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三点我就把老公火化了,他清晨六点刚走,后事一切从简。火葬场的人问我要不要举行告别仪式。我说不用。他问要不要骨灰盒。我说要,最便宜的那种。他看了我一眼。我说中。他开了单子。三百八。我交了钱。
我姓孙,叫孙大勇,今年五十二,在县城开货车。老公姓周,叫周建国,五十三,在机械厂干了三十年,去年退了。他走那天早上六点十分,我正蹲在厨房给他煎药。药是中药,砂锅坐在灶上,咕嘟咕嘟冒热气。他在卧室喊了一声,秀兰。我应了。他又喊了一声。声音不对。我跑进去。他坐在床沿上,手攥着胸口,脸白着。我打120。急救来的时候,人已经凉了。心梗。大夫说,走的时候没受罪。
火化那天下午三点。我一个人去的。闺女在深圳,打电话来哭。我说中。别回来了。路远。她说妈你一个人行不。我说行。挂了。
从火葬场出来,我抱着那个骨灰盒,坐在公交车上。盒子沉。搁在膝盖上。车上人少,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没说话。窗外的槐树往后退,叶子黄了一半。
回了家。我把骨灰盒搁在床头柜上。旁边是他的搪瓷缸,白底红字,印着“先进工作者”,缸子底磕掉一块瓷,锡焊过,焊了三回。我给他灌了杯热水,搁在骨灰盒前面。然后坐下来。看着那个缸子。
第二天,隔壁王婶来了。站在门口,手里拎着兜鸡蛋。
“秀兰。你那个事。办完了?”
“办完了。”
“咋这么快。不等等闺女?”
“不等。她回来还得请假。扣钱。”
“你那个老头。厂里没来人?”
“没通知。”
“为啥不通知。”
“他退休了。厂里人换了好几茬。通知谁。”
王婶把鸡蛋搁在桌上。从兜里摸出个东西,是个存折,红色的,递过来。
“这啥?”
“老周的。他上个月搁我这儿了。说万一哪天走了,让我给你。他不敢搁家里,怕你翻出来。”
我翻开。余额八万三。开户日期是二十年前。每个月存三百。存了二十年。底下压着张纸条。铅笔,歪的。
“秀兰。这钱你拿着。你那辆电动车,刹车不好使。换一辆。剩下的,给闺女。别告诉她是我留的。就说你攒的。”
我把存折合上。搁在茶几上。然后从兜里摸出个东西。是个铁盒子,月饼盒那种,漆掉了一大半。打开。里头是照片。黑白的,两寸。我跟周建国结婚那天拍的。我穿着红棉袄,他穿着蓝褂子。笑得牙全露着。背面写了字。铅笔,歪的。1998年。周建国。孙秀兰。
“王婶。他这个存折。你咋不早给我。”
“他说等走了再给。”
“他为啥不直接给我。”
“他说他嘴笨。说不出口。”
我把照片放回去。盒子盖上。揣进兜里。然后站起来。去厨房。灶上还有半锅中药。凉了。我倒了。砂锅刷了。搁回碗柜。然后从碗柜最里头摸出个东西。是个搪瓷缸。白底红字,印着“先进工作者”。我的。跟周建国那个一模一样。当年厂里发了一对。一个给他,一个给我。他那个焊了三回。我这个没焊过。我没摔过。
我把两个搪瓷缸并排放着。一个焊锡凸着。一个光溜的。然后从兜里摸出手机。给闺女打了个电话。
“闺女。”
“妈。后事办完了?”
“办完了。”
“你咋不等等我。”
“等你干啥。你回来。他也不知道了。”
那边没声了。过了会儿。
“妈。你一个人。行不。”
“行。”
“我下个月回来。”
“中。”
挂了。我坐在沙发上。把周建国那个搪瓷缸拿起来。里头的水凉了。我没倒。搁着。然后站起来。去阳台上。楼下那棵槐树开花了,白的,一串一串。我站了一会儿。回来。把那个骨灰盒挪了挪,往床头柜里头推了推。腾出块地方。把我自己那个搪瓷缸搁上去。两个缸子并排。一个焊了三回。一个没焊过。底下压着那张照片。周建国。孙秀兰。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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