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告别仪式刚散，程蕾堵在殡仪馆的手续窗口前，把火化签字页压在手肘下面。窗口里的人等着收件，她却说：“我不签。他怎么死的，我还没弄明白。”
身后的亲戚低声劝她，车已经停在外面，送行的人也等了半天。刘启走到我身边，压着声音说：“林悦，你跟她熟，劝一句。别让大家都耗在这儿。”
我拿着单位准备的慰问材料，刚要开口，程蕾从丈夫外套口袋里摸出一个银色小袋，按在窗口台面上：“他从没在家买过这个。你们谁见过？”
袋口有一道歪斜的封线，右边比左边低了一截。我替刘启分装项目物料时，封口机总在那个位置压偏。材料从我手里滑下来，纸页散了一地。
刘启先弯腰替我捡纸，手却伸向台面：“工作上的样品，拿回去处理就行。周诚的事，医院都没查出来，现在凭这个也说不清。”
程蕾把小袋攥回掌心，退开半步。我也蹲下去捡材料，却没再替刘启说话。
窗口工作人员问是否继续办理，程蕾摇头，我站到她旁边说：“先暂停吧，这东西我见过。”
刘启抬头看我：“你见过的袋子多了，别在这时候乱认。”我说封线和我们项目物料的一样，也承认自己只能认外观，不能凭眼睛认出袋里是什么。
程蕾盯着我：“什么项目？”亲戚们也静下来。我说单位两个月前接触过一款体重管理产品，我帮忙领过、分装过物料，周诚也从我手里领过补充品。
“他跟我说是在为转岗减重。”程蕾的指甲掐进袋边，“最后一次出门前，他还说体重差一点，暂时不能停。我问他停什么，他只说快好了。”
刘启说周诚想从搬运岗转进室内岗位，主动控制体重很正常。程蕾转向他：“他两个月瘦了二十八斤，去了三次医院。你觉得这叫正常？”
周诚的工位就在我旁边。一个多月前，他把裤腰往里折了两道，笑说旧裤子省得买；后来端着午饭坐下，只吃了几口，就说胃里发空。我当时劝他再去医院。
第三次就诊是在死亡前一周。周诚拿着检查单回来，说常见的毛病还是没查出来，接着又问我转岗名单什么时候公布。病没查明，他等的还是那份名单。
我不知道名单，只看见刘启把他叫进办公室；出来后，周诚继续上班。
我把这些告诉程蕾。她听完没有看刘启，只问我：“医院知道他领过这种东西吗？”我答不上来。袋子上的字很少，周诚领用时我也没问过他是否告诉医生。
窗口工作人员提醒我们，遗体尚未火化，可以先向负责的部门说明情况，具体如何保存和检查要由他们办理。
程蕾当场拨了报警电话，把地址、丈夫姓名和暂缓火化的原因说清楚。
刘启走到走廊尽头接电话。程蕾的大哥还在劝她：“今天人都来了，你要查，晚点查不行吗？”程蕾指着台上的签字页：“这个字一签，就没有晚点了。”
她的手一直在抖。我替她把散开的就诊单和死亡证明收进文件袋，逐张确认没有落在窗口。周诚深夜发病，家人叫了急救，抢救没能把他带回来；
纸上写的死因仍待查明。
亲戚们有人开始打电话改车程，有人埋怨程蕾临到火化才反悔。她没再争，只把银袋放进自己随身的透明资料袋，连同丈夫外套一起抱在怀里。
我问窗口能否暂缓流程，并按工作人员指引陪程蕾到接待处说明情况。
工作人员核对了遗体信息，告知我们先不要交火化签字页，等警方和相关人员对接保存事宜。
等候时，刘启回来，站在门口说单位会配合家属。“但样品属于公司物料，别把一个袋子说成证据。你们这样闹，周诚家里该办的事也办不了。”
程蕾问：“他领这个，是你安排的吗？”刘启看了我一眼：“项目的具体经办找林悦。员工私下怎么用，我不可能天天盯着。”
那眼神我认得。项目柜的领用表、收货单、钥匙交接本，都留着我的名字。他要我代办时总说只是跑腿，到了需要解释的时候，表上的经办人便只剩我。
我说：“周诚领用的次数和时间，我可以按记录讲清楚。是谁决定让他领、领来做什么，也该查记录。”刘启脸色沉了下去，没再接话。
