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8岁那年曾和三个女孩睡过，奇怪的是她们后来全出了事

那年夏天

十八岁那年夏天，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像个大人了。

高考结束后的第三天，我骑着那辆破旧的二八大杠，穿过县城坑坑洼洼的街道，去城东的小芳家。小芳是我同桌，扎着马尾辫，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我们约好了要去河边捉鱼。

其实我们都知道，捉鱼只是个借口。

那个暑假格外漫长，蝉鸣声像是要把整个夏天撕裂。小芳家的院子里种着一棵老槐树，树荫下凉快得很。她穿着碎花裙子，坐在竹椅上削苹果，刀工笨拙却认真。我看着她的手，指节分明，指甲修剪得干干净净。

“你总看我干什么？”她脸红着问。

我没说话，只是笑。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在她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那一刻我觉得，这就是爱情的样子。

后来的事情发生得很自然。在那个闷热的午后，在老槐树的见证下，我和小芳第一次分享了彼此的秘密。她的皮肤很白，像刚剥开的鸡蛋，我的手指划过她的脊背时，能感觉到她在微微颤抖。

“你会一直记得我吗？”事后她问我，声音轻得像风。

“当然会。”我说得很肯定。

可是开学后，我去了省城的大学，小芳留在县里复读。距离这东西很奇怪，它能让最炽热的情感慢慢冷却。起初我们还频繁通信，后来变成偶尔的电话，再后来，连电话都少了。

大一的寒假回家，我妈告诉我：“小芳疯了。”

我不信。我妈说小芳复读压力太大，精神出了问题，现在住在精神病院里。我去看她，隔着铁栅栏，她披头散发地坐在角落里，嘴里念念有词。我叫她的名字，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神空洞得吓人，然后继续低头念叨。

医生说她是精神分裂症。我想起那个夏天，想起她问我会不会永远记得她。我突然明白，有些承诺是不能随便许下的。

第二个女孩叫阿静，是在大学社团认识的。她学美术，留着齐耳短发，喜欢穿黑色的衣服。她身上有种特别的气质，像是随时准备与世界为敌。

我们的关系开始于一次画展。那天她站在一幅抽象画前发呆，我走过去问她看懂了吗。她说：“不需要懂，感受就好。”然后转过头看着我，“就像你，我也不需要懂你，只要感受你就够了。”

阿静说话总是这样，带着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蛊惑力。

她带我去她的画室，满屋子都是颜料的味道。墙上贴满了她的画，大部分都是扭曲的人形和破碎的风景。只有一幅画例外，那是一朵向日葵，开得热烈而孤独。

“这是我最好的作品。”她说。

“为什么？”

“因为画完这幅画之后，我就决定不再画向日葵了。”

我不明白她的意思，但也没有追问。阿静总是这样，话只说一半，剩下的要你自己去猜。

我们在画室里度过了很多个夜晚。她画画，我看着她画画。有时候她会突然停下来，走到窗边抽烟，烟雾缭绕中，她的侧脸美得不真实。

“你知道吗，”有一天晚上她突然说，“我觉得自己活不过三十岁。”

“别胡说。”

“真的，”她笑了笑，“我有预感。”

毕业后我们分手了，原因很简单——她要出国，我要工作。分开的时候她很平静，没有哭，没有闹，只是说了句：“谢谢你陪我画完最后一幅向日葵。”

三年后，我收到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阿静走了，自杀。她留了一封信给你。”

我赶到殡仪馆的时候，已经什么都晚了。她父母把她的遗物交给我，里面有一幅画，画的是那朵向日葵，旁边写着：“这朵花送给你，因为它永远不会凋谢。”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自杀，也许是因为抑郁症，也许是别的什么原因。她从来不愿意让别人真正了解她，包括我。

第三个女孩叫小月，是我工作后认识的。她比我大三岁，在一家广告公司做策划。我们是相亲认识的，我妈安排的。

小月长得很普通，但是性格很好，爱笑，说话温温柔柔的。我们交往半年后就同居了，日子过得平淡而温馨。她会在我加班的时候给我送饭，周末一起看电影，偶尔吵吵架，但很快就会和好。

