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亿级农商行如何影响本地金融竞争生态？

由“6家并1家”而来的江苏徐州农商行（以下简称“徐州农商行”）已正式完成工商注册、系统合并，并开始实质运营。

《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目前徐州农商行在江苏省委、省政府的指导下，正在进行正式挂牌开业的筹备工作，在正式挂牌开业之前，该行柜面业务已全面重启，手机银行等渠道也在分批恢复，并可以进行代销理财产品申购、赎回业务及代销贵金属购买等业务办理。

新设合并组建的徐州农商行注册资本达112.85亿元。至此，注册资本超百亿的农商行数量已达18家，其中有10家都是在近几年的农信改革进程中涌现的。宁波之江普惠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野向记者指出：“未来几年，随着农信改革持续推进，注册资本超过百亿元的地市级农商行有望继续增加，但未必成为全国普遍模式。注册资本能否达到百亿元主要取决于参与合并机构的数量、原有资本规模以及重组过程中的新增出资和资本调整。”

多数由农信改革而来

新成立的徐州农商行由徐州、丰县、沛县、睢宁、邳州、新沂6家农商行新设合并成立，成立过程较为迅速。9月4日，徐州农商行获江苏金融监管局下发的同意组建新银行的批复，9月28日完成工商注册，10月4日20时至5日8时，徐州农商行完成原6家银行的系统合并变更工作。

徐州农商行是继江南农商行之后江苏省第二家、苏北地区首家地市级统一法人农商行，徐州农商行的新设合并填补苏北地区市级农商法人机构的布局空白。截至2026年6月末，原徐州农商行总资产1209.32亿元，邳州、睢宁、新沂农商行的资产分别为507.07亿元、419.77 亿元和343.92亿元。

某中部省份农信系统人士告诉记者：“县域农商行作为独立法人运营时，资本实力和各方面投入有限，面对大行下沉和互联网金融冲击，抗风险能力偏弱，即长期存在小散弱的局面。合并之后，其资本规模增加、IT系统统一、风险集中管理，单户授信上限和业务资质同步提升，更有利于服务当地重大项目和制造业升级。”

目前，国内注册资本超过100亿元的农商行已有18家，其中多数是伴随农信改革而来。

具体来看，农商行中注册资本规模前十位都是在近几年农信改革中涌现出的省级农商行，分别为内蒙古农商行（580亿元）、甘肃农商行（449.19亿元）、新疆农商行（348.88亿元）、吉林农商行（346.28亿元）、河南农商行（292.47亿元）、海南农商行（220.21亿元）、四川农商联合银行（220亿元）、辽宁农商行（207.89亿元）、贵州农村商业联合银行（104亿元）以及徐州农商行。此外，部分农商行通过增资扩股完成百亿注册资本，如洛阳农商行2024年注册资本由17.05亿元增至107.05亿元；江南农商行于2009年由常州辖内原5家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合并组建成立，成立之初注册资本40亿元，逐步增资至目前的101.15亿元。

农信改革进程仍在持续，目前多地推进市级统一法人改革。近期，青海海北州、黄南州、海南州辖内农商行相继披露临时股东会安排，审议组建州级统一法人农商行的相关议案。贵州也提出通过省级农商联合银行注资，推动组建9家市（州）农商行，形成“1家农商联合银行+9家市（州）农商行”新型两级法人架构。

9月30日，金融监管总局贵州监管局发布批复，同意贵阳农商行注册资本新增53.96亿元，由45.77亿元增至99.73亿元，增幅117.89%。同时批准其吸收合并贵州乌当、花溪、清镇等7家农信类机构，相关债权债务及网点由其承继。目前，上海农商行、大庆农山冈、秦农商行注册资本距百亿门槛也仅有微小差距。

博通咨询首席分析师王蓬博向记者指出：“本轮改革遵循一省一策原则，是否推进地市整合取决于省内原有农信资产质量、历史包袱和地方财政支持能力，徐州农商行这类案例适合在县域机构数量多、单体体量偏小、风险分散的区域推广。资产质量好、县域独立法人运营稳定的省份不会盲目合并扩资本，未来几年部分省份是否会继续推进辖内多家县级农商行整合，是否能诞生更多百亿注册资本地市级农商行，整体节奏由地方风险处置进度决定。”