接待我们的民警先听程蕾说完死亡经过，再看她带来的银袋。他没有让我们拆开，记下发现位置，提醒她保留原状，并询问是否还有同类物品或单位记录。
我报了项目柜的位置，也说柜里可能还有未发完的物料。民警记下单位名称和我的联系方式，让我把知道的存放情况补充清楚，不要自己搬动里面的东西。
程蕾提出尸检。民警说明需要按程序衔接相关部门，先联系殡仪馆确认遗体暂缓火化和后续保存安排。
我们坐在旁边等，直到工作人员回来，告诉她当天的火化手续已经暂停。
程蕾这才把紧攥的签字页放进文件袋。外面的送行车陆续开走，大哥过来问她要不要先回家拿丈夫的病历，她说要，语气却比刚才稳了些。
刘启在走廊上等我。他没再劝程蕾，只说：“你下午回单位一趟，把项目柜钥匙交给我。接下来公司统一处理，别让仓库的人乱翻。”
我摸到口袋里的钥匙。那把小黄铜钥匙是他上个月让我保管的，柜里有什么、谁退回过什么，我还没核对过。我说警方已经问了存放位置，交接最好留个记录。
刘启笑了一下：“你的签字还少吗？钥匙本来就是公司的。我现在要收回，你还要谁给你作证？”
程蕾从接待处出来，正好听见最后一句。她没再求我替她说话，只问：“你知道那个柜子在哪儿吗？”我点头，说下午会把位置补给办案人员。
刘启转身往外走，脚步很快。程蕾看着他的背影，又看我手里的钥匙：“我丈夫没了，你至少让我知道，他拿回家的东西是从哪儿来的。”
我把钥匙放回口袋，陪她走向停车场。手机上已有民警留给我的联系方式；在交出钥匙之前，我得先让人看见柜子现在是什么样。
回单位的路上，刘启连打了两个电话。我没接，先把项目柜的楼层、房间号发给负责联系的民警，又说明钥匙在我手里，刘启要求当天收回。
民警回电问柜子是否上锁、平时谁能进仓库。我说柜子有锁，仓库大门由仓管老魏管，刘启另有办公室钥匙，但我不知道他手里有没有项目柜的备用钥匙。
“先保持原样，别单独进去翻。”民警让我把相关人员和现有记录列出来，后续提取由他们安排。我应下，给老魏打电话，请他到仓库门口等我。
老魏听完只问一句：“要清点退货？”我说先确认柜内物品，当面记录，不能有人独自拿走。他沉默片刻，说：“那我把仓库交接簿拿上。”
到仓库时，刘启已经站在楼梯口。他见老魏跟在我身后，脸色一变：“交把钥匙，还要开会？”
我说警方问了物料存放位置，今天谁接手、柜子里现在有什么，都要讲得清楚。
老魏把交接簿放在窗台上，说自己只负责仓库出入，项目柜里的领用由行政登记。
刘启伸手：“钥匙给我，我来清点。”老魏却先翻到当天的空白页：“刘主管，你要接管可以。柜内物品得先由在场的人一起看一眼，记下现状。”
刘启盯了他几秒，终于让开门。老魏开了仓库大门，我用小黄铜钥匙打开靠墙的铁柜。门轴有些涩，推开时发出一声长响。
上层摆着成摞的纸盒，下层是封口机和散放的空袋。最里侧有一个写着“退回”的透明周转箱，箱盖没扣严，里面露出银色的一角。
老魏没有让谁伸手去拿。他用手机从柜门外拍下整体位置，再指给我们看：“箱子在这儿，三个人都看见了。我记下来。”
刘启说退回的东西本来就杂，旧样品和新包装常混放，不值得拍。我看着银袋口那道歪斜的封线，像程蕾在窗口拿出的那只，心口忽然紧了一下。
箱里不止一只袋子。最上面那只外面贴着白色标签，字朝上，我不用碰也能看清“体验者：刘启”。标签旁的日期落在周诚持续领用的那两个月里。
我把手机拿出来，给民警发了位置和现场照片，说明标签上的名字与家属拿出的袋子不同。民警回复会安排人员到场，让我们停止清点并留在现场。
刘启看见我发消息，声音硬了起来：“那是供应方发给我的体验装，退货时混进箱里。名字有什么奇怪？难道写我名字，周诚就不能自己在外面买别的？”
