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每月转三千，母亲半夜走丢三次，我守着客厅不敢睡

凌晨两点十七分，客厅的挂钟又咔哒走了一下。

周建国靠在沙发背上，眼睛半睁着，手里还攥着半杯凉透的茶。茶是晚上九点泡的，铁观音，他平时舍不得喝，是弟弟上次回来带的。这会儿茶叶泡得发苦，他也懒得去换。

沙发旁边的地上铺着一床旧棉被，那是他给自己铺的。母亲睡主卧，他睡客厅，这样夜里有动静能第一时间听见。棉被是结婚那年妻子李素芬陪嫁的，原先叠在衣柜最上面，去年母亲第一次半夜走丢后，他就抱了出来。被角磨得起了球，洗得发白的牡丹花图案，只剩一点模糊的影子。

卧室门虚掩着，留了一条缝。他说过好几次，让妻子别关门，妻子起初不肯，说关门能睡踏实点。后来母亲半夜拧过门把手，把锁都拧坏了，妻子才松了口，只留一条缝。

风从阳台溜进来，窗帘晃了晃。周建国猛地睁开眼，坐直了身子。

不是风。

是脚步声。很轻，拖拖拉拉的，从卧室方向挪过来。

他屏住呼吸，盯着那道门缝。

门缝里先露出一只脚，穿着灰布袜子，袜口松了，滑到脚脖子上。接着是另一只，趿着他的塑料拖鞋，太大，鞋跟踩在地上啪嗒响。

母亲出来了。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扣子扣错了一颗，下摆一边长一边短。头发全白了，乱蓬蓬的，像顶着一团棉花。她佝偻着背，一只手扶着墙，另一只手在空中摸索着，像是在找什么东西。

周建国没敢出声，慢慢从沙发上站起来，脚麻了，差点栽下去。他扶着沙发沿，等那股麻劲过去。

母亲走到门口，伸手去拧防盗门的把手。

“妈。”周建国叫了一声，声音压得很低，怕吓着她。

母亲的手顿了一下，慢慢回过头来。她的眼睛在黑暗里亮得有点吓人，像两个蒙着雾的玻璃球。她盯着周建国看了好一会儿，皱起眉头。

“你是谁呀？”她问，声音细细的，带着点警惕，“怎么在我家里？”

周建国走过去，扶住她的胳膊。她的胳膊很细，骨头硌手，皮肤松松垮垮的，像一张揉皱了的纸。

“我是建国，妈。”他说，“你儿子。”

“建国？”母亲歪着头想了想，摇摇头，“不对，建国上学去了，还没回来。你是谁呀？怎么进来的？”

她的手还搭在门把手上，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周建国知道，她又要出门了。这是这个月第三次了。第一次是上个月月底，他睡得沉，等听见动静的时候，母亲已经穿着单衣跑到了小区门口，保安给打的电话。第二次是上周，他刚躺下，就听见钥匙响，跑出来一看，母亲正拿着他的工具箱钥匙往锁眼里捅。

“妈，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啊？”周建国柔声问，手轻轻往下压，想把她的手从门把手上拿开。

母亲躲开他的手，往后退了一步，背贴在门上。

“我找你爸去。”她说，语气很认真，“他说今天发工资，要给我带半斤猪头肉。我去厂门口等他，去晚了他该找不到我了。”

周建国的心沉了一下。

父亲走了十二年了。

他张了张嘴，想告诉她，想把她拉回现实，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没用的。以前他试过，一说你爸不在了，母亲就哭，哭得喘不上气，哭完了更糊涂，连他是谁都不认识了。医生说，别跟她争，顺着说。

顺着说。

“爸今天加班，不回来了。”周建国说，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他让我告诉你，猪头肉明天再买，让你先睡觉。”

母亲盯着他看，眼神里满是怀疑。

“真的？”她问。

“真的。”周建国点头，“我不骗你。走，我扶你回屋睡觉。”

他伸手去扶她，母亲却又躲开了。她的目光越过他的肩膀，往客厅里看了看，又往卧室方向看了看。

“那建国呢？”她问，“建国怎么还没回来？是不是放学路上贪玩了？我得去接他。”

她说着又要去拧门把手，动作比刚才急了些。周建国赶紧拦住她，两只手轻轻按住她的肩膀。

“妈，建国在家呢。”他说，“我就是建国。你看，我都长这么大了。”

