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澳洲待了10年，奉劝普通人：除非万不得已，千万别来

我在澳洲待了10年，奉劝普通人：除非万不得已，千万别来

楔子

飞机降落在墨尔本机场的时候是清晨六点，窗外灰蒙蒙的，跟我想象中的蓝天白云差了十万八千里。我拖着一个行李箱，背着一个双肩包，兜里揣着爸妈东拼西凑的两万块钱，站在陌生的机场大厅里。那年我二十四岁，满腔热血，觉得出了国就能翻身。十年后，我坐在同一座机场的候机厅里，等着回国的航班，手里捏着一杯凉透了的咖啡。咖啡是机场买的，五块五澳币，折合人民币将近三十块，苦得要命。我把杯子放下，掏出手机翻相册，翻了很久，翻到一张十年前的自己。

照片里那个年轻人站在悉尼歌剧院前面，笑得露出一口白牙，眼睛里全是光。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好一会儿，又翻回前面，看见昨天拍的自己。头发白了一片，眼袋垂着，嘴角往下耷拉，整个人像被抽干了似的。十年，换了八份工作，搬了十二次家，存下来的钱只够买一张回国的单程机票。我关了手机，把咖啡扔进垃圾桶。飞机开始登机了。我站起来，最后看了一眼窗外的澳洲天空，跟来的时候一样，灰蒙蒙的。

第一章

我叫林建军，福建人，老家在福清下面的一个镇上。我们那地方，从九十年代起就有人往日本、澳洲、美国跑，打工，刷盘子，做装修，什么苦活都干。挣了钱寄回家盖房子，盖完房子再想办法把老婆孩子弄出去。我从小听的就是谁家的儿子在澳洲开了餐馆，谁家的女儿在日本买了公寓。那些故事像种子一样埋在心里，长大了就发了芽。我二十四岁那年，我爸的一个远房表弟从澳洲回来探亲，说在墨尔本开了个装修公司，缺人手，问我想不想去。我想了三天，点了头。签证是旅游签，到了那边再转工作签。表弟说你先过来，剩下的我来想办法。

我爸妈把家里攒的积蓄全拿出来了，又跟亲戚借了一圈，凑了两万块钱。我妈把钱缝在我内裤里，千叮咛万嘱咐，说到了那边好好干，别惹事，挣了钱寄回来。我说知道了。我走的那天，我妈站在村口，一直看着我的车走了老远。我坐在大巴车上，看着后视镜里她的身影越来越小，心里又酸又热。我对自己说，混不好我就不回来。

到了墨尔本才知道，表弟那个装修公司，加上我一共三个人。他，他老婆，和我。说是装修公司，其实就是接些零散的活，给人家刷个墙、铺个地板、修个水管。表弟说你先跟着干，工钱按天算，一天一百二澳币。我算了一下，折合人民币六百多，在国内干一天顶好几天。我心里美滋滋的，觉得来对了。干了三个月，我才发现不对劲。表弟接活是按整单收钱的，一单收几千上万，给我一天一百二，他自己拿大头。我没吭声，继续干。我想着等我混熟了，自己接活。

可签证是问题。旅游签只能待三个月，三个月到了得离境再入境。表弟说帮我想办法转工作签，可问了几次都没下文。我催他，他说急什么，先干着，签证的事包在我身上。我信了。到了第八个月，移民局的人找上门了，说我的签证早就过期了，属于非法滞留。我被带到拘留中心，待了半个月，最后被遣返。飞机落地广州的时候，我兜里只剩不到一千块钱。那年我二十六，回国待了不到三个月，又借了钱，换了条路，去了澳洲。

第二次去澳洲，我是以留学生的身份。表弟帮我找了个野鸡学校，交了学费，拿了学生签。学费一年一万多澳币，我借的钱。到了墨尔本，我没去上课，直接去工地干活。学生签规定每周只能工作二十小时，我打了两份工，加起来一周干六十个小时。白天在装修队，晚上去中餐馆洗碗。那段时间我每天睡四个小时，瘦了二十斤。可我咬牙撑着，我想着熬过这两年，拿到身份就好了。