我看向他：“你刚才说只是公司物料，现在说是你的体验装。那周诚领的是哪一种？”刘启答：“他领过什么，你的表上有。你签的字，反倒来问我？”
老魏在交接簿上记下发现时的柜门状态、在场人和时间，没有写袋内是什么。
刘启催他把“混放”两个字也写进去，老魏把笔盖扣上：“那是你的解释，等人来了你自己说。”
我们退出柜前，没再碰周转箱。刘启要把柜门关上，我说先等民警确认。老魏站在门边，挡住半扇门：“仓库我看着，谁也不会动。”
等候时，我翻看自己手机里留存的工作消息。两个月前，刘启让我从仓库领一批银袋，按每日份数装进纸袋，再放到项目柜里。他只说客户要看体验反馈。
我曾问过，既然是客户项目，为什么不直接交给销售。刘启说合作还没定，知道的人越少越省事。我那时只负责分装和登记，把他说的“体验”当成普通试用。
周诚第一次来领时，拿着刘启写给他的纸条，问我是不是每天都来。我说表上按周发，他便把一周的纸袋塞进背包，笑说这样比去健身房省时间。
后来他几乎每周都来，有时赶着上班，只在领用栏签名。我能证明纸袋从柜里出去，不能证明他每天打开了哪一袋，更不能证明袋里有没有别的东西。
民警到后先询问柜门打开的经过，查看老魏拍下的原始照片和交接簿，再按程序处理柜内物品。我们退到走廊，隔着玻璃窗看他们工作。
刘启又说了一遍“退货混放”，并强调标签写着他的名字，和周诚死亡没有关系。民警没有当场评价，只问他退货来源、日期以及是谁放入周转箱。
刘启说记不清，项目退货向来由行政经手。我抬头看他：“我没有接过这只贴你名字的退货。你若交给过我，消息或交接簿上应该有。”
他的目光落在我手机上：“你要是查自己经手的事，就把所有记录拿出来，别只挑对你有利的。”我说会交，但请他也保存自己的安排和退货记录。
民警把我们的话分别记下。老魏在旁边补充，周转箱原本空着，是上周他清理货架时看见里面有银袋；谁放的，他没有亲眼见到。
人走后，项目柜贴上了封存标识。那把钥匙也按要求交给办案人员，老魏在交接簿上注明去向。刘启没能从我手里拿走它，脸上的怒气反倒收了起来。
“你以为袋子上有我的名字，就能证明什么？”他在楼梯间问我，“体验装是我的，没用完退回来，正说明我没交给别人。”
我说：“单靠袋子证明不了谁实际服用，也证明不了周诚领到的是什么。要查，就得看谁让他领、他领回去之后留下了什么。”
刘启忽然提起周诚的妻子：“她不是一直说他为了转岗自己减肥？你们现在把他的选择全推给单位，家属以后听见别的说法，只会更难受。”
我想起程蕾在窗口攥着那只银袋的样子，没有跟他争。周诚为转岗着急是真的，减重和那份迟迟未公布的名单也缠在一起；
正因为如此，他是怎么作出选择的，更不能只听刘启讲。
走出仓库，我把周诚历次领用的大致日期发给民警，说明完整表格还在单位系统，需按程序调取。
民警问是否有能反映使用情况的个人记录，我想到周诚总在工位前拍照。
那时他会把体重秤拖到茶水间的墙边，站上去，再把手机举到眼前。有一次我路过，他让我让开一点，说照片里不能挡住墙上的刻度贴。
我没有看过他发给谁，也不知道手机还在不在家属手里。
我给程蕾打电话，只说想起称重照片这条线索，请她先别删改丈夫手机里的内容，若方便，和办案人员一起查看。
程蕾说手机在她那里，密码是结婚纪念日，她已经依法保管着。她听到“照片”两个字，停了片刻才说：“他从来没给我看过。”
我说第二天陪她整理就诊材料，再联系民警保存手机里的原始记录。电话挂断后，刘启从仓库门口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份打印纸。
他告诉我公司要写情况说明，解释周诚自行减重、单位只发放普通补充品。我看见纸页下方留着“经办人林悦”的签名栏，却没有接过笔。