母亲又歪着头看他，看了好半天，嘴角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没想起来。她抬起一只手，颤巍巍地摸了摸他的脸。她的手很凉，摸在脸上像一片树叶。

“你真是建国？”她小声问。

“我真是。”周建国说。

母亲的手在他脸上停了一会儿，慢慢滑了下去。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尖，像是在想什么事情。周建国松了口气，刚要扶她往回走，母亲突然又抬起头。

“不对。”她说，“建国才十岁，还在上小学。你这么大年纪了，怎么会是建国？你是骗子！你想干什么？”

她的声音突然大了起来，带着点惊恐。周建国心里一紧，赶紧回头看了一眼卧室。卧室的门还是虚掩着，没有动静。

“妈，你小声点。”他压低声音说，“素芬在睡觉呢，明天还要上班。”

“素芬是谁？”母亲问，眼睛瞪得更大了，“你把谁藏在我家里了？你这个骗子！你给我出去！”

她开始推他，用两只手使劲推他的胸口。她的力气不大，推在身上软绵绵的，但周建国还是往后退了两步。他怕她摔倒，不敢用力拦，只能顺着她的劲往后退。

“好好好，我出去，我出去。”周建国说，“你别着急，我这就出去。”

他说着往门口退，母亲跟在他后面，一直把他逼到门口。周建国拉开防盗门，作势要出去，母亲却又突然拉住了他的衣角。

“等等。”她说，“你出去了，建国回来找不到人怎么办？”

周建国心里一阵发酸。

他站在门口，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在门外。楼道里的声控灯亮着，昏黄的光从他身后照过来，把他的影子投在客厅的地板上，拉得很长。

“那我不出去了。”他说，“我在这儿陪着你，等建国回来。”

母亲想了想，点点头。

“行。”她说，“那你坐那儿，不许乱动。我去给建国煮碗面，他放学回来该饿了。”

她说着就往厨房走，脚步比刚才稳了些。周建国赶紧关上门，跟了过去。

厨房很小，只能站下两个人。母亲走到灶台边，伸手去拿锅。周建国赶紧先把锅拿下来，放在她手里。

“锅在这儿呢，妈。”他说。

母亲接过锅，放在灶台上，又去开冰箱。冰箱里亮着灯，照得她的脸一半明一半暗。她在冰箱里翻了翻，拿出一把青菜，又拿出两个鸡蛋。

“给建国做鸡蛋面。”她自言自语地说，“建国最爱吃我做的鸡蛋面。”

周建国靠在厨房门口，看着她忙。她的动作很慢，有时候拿了东西忘了下一步要做什么，站在那儿愣半天，才能想起来。水开了，她往锅里下面，手抖得厉害，面条撒了一半在灶台上。

周建国想过去帮忙，刚往前迈了一步，母亲就回过头来，警惕地看着他。

“你别动。”她说，“这是给我儿子做的，你不许吃。”

周建国停住了脚步。

“我不吃。”他说，“我就在这儿看着。”

母亲哼了一声，转过身继续下面。她打鸡蛋的时候，蛋壳掉进了锅里，她用筷子捞了半天，没捞出来，索性不管了。

面煮好了，母亲盛了满满一碗，端着往客厅走。她走得很慢，汤洒出来一点，烫了她的手，她也没觉得疼。

“建国，吃面了。”她对着空无一人的客厅喊，“快过来吃，面要坨了。”

她把碗放在茶几上，转身又去门口看。

“这孩子，怎么还不回来。”她念叨着，“是不是又跟同学去玩了？看我回来不骂他。”

周建国走过去，看着那碗面。上面卧着两个鸡蛋，青菜煮得发黄，汤里还飘着一片蛋壳。热气慢慢往上冒，模糊了他的眼睛。

他拿起筷子，把那片蛋壳挑了出来。

“妈，建国吃过了。”他说，“他在同学家吃过了，说不饿。”

母亲回过头来，一脸不高兴。

“吃过了？”她说，“那怎么不早说？我都煮好了。浪费粮食。”

她走过来，看着那碗面，有点心疼的样子。

“那怎么办？”她问，“倒了可惜了。”

“我吃吧。”周建国说。

母亲看了他一眼，犹豫了一下。

“行吧。”她说，“你吃吧，别浪费了。”

