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析：2.3万平方公里的达里冈爱优质牧场为何会划入蒙古国？

文｜鹿

打开蒙古国东部的地图，在苏赫巴托尔省的东南角，有一块土地像一把刀刃，朝中国内蒙古腹地扎进来大约三百多公里。东西走向近两千四百公里的内蒙古版图，在中段被这把刀削出一道极细的“腰”，从地图上看，几乎要被截断。这片约2.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是达里冈爱。

今天的中国人大多没听过这个名字。但在三百多年前，这片草原是全中国最金贵的牧场，没有之一。

“达里冈爱”是蒙古语Дарьганга的音译，也有写达里冈崖、达里冈厓的，意思大致是“辽阔的草甸”。它的地理边界清晰可辨：南起察罕齐老山，北至济尔垓图，东起哈鲁勒陀罗海，西至额固特。南边紧挨着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阿巴哈纳尔右翼旗、阿巴噶右翼旗和苏尼特左翼旗，北面和西面分别与喀尔喀蒙古车臣汗部的几个旗接壤，东边连着车臣汗部右翼后旗，只有西边一小块地方与土谢图汗部左翼中旗交界。放

在今天的地图上，这片地完全在蒙古国苏赫巴托尔省境内。

但在清朝，它既不属于内蒙古六盟，也不属于外蒙古。它属于皇帝本人。

“献给皇上”

康熙三十年，也就是1691年，康熙帝在多伦诺尔召集漠北喀尔喀三部——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札萨克图汗部，与漠南蒙古各部举行会盟。这次会盟的背景是喀尔喀蒙古刚刚遭受准噶尔部噶尔丹的进攻，被迫南迁，寻求清朝的庇护。多伦诺尔会盟之后，清政府正式确立了对漠北喀尔喀蒙古的直接统治，将喀尔喀各部分编为旗，设札萨克管理。

就在这个过程中，车臣汗部和土谢图汗部做了一件事：他们把自己领地中一块水草最为丰美的草原“贡献”给了清廷。这块草原就是达里冈爱。

这不是一般的“进贡”。康熙帝收下这块地之后，并没有把它编入任何盟旗，也没有交给库伦办事大臣管辖，而是直接划归内务府上驷院，作为皇家的御用牧场。内务府是清代管理皇室事务的专门机构，上驷院则是内务府下属管理马驼的部门。这意味着达里冈爱在行政上直接隶属于皇帝，不归任何地方行政系统。具体管理上，它由察哈尔商都（上都）牧场总管兼理，总管一般由驻扎张家口的察哈尔都统兼任。

这种安排在清朝的行政体系中相当罕见。一个地处漠北、面积超过两万平方公里的牧场，既不在内蒙古六盟之内，也不在库伦办事大臣辖区之中，更不属于乌里雅苏台将军的管辖范围——它悬挂在所有这些行政区域的缝隙之间，只对紫禁城里的皇帝负责。用今天的行政术语来说，达里冈爱是一块“飞地”，但它飞的不是地理空间，而是行政层级。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安排？

从清朝统治者的视角看，这首先是一个政治姿态。喀尔喀蒙古主动献地，表达的是归附和忠诚。康熙帝收下这块地，并把它变成皇帝私产，而不是并入某个行政区域，实际上是在向喀尔喀各部传达一个信号：你们的忠诚我收下了，但我不打算把这块地变成统治你们的工具。这种“恩威并施”的边疆治理术，是清朝处理蒙古事务的核心逻辑——既展示皇权的覆盖力，又避免过度的行政介入引发反感。

另一个原因更为实际：达里冈爱确实是一块好牧场。这里的草原地势平缓，有河有湖，水草长势极佳。在清朝的马政体系中，上驷院下辖的牧厂承担着为皇室提供马匹、骆驼、牛羊的任务，而达里冈爱牧厂是其中最重要的之一。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达里冈爱正式建为皇家牧厂，最初设骒马三群、驼一群，后来规模不断扩大，到康熙中后期，仅直隶口外各牧厂的马匹总数就达到了十万匹级别的规模。