第二章

在澳洲的头几年，我换过很多工作。装修工、洗碗工、清洁工、搬运工、送外卖的、开货车的。每一份工作都很累，可我不怕累。我怕的是没有希望。那几年我住在合租房里，一个房间挤四个人，上下铺，跟学生宿舍一样。夏天没空调，冬天没暖气，洗澡要排队。吃饭最便宜的是超市快过期的面包和打折的肉，青菜比肉贵，我舍不得买。有时候收工回来，路过中餐馆，闻见里面飘出来的香味，口水往肚子里咽。我告诉自己，等挣了钱就好了。

可钱永远不够。房租要钱，吃饭要钱，交通要钱，签证要钱，保险要钱，看病更贵。我挣的钱，一半交了房租，剩下的刚够吃饭。寄回家的钱少得可怜。我妈打电话问我过得怎么样，我说挺好的，住大房子，吃得好，挣得多。她说那你什么时候回来看看。我说等我有钱了就回去。她说你爸身体不太好，老是咳嗽。我说带他去医院看看。她说去了，开了药，吃着呢。我说那就好。我挂了电话，坐在房间里，看着墙上的霉斑，觉得心里堵得慌。

在澳洲的第五年，我拿到了永居。那天我拿着那张卡，站在移民局门口，看着天，天很蓝，云很白。我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我想我终于熬出头了，我可以把爸妈接过来了。我给家里打电话，说妈，我拿到身份了。我妈在电话那头哭了，说好，好，你爸听见了肯定高兴。我说我给你们办签证，你们来住一阵子。她说行，等你爸身体好点就去。

可我爸妈最终没能来。我爸的咳嗽越来越重，去县医院查了，肺癌晚期。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工地上刷墙，手一抖，刷子掉在地上，白漆洒了一地。我买了最快的机票回国，在医院待了半个月，我爸还是走了。他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建军，你在外面好好的，别太累。我说爸你放心，我挺好的。他笑了一下，闭上了眼睛。我妈在旁边哭得站不起来。我站在病床前面，手里攥着他那只干枯的手，想起他年轻时候把我扛在肩膀上的样子。我忽然觉得，澳洲的房子再大，蓝天再蓝，也不如我爸活着的时候看我一眼重要。

第三章

我爸走了之后，我把妈接到了澳洲。她来的时候是冬天，我租了一套一室一厅的公寓，在南区，离华人区不远。她不会说英语，出门不敢走远，就在楼下转转。她不会用洗衣机，不会开烤箱，不会坐公交。她每天最大的事就是给我做饭，做好了等我回来。可我每天回来很晚，有时候她等着等着就靠在沙发上睡着了。我进门的时候她醒了，说回来了，饭在锅里。我说妈你别等我，你先吃。她说一个人吃着没意思。

她待了三个月就待不住了。她说她要回去。我说你回去干什么，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她说我在国内有邻居有亲戚，在这儿谁都不认识。她说你每天早出晚归的，我一个人待着跟坐牢一样。我说那我不干活了，陪你。她说你不干活吃什么。我不说话了。她走的那天，我送她去机场。她进安检口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睛红红的。她说建军，你也别在这儿耗着了，回国吧。我说我再待几年。她说你爸没了，妈也老了，你一个人在外面，图什么。我说图个念想。她叹了口气，转身走了。我站在机场大厅里，看着她瘦小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眼泪掉下来了。

我妈走后，我更拼命地干活。我白天做装修，晚上开Uber，周末还去给人搬家。我想多挣点钱，攒够了就回国。可钱越挣越不够，澳洲的物价涨得比工资快，房租一年涨一次，保险一年涨一次，汽油一年涨一次，什么都涨，就是我的收入不涨。我有时候坐在车里，看着路边的房子，一栋一栋的，亮着灯，暖烘烘的。我想那些房子里住着什么人，他们是不是也有一个像我这样，在异国他乡熬着的人。