周建国端起碗，吃了一口。面有点咸，鸡蛋煮老了，青菜也没什么味道。他一口一口地吃着，吃得很慢。

母亲坐在他对面的小凳子上，看着他吃。看了一会儿，她打了个哈欠。

“困了。”她说，“我去睡一会儿，你吃完了把碗洗了。听见建国回来，叫我一声。”

“哎。”周建国应着，“你去睡吧，我看着门。”

母亲站起来，扶着墙往卧室走。走到卧室门口，她又回过头来。

“你真是好人。”她说，“谢谢你啊。”

周建国手里的筷子顿了一下。

他看着母亲推开门，走了进去，轻轻带上了门。卧室里的灯没开，过了一会儿，传来轻微的鼾声。

周建国把碗放在茶几上，慢慢靠回沙发背上。

碗里的面还剩一半，他吃不下了。

他抬起手，抹了一把脸。手上沾了点面汤，凉丝丝的。

客厅里很静，只有挂钟的咔哒声，一声接一声。

他拿起茶几上的手机，按亮屏幕。凌晨三点零二分。

屏幕上有三个未接来电，都是主管打的。第一个是昨天下午四点半，第二个是昨天晚上六点，第三个是今天凌晨一点。

他知道主管为什么打电话。

这个月他已经请了五天假了。母亲上次发烧，他请了三天；上次母亲摔了一跤，他请了两天。昨天下午他又请假了，因为母亲把大便拉在了裤子里，他得给她洗，给她换衣服。

主管在电话里没说什么，但他知道，再这么下去，工作怕是保不住了。

他在工厂干了三十年，从学徒工干到维修工，从来没请过这么多假。以前他是车间里最勤快的，谁家里有事他都替班，年年拿先进。现在呢？现在他成了那个总请假的人。

手机屏幕暗了下去。

他没有回拨。

不知道该说什么。说我妈痴呆了，我离不开人？说我没办法，我得守着她？说了又怎么样呢？工厂不是慈善机构，谁管你家里有什么事。

他把手机扣在茶几上。

茶几上放着一个信封，是弟弟上个月寄回来的。里面有三千块钱，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哥，辛苦你了，这点钱你拿着，给妈买点好吃的。我这边工作忙，实在走不开，等有空了我回去看你们。

三千块。

每个月三号，弟弟都会准时转三千块钱过来，有时候是微信，有时候是银行卡，有时候像这样，寄现金。

周建国知道，弟弟在外地不容易，房贷车贷，两个孩子上学，开销也大。三千块，对他来说也不是小数目。

可三千块，够干什么呢？

母亲每个月的药钱就要一千多，还有尿不湿、营养粉、日常开销，再加上偶尔去医院检查，一个月少说也要五千。剩下的，都得他出。

他的工资一个月六千多，妻子的工资四千多。原先日子还过得去，自从母亲病了，就渐渐紧了。

他知道妻子有意见。

换谁谁没意见呢？

卧室里传来翻身的声音，接着是拖鞋落地的声音。

门开了，李素芬走了出来。她穿着睡衣，头发乱蓬蓬的，眼睛还没完全睁开。

“又闹了？”她问，声音带着点刚睡醒的沙哑。

“嗯。”周建国应了一声，“要出去找我爸，说给我煮面。”

李素芬走到茶几旁边，看了一眼那半碗剩下的面，皱了皱眉头。

“又煮面了？”她说，“上次煮的那碗，你也吃了，吃完拉了两天肚子，忘了？”

“没事。”周建国说，“这次我看着呢，挺干净的。”

李素芬没再说什么，转身去了卫生间。卫生间的门关上了，传来流水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她出来了，走到饮水机旁边接了一杯水。

“你明天还去上班吗？”她问，背对着他。

周建国沉默了一会儿。

“去吧。”他说，“再不上班，该说不过去了。”

“你去上班，妈怎么办？”李素芬转过身，看着他，“你把她一个人锁在家里？上次她把厨房的煤气都打开了，你忘了？”

周建国的头低了下去。

上次他去上班，把母亲一个人锁在家里。中午回来的时候，满屋子煤气味，母亲坐在灶台旁边，手里拿着打火机，说要给建国煮鸡蛋。吓得他魂都没了，赶紧关了煤气，开了窗户，坐在地上缓了半天。

