旷日持久的苦战。当时中国军阀混战，各方相持不下、绵延不绝的战局，称之为“持久战”似亦并无不妥。不过，1916年发表的岳璋署名文章《持久战之本义》向国内读者“科普”“持久战”这一军事术语，却努力回归其本义，指出持久战既“非攻击战，亦非防御战也。故各国步兵操典，咸以其与防御、攻击分别记载之”。岳文进一步指出：“持久战并无歼灭敌兵之目的，不过为移于攻击，或防御之一阶段耳；故持久战，于攻击或防御时，皆能用之。不拘何时，其性质惟在求得时间之余裕，或抑止敌兵，以达某目的，或趋避决战而已。”持久战既要避免决战、又要赢得时间，因此，在火力方面强调“在远距离即用火战”“在远距离即宜用优势之火力”；在兵力展开方面，又认为“务用广大之正面，俾敌不能以运动容易之密集队形前进”；在机动灵活方面，又认为“必须退却或步步防战”，为此正面兵力“以少为贵”，重在“发扬火力”。为了弥合理想与实际的差距，岳璋认为炮兵远距离射击用于“持久战最为适宜”，等等。

两相比较，不难发现毛泽东有关持久战的论述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已越超了战术层面，既包含国民大众借军事术语表达“持久作战”之意，又上升到军事战略思想的高度。从红军三次反“围剿”采取持久战战略，诱敌深入，以退为进，以缓应急，击敌破绽，到在第四次反“围剿”前后反对攻打赣州、批评湘鄂西中央分局持久硬打，直至反思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根源，认定国民党方面胜在了采取持久战战略。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意欲亡我中华这一更为紧迫的时代难题，毛泽东提炼土地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经验教训，集全党智慧，结合全民族抗战近一年的得失成败，推出了《论持久战》。《论持久战》彪炳史册，成功地指导全民族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战略相持阶段向战略进攻阶段发展，最终取得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一鸿篇高文的运思，实在是用对国民党“围剿”军的方针策略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毛泽东1936年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总结提出：“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可作佐证。而持久战思想的重要由来，应追溯到二万五千里长征以至更远。

吴海勇（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