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岁外出务工，与已婚女士合租，每到睡前她总要挪桌子

那年我二十四岁，头一回出远门打工。老乡介绍我进了东莞一家电子厂，管吃管住，但宿舍是十二人间，上下铺挤得转不开身。我睡觉打呼噜，室友有意见，班长找我谈了两回。我脸皮薄，就想着搬出去住。

厂子后头有个城中村，叫冼屋村，密密麻麻全是农民房。我在巷子口看到一张招租广告，红纸黑字，手写的，贴在一棵歪脖子树上。电话打过去，是个女的接的，声音挺轻，说还有一间空房，月租三百五，水电平摊。我说能不能看看，她说你过来吧。

那栋楼有六层，没电梯，楼梯窄得两个人并排走都费劲。我爬到五楼，敲了敲门。开门的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扎着马尾，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短袖，脸上干干净净的，没怎么化妆。她冲我笑了笑，说：“来看房的吧？进来。”

房子是两室一厅，不大，但收拾得利利索索。客厅摆着一张旧沙发，一个折叠餐桌，几把塑料凳子。厨房在阳台上，灶台擦得锃亮。她指了指靠里的一间，说：“这间空着，你看看。”

房间也就七八个平方，一张单人床，一个布衣柜，一张小书桌。窗户朝北，能看到对面楼晾的床单。我说行，就这间吧。她点点头，说：“我叫阿英，你叫我英姐就行。我老公在深圳跑货运，一个月回来一两天。平时就我一个人住。”

我喊了声英姐，把行李搬了进来。

头一个星期，相安无事。我早上七点半出门，晚上加班到九点回来，洗洗就睡。英姐在附近一家超市做收银员，比我回来得早，有时候会在客厅看电视，声音开得很小。我们碰面了就聊几句，她问我厂里累不累，我说还行。我问她超市忙不忙，她说就那样。不咸不淡的，像两片平行的叶子，各过各的。

大概住了十来天，我注意到一件事。

每天晚上，我躺下之后，总能听见客厅里有轻微的响动。是桌子腿蹭地面的声音，吱——嘎，很短，一两下就停了。一开始我没在意，以为是英姐在收拾东西。后来发现不是，那声音几乎每晚都有，大概十一点左右，很准时。

我那时候年轻，心里犯嘀咕。一张折叠桌，白天在那，晚上也在那，有什么好挪的？再说那声音不像是无意碰到的，像是有意去推，推一点点，再推回来，来回好几下。

有一回我加班回来晚了，快十二点才进门。客厅灯关了，英姐房间的门缝里透着光。我轻手轻脚洗漱完，刚躺下，那声音又来了。吱——嘎，吱——嘎。这回我听清了，她不光挪桌子，还在桌角底下塞了什么东西。窸窸窣窣的，像纸片。

我心里好奇，但不好意思问。人家是房东，我是租客，人家晚上挪自己家的桌子，关我什么事。

后来有一次周末，英姐老公回来了。一个黑黑壮壮的男人，说话嗓门大，进门就把包往沙发上一扔，喊：“阿英，做饭没？”英姐从厨房探出头，笑着说：“做了做了，你爱吃的红烧肉。”那天晚上，客厅里很热闹，两个人看电视，说说笑笑。我躲在房间里没出去。

到了十一点多，外面安静了。我以为他们都睡了。可过了没多久，那挪桌子的声音又来了。吱——嘎，吱——嘎。这回是从他们卧室里传出来的。我贴着墙听了一会儿，还有低低的说话声，听不清说什么，但语气像是在商量什么事。

我翻了个身，心想这两口子也是怪，大半夜不睡觉，挪什么桌子。

再后来，我跟厂里一个老员工聊天，无意中提起这事。老员工是本地人，四十多岁，什么都懂。他听了之后，看了我一眼，说：“你那个房东，是不是姓陈？”

我说我不知道她姓啥，只知道叫阿英。

他又问：“她老公是不是跑货运的，一个月回来一两天？”

我说对。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要是不想惹麻烦，就搬出来吧。”

我问为啥。

他叹了口气，说：“那个阿英，我以前也认识。她老公在外面有女人，好几年了。她一个人在这边，也不容易。她每天晚上挪桌子，是在算账。把桌子挪开，从桌腿底下掏出一个铁盒子，里面全是汇款单和存折。她老公每个月给她多少钱，她自己挣多少钱，一笔一笔都记着。她不想让她老公知道她在攒钱。”

我愣住了。

老员工又说：“她跟她老公早晚要离。她攒的那些钱，就是给自己留的后路。你住那，她对你客气是客气，但你别掺和人家的事。知道得越多，越不好。”

那天晚上回去，我躺在床上，听见客厅里又传来那熟悉的吱嘎声。我没有再像以前那样翻来覆去地琢磨，而是闭上眼睛，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过了几天，我找了个借口，说厂里宿舍有空位了，搬了出去。英姐没多问，把押金退给我，还多退了五十块，说这个月水电用得少。我把钱收了，说了声谢谢。

搬走那天，我拎着行李箱下楼，走到巷子口回头看了一眼。五楼的窗户亮着灯，窗帘拉着，看不见里面。我忽然想起第一天来看房时，她冲我笑的样子，干净利落的，像个把日子过得明明白白的人。

后来我再没见过她。但那吱嘎吱嘎的声音，偶尔还会在我脑子里响起来。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每天晚上，等老公睡了，悄悄挪开桌子，从桌腿底下掏出铁盒子，在灯下一笔一笔地算，自己还差多少，才能不用再等。

我不知道她后来离了没有，也不知道她攒够了没有。但我从那以后明白了一件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桌子要挪，桌腿底下压着的东西，外人看不见，也最好别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