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把母亲一个人留在家里。

“那怎么办？”他抬起头，看着妻子，“总不能都不上班吧？都不上班，喝西北风去？”

李素芬看着他，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我不是那个意思。”她说，“我就是觉得，这么下去不是个事。你天天熬，熬得眼睛都红了，身体也受不了。我白天上班，晚上也睡不好，再这么下去，我也该垮了。”

她的声音不大，也没有指责的意思，就是平平淡淡地说着事实。可这些事实，像石头一样，一块一块压在周建国民口上。

“我知道。”他说，“再等等吧，等建民那边有空了，让他回来待几天，我歇歇。”

李素芬哼了一声。

“等他？”她说，“他上次说回来，说了半年了，回来过吗？每个月转三千块钱，就觉得自己尽了孝了。三千块钱，够干什么的？请个保姆都不够。”

“他也不容易。”周建国说，“两个孩子上学，房贷压力也大。”

“就你容易？”李素芬的声音提高了一点，“你天天守着，白天黑夜的，你容易？我天天上班，回来还要帮你伺候老人，我容易？”

周建国没说话。

他知道妻子委屈。

结婚二十多年，她没享过什么福。原先日子苦，两个人一起熬，好不容易熬到孩子上了大学，以为能松口气了，母亲又病了。

孩子在外地读大学，一年回来一次。学费生活费，一年也要好几万。

“要不……”李素芬顿了顿，声音低了下去，“要不还是送养老院吧。我打听了，城西那家养老院挺好的，有专门护理痴呆老人的，一个月八千块钱，咱俩跟建民平摊，一家四千。你也能去上班，我也能睡个踏实觉。”

周建国的头猛地抬了起来。

“不行。”他说，声音有点硬，“不能送养老院。”

“为什么不行？”李素芬看着他，“你以为我愿意送啊？我这不是没办法了吗？你说你不上班，在家守着，咱们家的日子怎么过？孩子明年就毕业了，找工作不得花钱？以后结婚买房不得花钱？咱们俩都这岁数了，再不攒点钱，以后怎么办？”

“我说不行就不行。”周建国说，“我妈养我小，我得养她老。把她送养老院，让别人伺候，我做不到。”

“别人伺候怎么了？”李素芬也有点急了，“人家是专业的，比你伺候得好。你天天熬得跟个鬼似的，你以为你伺候得就好？上次你睡着了，妈自己跑出去了，要不是保安给送回来，指不定出什么事呢！”

周建国的脸涨红了。

他想说点什么，张了张嘴，又没说出来。

李素芬说的是事实。上次母亲跑出去，是他的错。他太困了，坐在沙发上睡着了，等醒来的时候，母亲已经不见了。他穿着拖鞋就往外跑，在小区里找了半个多小时，最后是小区门口的保安给送回来的。母亲穿着单衣，冻得浑身发抖，嘴里还念叨着要找建国。

那件事，他一直没敢告诉弟弟。

“反正不行。”他重复了一句，声音低了很多，“再想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李素芬说，“你想出来了吗？想了快一年了，你想出什么办法了？除了你自己硬扛，你还会什么？”

她说完，转身就往卧室走。走到门口，她停了一下，没回头。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她说，“你不光是你妈的儿子，你还是我丈夫，还是孩子的爸。你不能只顾着你妈，不顾这个家。”

门关上了。

客厅里又只剩下周建国一个人。

他坐在沙发上，看着那半碗剩下的面，看着茶几上倒扣着的手机，看着地上铺着的旧棉被。

挂钟咔哒咔哒地走。

他抬起头，看着墙上的照片。那是一张全家福，十年前拍的。那时候父亲还在，母亲还没糊涂，一家人站在公园的花坛旁边，笑得都很开心。

照片里的母亲，头发还没全白，穿着一件红色的外套，精神得很。

那时候多好啊。

周建国叹了口气，慢慢弯下腰，把脸埋在手里。

他觉得累。

不是身体上的累，是心里的累。身体累了，歇一歇就能缓过来。心里的累，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他知道妻子说的有道理。

他也知道，这么下去不是办法。

可他能怎么办呢？

那是他亲妈啊。

小时候，他发烧，母亲背着他走了五里地去卫生院。小时候，他调皮，把邻居家的玻璃打碎了，母亲一边跟人赔不是，一边给他擦眼泪。小时候，家里穷，一年吃不上几次肉，每次吃肉，母亲都把肉夹到他碗里，说自己不爱吃。