强化支农支小

从区域金融的市场竞争角度来看，百亿资本规模的地市级农商行出现将如何影响本地的金融竞争生态？

刘野认为，地市级农商行合并后，对本地金融竞争可能产生两方面影响。一方面，合并有利于整合资本、网点、客户和科技资源，提升跨县域经营和产业链金融服务能力，增强农商行的竞争力，也有助于满足区域内企业多样化的融资需求。另一方面，如果参与合并的农商行此前存在较多业务交叉，合并后独立竞争主体减少，也可能提高当地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具体影响取决于原有业务重叠程度和其他银行的竞争情况。此外，农商行长期扎根县域，熟悉当地农户和小微企业的经营情况，这是其重要的竞争优势。合并后，既要发挥资源整合的规模效应，也要避免审批权限过度集中，影响基层金融服务的灵活性。

值得注意的是，多位业内人士指出，注册资本规模增加并非天然对应银行抗风险能力及运营能力的提升。注册资本跨过百亿元只是第一步，未来资本能否转化为信贷投放能力、风险抵御能力和可持续的盈利质量，是银行面临的长期挑战。

刘野认为，合并后的注册资本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原有资本的整合，并不必然意味着资本实力和风险抵御能力同步增强。因此，衡量农信改革成效，不能仅看机构规模和注册资本，更应关注改革能否真正提升经营效率、增强风险化解能力，以及改善支农支小金融服务质效。

也就是说，未来银行资本补充的正面效应能否持续，与银行自身的经营质量深度挂钩，如何用好资本才是农商行未来的真正挑战。王蓬博认为：“资本充足率提升之后，机构可以单独承接大额涉农项目与乡村振兴中长期项目。同时，合并后风险资产分母扩大，不良吸收空间增加，单家机构风险集中度下降。但如果内部管理、人员、风控系统整合不到位，存量不良会集中暴露，资本优势也可能无法转化成持续的业务投放能力。”

刘野指出：“农商行通过合并扩大资本规模，有助于提升业务承接能力，但实际效果仍取决于资本质量和经营管理水平。在大额涉农项目授信方面，可以统筹原本分散的资本资源，在监管资本净额相应扩大的情况下，增加单户授信空间，提升对农业龙头企业、农产品加工等经营主体的融资支持能力。在乡村振兴领域，统一法人有利于提高跨县域资源配置效率，更好地满足区域农业产业链和乡村产业项目的融资需求。”

刘野进一步指出：“在风险抵御方面，合并有利于统一资本配置和风险管理，增强对区域内经营风险的统筹应对能力。但原有机构的存量风险也会随之纳入统一管理，可能增加风险处置压力。因此，资本规模扩大只是为业务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条件，能否真正转化为授信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的提升，还要看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以及合并后的经营管理成效。”

如何保证农商行在资本金规模增加、授信实力提高，避免出现追逐大额对公、“脱农离小”的情况？刘野认为：“大额贷款能够较快增加业务规模，单位金额的获客和管理成本通常较低。银行注册资本规模做大确实会有拓展大额对公业务的动力，如果考核偏重规模和短期利润，资源就容易向大客户集中。判断是否偏离定位不能只看贷款大小，如农业加工、仓储冷链等企业也是围绕农业产业而来，与农业、农户的收益紧密相关。”

刘野建议：“要关注风险集中和资源偏移，严格执行大额风险暴露及关联交易要求，并在贷款余额之外关注农户、小微获贷户数、首贷户和县域服务覆盖。银行内部则要通过考核、人员投入和合理的小额审批授权，让基层有动力、有能力服务小客户。”

王蓬博则认为，对于银行来说，大额项目的运营成本更低，单笔收益更高，容易挤压小微涉农信贷额度。未来须依靠定位考核、监管指标约束，持续监测涉农贷款、普惠小微贷款的总量与占比，设置集中度指标限制单户大额授信规模。同时，绑定机构经营区域，限制跨区域投放，把支农支小考核结果和机构准入、高管履职评价挂钩，从考核端抑制“脱农离小”的倾向。

（编辑：曹驰 审核：何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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