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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上,公明党干事长西田实仁把台独和“改变现状”划了等号。
他搬出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和《波茨坦公告》第八条,逐条念完,高市早苗只回了一句“期待对话和平解决”。
日本人自己也知道,日本官方文件早就把台湾归属写死了,首相的个人嘴硬正在变成国家信用的一笔坏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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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田实仁
西田实仁站在参议院全体会议的质询席上,手里捏着两份文件,一份是1972年的《日中联合声明》,另一份是《波茨坦公告》。
他没有绕弯子,直接翻到联合声明第二项和第三项: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坚持《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第八条写的是什么?
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日本主权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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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田实仁把这两段话并排放着,对高市早苗说:这代表日本承认台湾归还中国,不承认“两个中国”,也不承认“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独,这是历届政府的一贯立场。
高市早苗的回应只有一句话:期待台湾问题透过对话和平解决。没有反驳,没有展开,没有撤回她2025年11月7日在国会答辩中那句“台湾有事可能构成存亡危机事态”。
西田实仁追问了一句更狠的:9月22日美日韩外长联合声明说“反对任何片面改变现状的企图”,那么台独算不算改变现状?高市没有接这个话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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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藤铁夫
第二天,10月10日,公明党党首齐藤铁夫走进高市早苗的办公室,正式传达退出执政联盟的决定,26年的自公联盟宣告结束。
公开理由是政治献金管制谈不拢,但多家日媒把镜头对准了高市的人事安排:她让“黑金”丑闻涉事者萩生田光一出任党内要职,公明党的不满越过了临界点。
五天后,10月15日,小泽一郎在X上转发了一条“中俄朝联动批评日本”的报道,配了一句话:造成这种局面的正是高市首相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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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泽一郎
“外交不是基于好恶的争吵,期待或依赖他国也不行,首相个人幼稚而情绪化的外交,正在危及这个国家和国民的生命”、“如今,高市首相的存在本身,正在逐渐成为外交的障碍。”
这五天的节奏很紧,10月9日国会质询,10月10日联盟破裂,10月15日老牌政治家公开定性。
把镜头再往前拉一个月,9月27日,前外相岩屋毅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的身份率约50名企业高管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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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屋毅
王毅在会谈中把话说得很直:中日关系的问题应当由制造问题的人来解决。岩屋毅向王毅提了一个方案,由中日两国重新确认1972年联合声明的精神,作为“事实上的撤回”。
王毅没有接受,岩屋毅回到日本后对媒体承认,中日关系恶化是日方造成的。
公明党选在退出联盟的前一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把话说透,这个时间点不是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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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西田实仁在10月10日之后再说这番话,他只是一个在野党干事长的例行批评,分量轻得多。
放在10月9日,他仍然是执政联盟的成员,站在国会正式质询的席位上,面对的是一国首相,他说出的每一个字都会进入参议院议事录,成为永久的国会记录。
这是一份精心安排的政治遗嘱,公明党知道自己第二天就要离场,知道高市接下来要靠维新会的票数撑起政权,知道高市那条“台湾有事”的路线不会因为一次质询就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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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把日本官方对台湾归属的立场钉在国会记录上,等于给未来的任何清算准备了一份物证:公明党说过,日本承认台湾归还中国,不支持台独,台独也是改变现状。
高市当时没有反驳,她只说了“和平解决”。
将来如果高市的路线在外交上捅出更大的娄子,公明党可以翻到10月9日这一页:我们走之前把底线念给她听了,是她自己没有接,这不是联盟内部的风险隔离,联盟第二天就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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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离场者给自己留的免责声明,也是给高市留下的一笔无法赖账的政治负债。
小泽一郎的批评之所以重,重在他不是从“亲华”或“反华”的角度说话,他问的是日本自己的账本:高市内阁成立快一年了,人们的生活变轻松了吗?经济增长了吗?安全与安心实现了吗?
他把高市的存在本身定义为外交障碍,等于说这条路线不是在处理外交,而是在消耗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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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屋毅在北京被当面告知“问题由制造者解决”,回国后公开承认问题出在日方,等于替小泽的定性补了一份来自自民党内部的证词。
10月14日,高市早苗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面对公明党议员伊佐进一的质询,谈的是无核三原则。
她说政策上仍然坚持无核三原则,但正在推进的安保三文件修订中,关于无核三原则的具体表述“仍有探讨余地”,这句话和她在涉台问题上的含糊是同一套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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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有说废除无核三原则,没有说允许运进核武器,她说的是“措辞有探讨余地”。
无核三原则写的是“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高市在就任首相之前就长期主张修改“不运进”这一条。
她不需要公开翻桌,只需要在年底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时把“不运进”的解释空间撬开一道缝,让核动力潜艇的探讨、核共享的讨论、美军载核舰船停靠的模糊处理慢慢挤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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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台问题用的是同一把刀,她不说日本支持台独,也不说日本反对台独,她说“期待对话和平解决”,这句话本身没有错,错在它不回答西田实仁的问题。
西田问的是日本政府是否将台独视为片面改变现状,高市答的是“和平解决”,问答之间隔着一整个日本官方文件体系。
而日本的外交信用就耗在这种“同时存在”里,北京听到的是“和平解决”,但高市2025年11月的那句“存亡危机事态”没有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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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听到的是日本愿意配合美日韩声明,但公明党在国会把台独也装进了“改变现状”的筐里,高市没有反驳。
东京的官僚体系手里有1972年联合声明,首相嘴里有另一套话,务实派要跟中国保留沟通渠道,就得先证明自己不是高市路线的兜底者。
岩屋毅飞到北京,王毅让他带回去的话是“问题由制造者解决”,制造者坐在首相官邸里,继续说着“措辞有探讨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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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明党的国会记录留在了10月9日,高市的首相座位靠维新会的票数撑着,日本经济界已经用50名高管的访华行程投了票,政治层面还在为一个人的历史观支付外交成本。
西田实仁的质询没有改变高市的措辞,但它改变了一件事:从今往后,任何试图替高市路线打圆场的人,都得先解释为什么首相没有在10月9日反驳那份国会记录。
参考资料: 小泽一郎痛批高市早苗是外交障碍 ——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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