这些，他都记得。

现在她老了，糊涂了，不认人了，他怎么能把她扔到养老院去？

他做不到。

可这个家，怎么办呢？

工作怎么办？妻子怎么办？孩子怎么办？

他不知道。

他抬起头，看着卧室的门。门还是关着的，里面很安静，不知道妻子睡了没有。

他又看了一眼母亲的卧室。门虚掩着，留着一条缝，里面传来轻微的鼾声。

他拿起茶几上的手机，又按亮了屏幕。

凌晨四点十七分。

离天亮，还有两个多小时。

他把手机重新扣在茶几上，慢慢躺了下去，头枕在沙发扶手上。沙发有点短，他的腿伸不直，只能蜷着。

他闭上眼睛，想睡一会儿。

刚闭上，就听见卧室里有动静。

是母亲的声音，迷迷糊糊的，像是在说梦话。

他赶紧睁开眼，坐了起来。

脚步声又响起来了，还是那样，拖拖拉拉的，从卧室往门口挪。

周建国深吸了一口气，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又一轮。

他走到门口，等着母亲过来。

门缝里，那只灰布袜子又露了出来。

门一点点被推开。

母亲探出头来，身上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发乱蓬蓬的，眼神里带着点怯生生的茫然。她看见周建国站在门口，愣了一下，往后缩了缩。

“你是谁呀？”她问。

“我是建国，妈。”周建国放轻声音，像过去无数次那样回答。

“建国？”母亲皱着眉头，像是在努力想什么，“建国在哪儿呢？我找建国。”

“我就是。”周建国说。

母亲摇摇头，不太相信的样子。她往门口又挪了两步，手在墙上摸着，像是在找什么东西。

“你爸呢？”她忽然问，“怎么还不回来？饭都凉了。”

“爸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周建国顺着她的话说。这句话他说过几百遍了，每次母亲问，他都这么答。答得多了，有时候他自己都恍惚，好像父亲真的只是出门买烟去了，过会儿就会推门进来，手里攥着个皱巴巴的烟盒。

父亲走了十二年了。

头两年母亲还清楚，知道人没了，逢年过节还会哭。后来慢慢就糊涂了，先是记不住刚发生的事，再是认不清人，到最后，连父亲已经不在了这件事，她也忘了。

刚开始那两年，还没这么严重。

周建国还记得，母亲第一次走丢，是在六年前。那天他下班回家，发现门开着，母亲不在屋里。他吓得魂都没了，沿着小区找，沿着马路找，找了三个多小时，最后在菜市场门口找到的。母亲蹲在路边，手里攥着个空袋子，说是来买韭菜，要给他包包子。

那时候她还能认出他，见他来了，还笑，说建国你怎么才来，韭菜都卖完了。

周建国当时鼻子就酸了。

他把母亲领回家，给她做了碗面，看着她吃完，心里还存着点侥幸，觉得可能就是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多看着点就行。

哪想到会越来越重。

后来就是反复地忘事。刚吃完饭就问怎么还不吃饭，刚上完厕所就又要去，刚穿上鞋就忘了要去哪儿。再后来，就开始不认人了。先是认不出邻居，再是认不出亲戚，到最后，连他这个儿子，也时认时不认了。

有一次弟弟回来，母亲盯着弟弟看了半天，问他：“你找谁呀？”

弟弟当时就哭了。

周建国没哭。他哭不出来。他得撑着。

这七年，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熬过来的。

白天还好，他上班，妻子在家看着。可妻子也有自己的事，要买菜，要做饭，要收拾屋子，总不能时时刻刻盯着。有一回妻子去阳台收衣服，就几分钟的工夫，母亲就把厨房的煤气打开了。幸好妻子闻见味了，赶紧关了，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从那以后，家里的煤气阀，每天晚上都得周建国亲自去拧一遍，拧完了还得再拉两下，确认拧死了才放心。

门上的锁，也换了三次。最开始是普通的锁，母亲自己能打开。后来换了个带卡扣的，她研究了几天也学会开了。再后来，周建国干脆在门顶又装了一道插销，够不着，她才总算打不开了。