牧厂的运作有一套严密的管理制度。达里冈爱设总管一员、翼领二员、蒙古笔帖式三员、效力笔帖式二员，马群牧长每群各一人，牧丁七名。牧丁来自察哈尔八旗旗丁，由中央拨款供养。牧厂实行定额孳生考核制——每年要按规定的比例繁殖马驼，超出定额的给予奖励，不足的则要受罚。这种精细化管理说明，达里冈爱不是一块“挂名”的皇家地产，而是一个实实在在运转着的畜牧业生产基地。

从康熙朝到光绪朝，达里冈爱牧厂运转了近两百年。在这两百年里，它是一块安静的草原——远离中原的政治纷争，远离沿海的列强侵扰，只有牧丁们年复一年地放牧、接羔、剪毛、向京城解送马匹。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事，它可能会像清朝许多皇家牧场一样，随着王朝的终结而悄然消失在历史的尘烟中。

但历史没有给它这个平静退场的机会。

帝国崩塌时的第一张骨牌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的统治在几个月内土崩瓦解。对于达里冈爱来说，这场巨变带来的不是远在北京的政权更迭，而是近在咫尺的生存危机。

在清朝的行政体系中，达里冈爱的特殊地位意味着它的运转高度依赖中央政府的财政拨款和行政指令。牧厂官员的薪俸、牧丁的口粮、马驼的饲养经费，全部来自内务府的拨款。当清朝的财政体系在1911年底崩溃时，达里冈爱的经济命脉随之中断。

更致命的是，外蒙古在沙俄的支持下宣布“独立”了。1911年12月，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八世在库伦登极为“额真汗”，组建“大蒙古国”。12月7日，库伦当局“飞咨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盟长，阿拉善亲王，达里冈爱、新巴尔虎、陈巴尔虎总管，及各盟旗总管”，要求他们响应独立。

对于达里冈爱的官员和牧民来说，他们的牧场在行政上不属于外蒙古——从法理上说，它属于中国。但它地处漠北，与外蒙古车臣汗部的领地犬牙交错，远离内地，根本得不到民国政府的任何保护。而库伦方面派来的使者带着刀和银子，一边许诺保护，一边威胁报复。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逊清内务府做了一件堪称压垮骆驼最后一根稻草的事：他们继续催促达里冈爱按旧例献羊，却不再支付年薪和经费。这等于告诉达里冈爱的官员和牧民：北京已经养不起你们了，但你们还得继续尽义务。

1912年上半年，达里冈爱的官员做出了选择。他们北投库伦当局，归附了外蒙古。三十年代的日本学者吉村忠三根据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大人民呼拉尔会议上达里冈爱代表的报告，明确记载：“该地五旗，于蒙古独立同时合并于喀尔喀”。

周学军在《达里冈爱牧场被外蒙古占领时间考辨》一文中，通过对《中俄声明文件》《中俄蒙协约》等条约文本以及袁世凯与哲布尊丹巴之间的往来电报的详细考证，也确认达里冈爱是在1912年上半年被外蒙古控制的，具体时间以1912年初最为可能。

这里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细节：达里冈爱并非“被占领”，至少不完全是。从现有史料看，达里冈爱的官员是主动北投的。促使他们做出这个决定的，不是对“蒙古民族”的认同——毕竟这块牧场归属清朝皇室已经两百多年——而是最现实的生存压力。当中央政府不再提供保护，而邻近的外蒙古政权既愿意提供保护又确实有军事力量时，选择的天平自然会倾斜。这或许不光彩，但它很真实。

纸上的权利与地上的现实

达里冈爱被外蒙古控制之后，中国政府并没有放弃法理上的主张。

1913年11月，中俄两国签订《中俄声明文件》及其附件《声明另件》，规定外蒙古自治区域为清代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与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的区域。达里冈爱不在这些区域之内——它是由内务府上驷院直管的皇家牧场，不属于任何将军大臣的辖区。按照这个逻辑，达里冈爱理应归中国直接管理，而非自治外蒙古的一部分。

1915年6月，《中俄蒙协约》签订后，中国政府确实一度收回了达里冈爱并恢复了管辖。北洋政府随即规定达里冈爱归察哈尔特别区管辖。但这种“恢复管辖”更多停留在纸面上——察哈尔都统远在张家口，根本无力对漠北的达里冈爱实施有效管辖。实际控制这片土地的，仍然是外蒙古的军队和地方势力。