刘启说：“你做过的登记，总不能不认。”我把纸放回他面前：“登记我会认。‘自行’和‘普通’，你先把依据给我看。”
他没有回答，只把纸折起来放进文件夹。那天我离开单位时，脑子里反复浮现的不是贴着他姓名的袋子，而是周诚举着手机、等体重秤数字稳定的样子。
第二天上午，程蕾把周诚的手机、三次就诊资料和家里找到的工作便条摆在餐桌上。她一夜没睡，先把手机推给我：“你说的照片，应该在这里。”
我请她自己解锁，先别转发或裁剪。她点开相册，往前翻了几屏，就看见周诚站在单位茶水间的墙边，脚下是那台灰色体重秤。
第一张照片里，周诚还穿着旧工装，脸颊饱满，眼睛直视镜头。照片拍摄日期正好在项目开始后的第三天，画面右上角露出贴在墙上的安全提示。
往后每隔几天都有一张。有时只拍秤上的数字，有时人和秤一起入镜；背景里的饮水机、窗框和那张安全提示，让我能认出同一个地方。
程蕾用手指慢慢滑过屏幕。照片里的周诚下颌越来越尖，工装领口空出一截。她翻到第三次就诊前的那张，停住了：“这天他回来，说医生还让他多吃饭。”
病历上写着消瘦、乏力，常见检查未发现能解释体重下降的明确异常。医生建议继续随访。
程蕾把病历和照片并排放着，问我：“他就这样回去上班，没人问他为什么还在减？”
我说自己问过，他说快能转岗了。程蕾低头看着屏幕：“我也问过。他说是自己的事，等名单出来再告诉我。我以为他怕我劝不动，连饭都多给他盛。”
她把那张照片放大，周诚左手扶着墙，袖口里露出的手腕细得吓人。“我那时候生他的气，觉得他把转岗看得比命重。”
她的声音发紧，“可是谁在等这些照片？”
我们打开对应日期的聊天记录。那些照片发给同一个联系人，备注是“刘主管”。有的照片后面只跟着体重数字，有的还写了当日乏力、头晕。
刘启的回复大多很短：“收到。”“明早再称。”“这周别断。”在周诚说胃不舒服的那天，他回的是：“先按之前的量，名单还没定。”
程蕾把手机放下，起身走到厨房，拧开水龙头又关上。她回来时问我：“他晕过没有？别再说你不知道。”
我确实不知道他是否晕倒过。周诚有一天下午突然没在工位，刘启说他去搬运区帮忙，我没有追问。程蕾听完，拿起手机说要把那段日期也记下来。
我提醒她把怀疑和亲眼见到的事分开说。她抬头看我，眼里还有怒气，却点了点头：“那我就问清楚那天下午谁和他一班。”
我联系负责的民警，说明相册里有连续称重照片和与刘启的聊天记录，请他指导保存原始数据。对方约我们带手机到指定地点，不要只提交截图。
出门前，程蕾继续翻照片，想把与三次就诊相邻的日期标出来。翻到最下面一张时，她忽然叫我看：“这不是你昨天说的纸袋吗？”
照片里，周诚站在秤旁，脚边放着一个牛皮纸袋。袋口折起，外贴的领用标签只露出半张；程蕾放大后，我看见自己那天签下的名字——林悦。
那是项目中期改用的领用签。我记得那天周诚来晚了，我正要锁柜，就替他补填日期和数量，再把一周的纸袋交给他。照片拍在同一天的傍晚。
程蕾看我的目光变了：“你昨天说你帮他领过东西，没说每袋上还签着你的名。”我伸手想指日期，又收回来：“我该说得更清楚。这张签名是我写的。”
她把手机从桌面拿起：“所以他拿回家的银袋，也是你装的？”我说我按刘启给的物料分装过银袋，也发过装袋的纸袋；
我不能只凭这张照片确定照片里每个小袋的内容。
“你总有一句不能确定。”程蕾的声音突然拔高，“他瘦成这样，照片天天发给你们主管，你签字发东西，却没人让他停？”
我没有替自己找借口：“纸袋是我交到周诚手里的，签名也是我写的。我会把分装和签名的经过完整说给办案人员。”
程蕾问的是我做过什么，我不能只答自己不知道袋内成分。
程蕾把手机攥在胸前，许久才说：“我不需要你现在说对不起。我需要你别再替刘启把话说圆。”
我点头。临走时，她把三次病历按日期放进透明袋，手机单独拿着。她没再让我帮忙提包，却同意我陪她一起去。
