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赵铁柱从长途大巴上下来时，脚一软，差点跪在村口的水泥地上。他媳妇翠芬赶紧扶住他，小声说：“慢点儿，咱都回来了，不急这一时半刻。”
他站稳了，抬头看。村口的老槐树还在，夏天稠密的叶子把日头筛成碎银子，落在柏油路上。树下却没了纳鞋底的婆婆们，没了叼着旱烟袋骂街的老汉。几个戴头盔的快递小哥骑着电动车呼啸而过，车后架驮着泡沫箱，上面印着“生鲜直达”四个蓝字。
“变了。”赵铁柱喃喃着。
二十八年前，他和翠芬就是从这棵槐树下跑的。那夜月亮很圆，翠芬穿一件碎花衬衫，腋下夹个小包袱。他说：“咱去海南，听说那儿遍地是机会。”翠芬啥也没说，只攥紧了他的手。二八大杠的自行车链子“哗啦哗啦”响，在土路上颠出两溜烟尘。身后是翠芬她爹的骂声，和赵铁柱他娘撕心裂肺的哭喊。
海南的日子是从一筐椰子开始的。他们在一个叫“水头村”的地方落脚，赵铁柱给人砍椰子，翠芬在海鲜市场帮人剖鱼。剖鱼的手整天泡在血水里，冬天裂开的口子能塞进一粒黄豆。晚上他们缩在棚屋里，点着煤油灯算钱，今天挣了二十三，明天要买两斤大米，后天得给老家寄封信——信写了一遍又一遍，总不敢寄。
后来有了阿贵，又有了阿兰。日子像五指山的野藤，缠缠绕绕地往上爬。赵铁柱从砍椰工变成了包工头，翠芬从剖鱼摊开起了小饭馆。他们在海边买了套小产权房，阳台上能看见渔船出海。可每年除夕，翠芬总要蒸一锅山东大馒头，馒头裂着口，像咧开笑的大嘴，也像老槐树下那些分不清面目的乡邻。
“爹，这就是你们村？”阿贵从车上驮下两个大行李箱，站在柏油路上左顾右盼。他二十七岁，生在海南，说一口带海蛎子味的普通话。阿兰更小些，戴着无线耳机，手机里放着听不懂的流行歌。
赵铁柱想说“是”，却卡住了。村口老槐树还在，但树后的土坯房全没了，一溜儿小洋楼贴着白瓷砖，不锈钢大门锃亮。他记得自己家的土坯房在槐树东边第三家，门楣上有一道裂缝，是他十岁那年摔瓦片砸的。现在那道裂缝应该在……第五栋小楼的位置。
“爹，有人看你呢。”阿兰摘下一只耳机。
赵铁柱转头，看见一个白发老太太倚着不锈钢门框，眯着眼往这边瞅。他认了半天，认出来了——是隔壁的刘婶子。刘婶子也认出了他，嘴唇哆嗦了半天，喊了声：“铁柱？是铁柱回来了？”
这一喊，像拧开了什么开关。门里又出来几个脑袋，年轻的、年老的，都往这边看。有人小声嘀咕：“真回来了？”“可不是，那年跟着老周家闺女跑的……”“都多少年了？三十年？”“二十八年，整整二十八年。”
赵铁柱的步子沉了。翠芬忽然攥住他的手，像二十八年前那个夜晚。她的手早就不是当年那双细嫩的手了，指节粗大，掌心全是茧子。可她攥得还是那么紧。
“那是……周叔。”翠芬的声音颤了。
槐树底下坐了个老头，佝偻着背，面前摆着个半导体收音机，正放着梆子戏。老头听见声，慢慢抬起头，浑浊的眼珠转了转，定在翠芬脸上。他没说话，只是嘴唇动了动，像在念一个很久很久以前的名字。
翠芬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她松开赵铁柱的手，走过去，蹲在老头面前：“爹……我回来了。”
老头的收音机还在唱：“……十八年古井无波，为从来烈妇贞媛，别开生面……”是《窦娥冤》。他颤巍巍伸出手，摸了摸翠芬的头发。那头发早就不是当年的乌黑油亮了，掺了大半的白。
赵铁柱站在槐树的阴影里，忽然想起一件事。那年跑的时候，翠芬她娘刚去世半年，家里就剩她爹一个人。他们跑了，她爹怎么过的？这二十八年，每个除夕，那锅山东大馒头，翠芬到底是蒸给谁吃的？
阿贵凑过来：“爹，咱还去老宅看看不？”
赵铁柱摇摇头。不用看了。老宅早就没了，爹娘也早就没了。他娘临死也没等到他回来，村里人说，老太太咽气前一直念叨：“铁柱该回来了，该回来了……”
“咱回海南吧。”翠芬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他身边，眼睛红红的。
赵铁柱没说话，从兜里摸出烟，点了一根。烟雾袅袅升起，混进槐树的叶影里。他忽然想起二十八年前那个夜晚，他和翠芬骑车经过这棵槐树，月光把影子拉得老长。那时他想的是：我要混出个人样来。
现在回来了，人样是有了，可人没了。
“爹，那边有个民宿，咱今晚住那儿？”阿兰指着村口新挂的牌子，“水头村农家乐”。
赵铁柱愣了一下，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掉了下来。
“中。”他说，“咱住一宿，明天给你爷爷奶奶上上坟。然后……咱回海南。”
槐树叶子哗啦啦地响，像在说话，又像在唱歌。唱的是二十八年前的土路，还是二十八年后的柏油路？没人说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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