可夜里还是不踏实。

母亲睡得少，每天凌晨两三点钟就醒，醒了就到处走。有时候是在客厅里转圈圈，有时候是去扒门，有时候就站在周建国卧室门口，一动不动地看着他。

有一回周建国半夜醒过来，一睁眼，就看见门口站着个人影，吓得他心脏差点跳出来。开了灯才发现是母亲，就那么站着，也不说话，也不进来。

从那以后，周建国就不敢在卧室睡了。

最开始他是在母亲卧室的地上打地铺，可母亲半夜起来总踩他。后来他就搬到了客厅，沙发上一躺，既能听见动静，也不耽误事。

这一睡，就是三年多。

沙发短，他个子高，腿伸不直，每天早上起来腰都疼。疼也没办法，总比睡卧室里听不见动静强。

妻子跟他吵过多少次，他都记不清了。

最开始妻子还能忍，后来就开始抱怨，抱怨家里像个病房，抱怨睡不好觉，抱怨他眼里只有他妈没有这个家。再后来，妻子就开始提养老院。

第一次提的时候，周建国当场就火了。

他说那是我妈，我能把她扔外面去？我小时候她怎么没把我扔了？

妻子也哭，说我不是不孝顺，可咱们也得过日子啊。你天天这么熬，身体熬垮了怎么办？我怎么办？孩子怎么办？

那时候孩子还在上大学，每年学费生活费都不少。周建国在工厂当维修工，一个月六千多块钱，妻子在超市当收银员，一个月三千出头。母亲的退休金有两千多，弟弟每个月再转三千，加起来看着不少，可架不住花钱的地方多。

母亲的药，每个月就得一千多。还有尿不湿、护理垫、各种营养品，再加上家里的吃喝拉撒，水电煤气，孩子的学费，每个月都紧巴巴的。

周建国算过，母亲一个月的开销，少说也得五千。弟弟转的那三千，差不多都填进去了，剩下的两千多，从他自己的工资里出。

妻子说的那个城西养老院，他也打听过。确实是八千块钱一个月，两人平摊一家四千。弟弟那边肯定愿意出，可他出了这四千，家里的日子就更紧了。

钱还是小事。

主要是他不放心。

他听说过太多养老院的事了。护工不耐烦了骂老人，给老人喂安眠药，甚至动手打的。当然也有好的，可他怎么知道自己母亲遇上的是不是好的？

母亲现在糊涂了，受了委屈也不会说。真要是在那边受了气，挨了打，他都不知道。

一想到这个，他心里就像被针扎了似的。

他怎么能把她一个人扔在那儿？

小时候家里穷，父亲在工地干活，常年不在家，是母亲一个人把他和弟弟拉扯大的。那时候母亲在纺织厂上班，三班倒，下了夜班还得给他俩做饭、洗衣服、缝补衣裳。冬天水凉，母亲的手冻得都是裂口，也舍不得买盒雪花膏。

这些他都记得。

现在母亲老了，需要人照顾了，他怎么能不管？

可他也知道，妻子说得对。

他不光是母亲的儿子，还是妻子的丈夫，还是孩子的父亲。他不能把所有的担子都自己扛着，把这个家都拖垮了。

这两年，他明显感觉妻子跟他生分了。

以前妻子爱说爱笑，家里总是热热闹闹的。现在妻子回家就闷头干活，话越来越少。晚上他在客厅睡，妻子一个人在卧室，有时候一整夜都开着灯。

他知道妻子委屈。

结婚二十多年，没享过什么福，老了老了，还要跟着他遭这份罪。

他也想对妻子好点，可他实在是没精力了。每天上班就够累的，下了班还得盯着母亲，喂饭、洗澡、换衣服、收拾屋子，一天下来，骨头缝里都是酸的。有时候坐在沙发上，眼睛一闭就能睡着。

工作那边，也快撑不住了。

这两年，他请假请得太多了。母亲有时候白天也闹，摔了，碰了，或者又走丢了，他都得往家跑。一开始领导还体谅，说家里有老人，特殊情况，能理解。可次数多了，谁也受不了。

上个月，车间主任就找他谈过话。

主任说，建国啊，咱们是老同事了，我也知道你家里难。可你这班三天两头的缺，组里的活都排不开。你要是实在忙不过来，要不先休段时间假？

话没说透，可意思他明白。

再这么下去，工作怕是保不住了。

工作要是没了，那可就真完了。

他这个年纪，五十多岁，上哪儿再找份稳定的工作去？没了收入，母亲怎么办？家里怎么办？孩子还没结婚，以后买房买车，哪儿不需要钱？

他不敢想。

手机又亮了一下。

周建国低头看了一眼，不是主管的电话，是弟弟发来的微信。

哥，妈最近怎么样？我这边项目忙，下个月可能还是回不去。钱我已经转过去了，你查收一下。辛苦你了。

就这么几句话。

每个月都差不多。

周建国看着那几行字，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他知道弟弟也不容易，在外地打拼，房贷车贷，孩子也在上中学，压力也大。可他有时候还是会忍不住想，要是弟弟能回来搭把手，哪怕一个月回来一次，他也能喘口气。