我以为这次会不一样。

可是有一天，小月突然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消息，电话打不通，微信也不回。我找到她公司，同事说她辞职了。找到她家，她父母说她出去旅游了。

一个月后，警察找到了我。

他们在邻市的一个出租屋里发现了小月的尸体。法医鉴定是过量服用安眠药，排除他杀。现场留下一封信，信上说她得了绝症，不想拖累家人，所以选择了这条路。

可后来的尸检报告显示，她根本没有生病。

为什么？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直到半年后，我在整理她的遗物时，发现了一张诊断书——重度抑郁症。原来她一直在吃抗抑郁的药，只是从来没有告诉过我。

我回想起那些日子，她确实经常失眠，有时候会莫名其妙地哭，我问她怎么了，她总是笑着说没事。我以为那是女人的敏感多疑，从没放在心上。

如今我已经三十五岁了，还是一个人。朋友们都说我条件不错，为什么不找个对象。我总是笑笑不说话。

只有我自己知道，那个夏天的老槐树下，那个充满颜料味的画室里，那个温暖的小公寓里，有三个女孩曾经信任过我，把自己最脆弱的一面展现给我。而我，什么都没能为她们做。

小芳疯了，阿静死了，小月也死了。她们出事之前，都和我有过最亲密的关系。这件事成了我心里的一个结，解不开，也剪不断。

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什么问题，甚至去找心理医生咨询。医生说我可能有幸存者内疚综合征，认为自己对别人的不幸负有责任。可是我知道，这不是简单的内疚。

有时候半夜醒来，我会想，如果当年我没有去小芳家，没有走进阿静的画室，没有答应和小月相亲，她们的命运会不会不一样？

没有人能给我答案。

去年清明节，我去给阿静和小月上坟，又去精神病院看了小芳。她还是那个样子，坐在角落里自言自语。护士说她的病情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能认出人来，坏的时候谁都不认识。

那天正好赶上她状态好，她认出了我，叫了我的名字。我激动得差点哭出来。她拉着我的手，说了句让我终生难忘的话：

“那年夏天，谢谢你陪我捉鱼。”

说完这句话，她又陷入了自己的世界里，再也认不出我了。

走出精神病院的时候，天正在下雨。我站在门口抽了根烟，雨水打在脸上，分不清是雨还是泪。

这些年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爱到底是什么？是占有，是陪伴，还是救赎？

也许都不是。

也许爱只是一种幻觉，让我们以为自己可以改变什么。可是到头来，我们谁也拯救不了，甚至连自己都拯救不了。

小芳疯了，但她还记得那年夏天的鱼。阿静死了，但她留下了永不凋零的向日葵。小月走了，但她始终没有告诉我她的痛苦。

而我，只能带着这些记忆，继续往前走。

有人说时间会治愈一切，但我觉得，有些伤口永远不会愈合。它们只是被埋在了心底最深处，平时不会疼，可一到阴雨天就会隐隐作痛。

就像此刻，窗外又下起了雨。我坐在电脑前，打下这些字。屏幕上的光标一闪一闪的，像是在催促我把这个故事讲完。

可故事哪有什么结尾呢？

生活还在继续，明天太阳照常升起。我会起床，刷牙，吃早饭，去上班。遇到合适的女孩，可能还会谈恋爱，可能还会结婚生子。

只是我再也不会轻易许诺永远了。

因为我知道，有些话说出口，就是一辈子的债。

写完这些，天已经亮了。雨停了，窗外有鸟在叫。我关掉电脑，洗了把脸，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三十五岁，眼角有了细纹，鬓角有了白发。

我对着镜子笑了笑，笑得很难看。

然后我穿上外套，推开门，走进了新的一天。

身后，电脑还亮着，屏幕上最后一行字是：

“那年夏天，三个女孩教会了我一件事——爱不是占有，而是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