第四章

在澳洲的第八年，我认识了一个女人。她叫阿芳，是从广州来的，在墨尔本做美容。她比我小三岁，离婚了，一个人带着孩子。我们是在一个同乡聚会上认识的，她坐在角落里，不怎么说话，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弯的。我走过去跟她搭话，她说她来澳洲六年了，一直在美容院打工，挣的钱刚够养活她和孩子。她说她前夫在悉尼，跟别人跑了，她一个人带着女儿过。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说别人的事。我看着她，觉得她跟我一样，都是在这片土地上熬着的人。

我们在一起了。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就是两个累了的人，互相靠一靠。她下了班来我这儿，给我做饭，帮我收拾屋子。周末我带她和孩子去公园，去海边，去华人超市买菜。有时候我们坐在草地上，看着孩子在远处跑，她说建军，你说咱们这样算过日子吗。我说算。她说那你觉得咱们能过多久。我说不知道，过一天算一天。她笑了一下，没再问。

可日子没那么好过。她的孩子上学要钱，她的房租要钱，她前夫不给抚养费，她一个人扛着。我的工钱不稳定，有时候一个月能挣五六千澳币，有时候只有两三千。我们两个人加起来，交完房租、水电、保险、孩子的学费，剩不了多少。我们开始为了钱吵架。她说你能不能找个稳定点的工作。我说装修就是这行，有活就挣，没活就歇。她说那你不能去公司上班吗。我说我英语不行，学历也没有，谁要我。她说那你当初怎么来的。我说当初是当初。她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说不清的东西。

去年冬天，阿芳带着孩子回了广州。她说她妈身体不好，她要回去照顾。我知道那只是借口。她走的那天，我送她去机场，跟当年送我媽一样。她进安检口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说建军，你也早点回去吧，别在这儿耗了。我说嗯。她走了，我站在机场大厅里，看着她的背影，想起我妈，想起我爸，想起十年前那个站在悉尼歌剧院前面笑得一脸灿烂的年轻人。我忽然觉得，我这十年，好像什么都没抓住。

第五章

阿芳走后，我一个人住在那套公寓里。房租太贵，我搬去了一个更小的单间，跟两个留学生合租。一个房间，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窗户朝北，一年到头见不着太阳。我每天天不亮出门，天黑透了回来。回来就躺在床上刷手机，刷到困了就睡。有时候半夜醒了，看着天花板上的裂缝，听着隔壁留学生打游戏的声音，觉得自己像活在一口井里。

我开始算账。这十年我挣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寄回家多少钱，存下来多少钱。算来算去，存下来的不到两万澳币。两万澳币，折合人民币不到十万。十年，十万。我算了好几遍，怕自己算错了。可没算错。我这十年，换了八份工作，搬了十二次家，熬了无数个夜，吃了无数顿泡面，到头来就攒了这么点。那些钱都去哪儿了？房租、吃饭、交通、保险、签证、机票，一样一样加起来，像沙子从指缝里漏出去，拦都拦不住。

我有时候跟国内的朋友视频，他们说你在澳洲多好啊，空气好，环境好，福利好。我说嗯。他们说你在那边挣的是澳币，花的是人民币，多划算。我说嗯。他们说你在那边待了十年，肯定攒了不少钱吧。我说嗯。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说。说我在澳洲住过老鼠乱窜的合租房？说我在工地上摔下来过，躺了三天不敢去医院？说我爸走的时候我连最后一面都没见上？说我这十年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们不会信的。他们在国内看到的澳洲，是朋友圈里的蓝天白云，是代购发的保健品，是中介吹的“移民天堂”。他们看不到那个天堂底下，有多少像我这样的人，在熬着。

第六章

去年年底，我做了一个决定。回国。这个决定我想了很久，犹豫了很久，反反复复了很久。我怕回去让人笑话，怕亲戚问我在澳洲混了十年混出什么了，怕找不到工作，怕适应不了国内的生活。可我更怕的是，如果我不回去，再过十年，我还是这样。一个人，一间屋，一张床，刷着手机等天亮。我跟我妈说了这个决定。她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回来吧，妈给你做红糟肉。我听见她声音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松了口气，又像是心疼。我说好。