可弟弟回不来。

他也不能强求。

都是儿子，凭什么就得他一个人守着？

这个念头刚冒出来，他就赶紧压下去了。

不能这么想。

弟弟是弟弟，他是他。赡养老人是自己的本分，不能跟别人比。

他把手机扣回去，抬头看见母亲已经走到了客厅中间，正低着头，在地上找什么。

“妈，你找什么呢？”周建国走过去，轻声问。

“鞋。”母亲头也不抬地说，“我鞋不见了。”

“鞋在你脚上呢。”周建国说。

母亲抬起脚看了看，脚上确实穿着鞋，一只灰布袜子，一只黑布鞋。她哦了一声，又接着往前走，走到电视柜跟前，伸手去拉抽屉。

抽屉里都是些杂物，剪刀、胶带、电池、针线。母亲翻了翻，没找到她想要的东西，又关上，去拉下一个。

周建国就站在旁边看着。

他知道，母亲是在找父亲。

她糊涂了以后，总觉得父亲还在，只是藏起来了。她翻抽屉，翻柜子，翻床底下，到处找。有时候找不着，就坐在地上哭，说你爸不要我了。

每次那个时候，周建国心里都特别难受。

他宁愿母亲骂他，打他，也不愿意看她那么无助的样子。

人老了，糊涂了，就像个孩子。可孩子还有长大的一天，老人没有。他们只会越来越糊涂，越来越虚弱，直到最后，连自己是谁都忘了。

周建国走过去，扶住母亲的胳膊。

“妈，别找了，爸一会儿就回来了。我给你倒杯水喝好不好？”

母亲摇摇头，把胳膊抽回去。

“不喝。”她说，“我要等建国。建国放学该回来了，我得给他做饭。”

周建国的鼻子一下子就酸了。

都糊涂成这样了，她还记着要给儿子做饭。

“我就是建国。”他蹲下来，看着母亲的眼睛，“妈，我就是建国，我回来了。”

母亲低头看着他，眼神里还是茫然。她看了好一会儿，慢慢伸出手，摸了摸他的脸。

她的手很粗糙，布满了皱纹和老年斑，摸在脸上有点痒。

“建国？”她迟疑地叫了一声。

“哎。”周建国赶紧应。

“你长高了。”母亲说。

周建国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

他赶紧别过脸，用袖子擦了擦。

“妈，我扶你回屋睡觉吧，啊？天还早呢，再睡会儿。”

母亲点点头，又摇摇头。

“不睡。”她说，“你爸该回来了，我得给他开门。”

周建国没办法，只好扶着她在沙发上坐下。

“那咱们在这儿等，好不好？在这儿等，你爸回来一敲门咱们就能听见。”

母亲想了想，同意了。

她在沙发上坐下来，背挺得直直的，眼睛盯着门口，像个等着家长回家的小孩。

周建国坐在她旁边，看着她的侧脸。

灯光下，母亲的头发几乎全白了，脸上的皱纹一道一道的，像沟壑一样。她老了，真的老了。

周建国记得小时候，母亲还很年轻，梳着两条大辫子，笑起来有两个酒窝。那时候母亲总背着他，去地里干活，去河边洗衣服，去邻居家串门。他趴在母亲背上，闻着她头发上皂角的香味，觉得特别安心。