在办案地点，民警先听程蕾说明手机来源和保管情况，再让她现场打开原始照片与聊天记录。
照片日期、发送时间、接收对象都在手机里，和我们带来的病历可以逐项对应。
我指认茶水间的安全提示、灰色体重秤和牛皮纸袋，也确认标签上的签名是我本人所写。
民警问签名代表什么，我说代表我经手交付，不代表我检查过袋内成分。
程蕾补充丈夫最后一次出门前说过“体重还差一点，暂时不能停”。
她说此前一直以为那是他自己定的目标，现在看见刘启反复催照片，才知道至少有人在持续接收他的身体数据。
民警请她保存手机，不要自行删除聊天或清理应用，并按程序固定原始记录。程蕾看着工作人员操作，问这些照片能不能证明周诚服用了银袋。
民警说照片和聊天能说明领用、称重及信息往来，具体服用和死因还要结合其他证据与检验结果。
程蕾听完，把那只从外套里找到的银袋的位置再次说明，没有催他们当场给结论。
轮到我陈述时，我把刘启让我分装物料的时间、周诚领用的方式，以及昨天柜内发现贴着刘启姓名的退回袋子的过程逐项说清。
我也交代自己从未见过完整的风险说明。
民警问：“谁告诉你没有风险？”我想了想，说刘启把物料交给我时说这是准备推给客户的体重管理产品，手续由他负责。
至于供应方到底给过什么文件，我当时没有核查。
从办案地点出来，程蕾终于肯让我替她拿病历袋。她说接下来要联系周诚同班的人，弄清他在岗位上有没有出现过更严重的反应。
我想到老罗。周诚第三次就诊后，老罗曾扶他在走廊长椅上坐过一会儿。当时我远远看见，以为他只是搬东西累了，没有走过去。
我告诉程蕾老罗的姓名和班组，不把猜测说成事实。她把名字记在手机备忘录里，说会请民警联系，也会问问他本人是否愿意讲。
走到停车场时，我收到刘启发来的情况说明电子稿。他把“经办人林悦”放在最后，正文写着周诚主动购买减重用品，单位没有要求他提供身体数据。
我把手机递给程蕾看了正文里那一句。她没有再像昨天那样发火，只说：“照片和聊天就在这里。他要是敢写，就让他写上名字。”
我回复刘启：我不同意这份说明，也不会以经办人身份签字。周诚的领用、照片和聊天记录，我已按实际情况向办案人员说明。
发送后，我把原消息保留在手机里。
刘启很快打来电话。我接通并开了免提，他先问我是不是忘了纸袋上的签名，接着说：“你现在把事推给我，自己就能摘干净？”
我说：“签名是我的，我已经承认。你让他发称重照片的消息也在。你要解释那是什么意思，自己去解释。”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刘启说项目材料会证明他的安排没有问题，随即挂断。程蕾把病历袋从我手里拿回去，低头检查封口是否合好。
她没有说相信我。临上车前，她只让我把那份带签名的领用表原件存放位置再发给民警。我当着她的面发了，还补上单位系统里对应的登记路径。
车门关上后，我看见她在副驾驶座上重新打开周诚的照片，停在最后那张。我知道下一次被问到那只纸袋时，自己的名字会和刘启的消息一起摆在桌上。
程蕾的车开走后，我还站在办案地点门口。手机里，刘启那份情况说明停在“周诚主动购买”几个字上；我保存了原件，没有再回他的电话。
第二天，民警通知我补充陈述。程蕾也到了，她坐在走廊另一端，手里拿着周诚的病历袋。看见我，她先起身走向办案人员。
“她发过东西，也签过名。”程蕾说，“请把她知道的都写进正式材料。我不要她私下跟我道歉，到头来纸上还是只有我丈夫自己减肥。”
我在她面前点了头。昨天我已经承认经手领用，今天需要把每一步讲具体：物料由谁交给我，分装按谁的要求，周诚凭什么来领，我又有哪些事从没核实。
刘启最初把银袋和一张分装清单送到行政桌上，让我按周装入牛皮纸袋。清单写着份数，没有成分说明；