1921年，苏联扶持蒙古人民党发动革命，中国在外蒙古的驻军被驱逐。达里冈爱随着整个外蒙古一起，落入了苏联的控制范围。此后的二十多年里，中国虽然从未在法律上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但在实际地缘政治格局中，达里冈爱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无法触及的名词。

到了1945年，雅尔塔密约之后，国民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达里冈爱的归属问题，在这份条约中并没有单独被讨论——它随着外蒙古的独立，事实上已经被划入了蒙古的版图。

1943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将达里冈爱改建为苏赫巴托尔省，以蒙古革命领袖苏赫-巴托尔的名字命名。一个曾经属于清朝皇帝的皇家牧场，就这样变成了一个以苏联式革命英雄命名的省份。

1962年：当法理遇到现实

新中国成立后，中蒙边界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从1955年起，中国开始系统性地关注边界问题，1956年将其列为国家议题，1957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启动了边境地区的地图绘制工作。中蒙边界全长约4710公里，是当时中国最长的陆地边界线之一，涉及大量历史遗留问题，达里冈爱是其中最具争议的一段。

从法理上看，中国对达里冈爱拥有充分的历史依据。清代的档案清清楚楚地记载着这片牧场由内务府上驷院直管、由察哈尔都统兼理，1913年的《中俄声明文件》和1915年的《中俄蒙协约》都明确将达里冈爱划在中国直接管理的范围之内。周学军等学者的研究也反复论证了这一点。

但从现实来看，中国面对的是一块已经被外蒙古——现在叫蒙古人民共和国——实际控制了整整五十年的土地。达里冈爱上早已建立了蒙古的行政机构，实行着蒙古国的法律，牧民们拿着蒙古国的身份证，孩子们在蒙古国的学校里上学。

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收回”达里冈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要改变五万平方公里的实际管辖状态，意味着要与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国家发生领土争端。

1962年的中国，正处于一个极其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中苏关系已经开始出现裂痕，中印边境战争刚刚打完，东南沿海面临台湾方面的军事压力，国内经济刚刚从“大跃进”的困难时期缓过来。在这种局面下，稳定北方边境，确保蒙古方向不出问题，是一个战略优先级极高的事项。

1962年10月至11月，中蒙两国政府举行边界会议。12月26日，周恩来和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在北京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条约》。条约本着“友好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按照双方实际控制线划定了全部边界。达里冈爱正式归属蒙古人民共和国，不再有争议。

1962年划界之后，达里冈爱被蒙古国拆分为五个县，纳入苏赫巴托尔省。这片曾经的皇家牧场，如今是蒙古国畜牧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水草依然丰美，牛羊马驼的产值在蒙古国各省中排名靠前。

但它的经济结构非常单一。蒙古牧民到现在仍然靠天放养，没有青贮窖、没有屠宰加工线、没有毛纺织厂，一场白灾或旱灾就能让牧民一年的收入归零。年轻人熬不住，纷纷往乌兰巴托跑。苏赫巴托尔省曾经是全国出了名的穷省，年年靠中央财政输血过日子，直到有一家中国企业在当地开了一座矿，情况才有所改善。

参考史料文献：

1. 周学军：《达里冈爱牧场被外蒙古占领时间考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4期。
2. 李毓澍：《外蒙古撤治问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76年，台北：商务印书馆。
3. 谭其骧等：《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74年。
4. 陈肖寒：《清代直隶口外地区内务府牧厂的管理》，《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7年第6期。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条约》，1962年12月26日签订于北京。
6. 《中俄声明文件》及《声明另件》，1913年11月5日。
7. 《中俄蒙协约》，1915年6月7日。
8. 《钦定八旗通志》，卷四十一·马政。
9. 《钦定皇朝通典》，达里冈爱牧场条。
10. 《清史研究》2025年第5期，《达里冈爱归属变迁详考》。
11. 吉村忠三（日），关于外蒙古与锡林郭勒盟之间达里冈崖的调查报告，1930年代。
12. Urgunge Onon & Derrick Pritchatt, Asia‘s First Modern Revolution: Mongolia Proclaims Its Independence in 1911, Leiden: E.J. Brill, 1989.
13. 锡林迪布（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历史》，乌兰巴托，196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