我把澳洲的东西处理了。车卖了，家具卖了，攒了十年的零碎扔的扔，送的送。最后剩两个行李箱，一个装衣服，一个装这十年攒下的东西——几本相册，一些文件，还有我爸的一张照片。照片是我爸年轻时候的，穿一件白衬衫，站在村口的榕树底下，笑得露出一口白牙。那张照片跟了我十年，从合租房到公寓，从墨尔本到悉尼，从悉尼又回墨尔本。我把它夹在相册最里面，一直没丢。

走的那天，我最后去了一趟悉尼歌剧院。十年了，它还是那个样子，白的，亮的，像一艘停在港口的帆船。我站在台阶上，看着那个十年前自己站过的位置，看了很久。有人过来问我要不要拍照。我说不用。我掏出手机，对着歌剧院拍了一张，又对着自己拍了一张。然后我转身走了。我没有回头。我怕回头，就走不了了。

第七章

飞机落地厦门的时候是下午。我出了机场，坐上回福清的大巴。大巴在高速上开了一个多小时，下了高速，拐上县道，路两边是熟悉的田野和村庄。稻田绿油油的，风吹过来，一层一层的浪。路边的榕树垂着气根，树下有老人在乘凉，有小孩在跑。我看着窗外，觉得眼睛有点酸。十年了，这条路还是这个样子，又好像不太一样了。路宽了，灯亮了，房子高了。可那股味道没变，泥土的味道，草的味道，还有远处飘来的海的味道。我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这才是我的地方。

到了镇上，我妈站在村口等我。她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可眼睛还是亮的。她看见我下车，走上来，接过我的行李箱，说回来了。我说回来了。她说饿了吧。我说饿了。她说走，回家吃饭。我跟在她后面，走在村道上。路边的邻居看见我，说建军回来了啊。我说嗯。他们说在澳洲待了这么多年，回来了。我说嗯。他们说回来好啊，回来好。我笑了一下。我走到家门口，看见院子里那棵老榕树还在，树下摆着一张竹椅，我妈平时坐在那儿择菜。我站在树下，抬头看了看天。天是蓝的，云是白的，跟澳洲的天没什么两样。可这儿的云，我看着踏实。

尾声

我现在在镇上开了个小五金店，卖些螺丝水管电线。店面不大，十来平米，够养活我和我妈。每天早上我去店里开门，中午回来吃饭，下午看店，晚上关了门陪我妈看电视。日子过得平平淡淡的，没什么惊喜，也没什么惊吓。我有时候坐在店里，看着街上的人来人往，想起在澳洲的那些年。想起墨尔本的冬天，雨下起来没完没了。想起悉尼的夏天，太阳晒得柏油路发软。想起那些在工地上挥汗如雨的日子，想起那些在深夜的厨房里洗碗的日子，想起那些一个人躺在黑暗中盯着天花板的夜晚。那些日子像一场梦，很长很长的梦。梦醒了，我坐在这儿，一个四十岁的人，没结婚，没孩子，没多少钱，可我心里安。

有人问我在澳洲待了十年后不后悔。我说不后悔。可要是有人问我要不要去澳洲，我会说，除非万不得已，千万别来。那不是天堂。那是另一个地方，另一个让你从早干到晚、到头来还是两手空空的地方。你在国内能过的日子，在那儿不一定能过。你在国内没有的东西，在那儿也不一定能有。你在国内失去的东西，在那儿会加倍地失去。我不是说澳洲不好，我是说，对普通人来说，哪儿都一样。哪儿都得吃苦，哪儿都得熬。可在国内熬，你熬的是自己的地方，熬累了有地方歇，熬烦了有人说话，熬到最后，还有个家可以回。

我在澳洲待了十年，最后带着两个行李箱和一个老父亲的遗照回来了。我不觉得亏。这十年教会我一件事：日子在哪儿都是日子，可家只有一个。我到家了。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