我问过是否需要让领用者签收风险告知，他说项目手续由他负责。
这些话我逐项说给民警，连同能对应的工作消息一起提供。民警问有没有看见周诚吞服，我答没有；我只见过他领走纸袋，以及后来带着纸袋去称重。
我又确认，牛皮纸袋是我递给周诚的，领用标签上的签名也是我的。程蕾没有插话，只让民警把这句话记准确。
陈述结束，民警问周诚在岗期间是否出现过异常。我说见过老罗扶他坐在走廊长椅上，具体发生了什么，得问同班的人。程蕾立刻提供了老罗的姓名。
我回单位查当日排班记录。老罗和周诚同在搬运组，刘启是当班主管；记录还显示，那天下午两人原本被安排完成一批货物转运。
我把排班记录的存放位置告知民警，自己只按允许的权限导出工作用副本。下午换班时，我在仓库外找到老罗，他正把手套塞进衣兜。
我说民警可能会找他了解周诚在岗的情况。老罗把手套掏出来又塞回去：“那天我不在场，你们问别人吧。”
我没有逼他当场讲，只告诉他排班上写着他和周诚同组。老罗朝库房里看了一眼，低声说：“表上有我，也不等于我看见了。他们还让我干活呢。”
“我会把记录交给警方。”我说，“你亲眼看见什么，可以自己告诉他们；没看见的，不用替谁猜。”老罗擦了擦额头，转身回仓库，没有再否认排班。
傍晚他给我发来一条消息，问周诚的妻子是不是也在找他。我说程蕾想知道丈夫那天下午发生了什么，民警同样会问。过了很久，他回了一个“知道了”。
次日上午，老罗主动去了办案地点。我到时，他正在走廊长椅上等着，手里攥着一张折了几折的排班纸，纸角已经软了。
他对民警说，周诚那天下午搬完第二趟货，在通道边扶着货架，没站稳就倒了。老罗和另一名工友把他扶到安全处，见他还有意识，第一通电话打给了刘启。
刘启赶来后问周诚能不能走，周诚说头晕、心慌。老罗提出送医并按在岗发病情况上报，刘启说周诚已经做过几次检查，先休息，别把普通不舒服闹成工伤。
“我听了他的。”老罗的声音越来越小，“那天下午没按工伤流程送医。我给周诚倒了水，看他缓过来，还替他把剩下的活儿做了。”
民警问他有没有见到银袋。老罗说没见到，只记得周诚把背包抱在身前，刘启让他先别再搬重货，随后把人带去了办公室。
他能讲清倒地和处置，却不知道办公室里说了什么。程蕾站在门边听完，问：“他当时能自己回家吗？”老罗说周诚后来是自己走出单位的，脚步很慢。
程蕾没有责怪老罗。她问他为什么昨天不敢认在场，老罗望着地砖：“我们班下个月还要重新定岗。刘启一句话，我就可能没活干。”
程蕾说：“我丈夫那天要是送了医院，会不会不一样，我现在也不知道。但你今天讲出来，至少没人能说他一直好好的。”
老罗抬头看了她一眼，随后把自己保存的当日通话记录交给民警查看。号码、时间和他刚才说的先联系刘启能对上，他同意留下正式证言。
从办案地点出来，老罗没有和我们并肩走。他怕单位里有人看见，绕到另一侧楼梯下去。
程蕾看着他的背影，让我把排班记录的来源也说明白，免得只剩他一个人承受压力。
我照做了。民警已掌握系统记录的位置，会依法核实；我的副本只用来说明为何找到老罗，不让他单独背着一张纸去争。
回到工位，我发现自己已不在项目工作群里。原先能看见领用通知的聊天窗口消失了，办公桌上放着一张岗位调整单，让我暂时停止经办项目物料。
接手的人是隔壁行政组的小陈。她抱着空文件夹过来，问项目柜既然封着，剩余产品从哪里领。我说柜内物品由警方处理，不要动封存标识。
小陈给我看刘启新发的通知：次日上午，另一批尚未发完的产品将在会议室登记领取，名单由各组报上来。我被停了经办，下一次发放却已经排好了时间。
通知末尾写着“试用照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