那时候他以为，母亲永远都会那么年轻，永远都会背着他。

原来人老得这么快。

快得你都来不及反应。

客厅里很安静，只有挂钟咔哒咔哒的声音。

母亲坐了一会儿，就开始打哈欠，头一点一点的，像个打瞌睡的猫。

周建国轻轻把她的头靠在自己肩膀上。

母亲动了动，找了个舒服的姿势，很快就睡着了。

她呼吸很轻，带着点老年人特有的浑浊气息。

周建国不敢动，怕一动就把她弄醒了。他就那么坐着，肩膀上传来母亲的重量，有点沉，也有点暖。

墙上的挂钟，指向了五点。

天快亮了。

这一夜，又快熬过去了。

可熬过去了这一夜，还有下一夜。

熬完了明天，还有后天。

周建国不知道自己还能熬多久。

他也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送养老院，他舍不得。

不送，他撑不住。

这个选择题，他做了七年，还是做不出来。

他低头看了一眼靠在自己肩膀上的母亲。

母亲睡得很安稳，嘴角甚至还带着点笑。不知道梦见了什么。

周建国轻轻叹了口气。

再等等吧。

他对自己说。

再撑撑。

能撑一天，是一天。

茶几上的手机，安安静静地扣着。

主管的那个未接来电，还在那里。

他没有回。

也不敢回。

他知道，回了，就得有个说法。

可他现在，给不出说法。

窗外的天，开始一点点亮起来了。

灰蒙蒙的，像蒙了一层纱。

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

可周建国觉得，自己好像还停在昨天夜里，停在这无尽的等待和疲惫里，走不出去。

他就那么坐着，陪着母亲，等着天亮。

也等着，一个他自己也不知道答案的答案。

天是一点点亮透的。

先是窗帘缝里渗进一点灰白，接着那灰白慢慢变浅，变亮，最后成了淡淡的青白。

周建国就那么坐着，肩膀麻了，腿也麻了，不敢动。

母亲睡得很沉，呼吸均匀，偶尔还会轻轻哼一声，像小时候他趴在母亲背上睡着时那样。

他想起刚才母亲叫他“建国”的样子。

那一声很轻，很迟疑，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

可他听见了。

清清楚楚地听见了。

七年了。

母亲糊涂了七年，认不出人的时候越来越多，清醒的时候越来越少。

有时候她叫他“大哥”，有时候叫他“同志”，有时候干脆就瞪着眼睛问他“你是谁”。

他已经很久没听见母亲清清楚楚地叫他“建国”了。

刚才那一声，差点把他的眼泪都叫出来。

他当时真想抱着母亲哭一场。

可他不敢。

他怕一哭，母亲就又糊涂了，就又不认识他了。

他就那么硬生生地把眼泪憋了回去，笑着对母亲说，妈，我在这儿呢。

结果呢。

结果母亲还是糊涂了。

她只清醒了那么一小会儿，短得像一场梦。

短得他都来不及多跟母亲说几句话。

周建国低头看着母亲的白发。

心里又酸又涩。

他知道，以后这样清醒的时刻，只会越来越少。

说不定哪一天，母亲就再也认不出他了。

到那时候，他该怎么办呢。

他不知道。

他真的不知道。

挂钟咔哒咔哒地走着。

五点十分。

五点十五。

五点二十。

天越来越亮了。

窗外传来几声鸟叫，叽叽喳喳的，很清脆。

早起的人已经开始出门了，楼下有自行车铃的声音，还有人说话的声音，模模糊糊的，听不真切。

新的一天真的开始了。

可周建国觉得，自己的这一夜，好像还没结束。

他的眼睛很涩，头也有点晕，太阳穴一跳一跳地疼。

他已经熬了整整一夜了。

不对。

不是一夜。

是七年里的无数个夜。

从母亲第一次半夜出门，到现在，已经七年了。

七年，两千五百多个日夜。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

好像就是一天一天地熬，熬着熬着，就熬了七年。

以前父亲还在的时候，母亲还没糊涂，家里什么事都有父亲顶着。

他那时候年轻，在工厂里上班，下了班就回家吃饭，母亲早就把饭菜做好了，热腾腾地摆在桌子上。

父亲坐在沙发上看报纸，母亲在厨房里忙活，妻子在旁边打下手。

那时候的日子，多安稳啊。

他以为日子会一直那样过下去。

可父亲走了。

走得很突然，心梗，没遭什么罪，说走就走了。

父亲走的那天，母亲哭得死去活来。

他那时候还想，母亲只是一时接受不了，缓一缓就好了。

可他没想到，父亲走了没多久，母亲就开始糊涂了。

一开始只是忘事，刚放下的东西转头就找不到了，刚说过的话转头就忘了。

后来越来越严重，开始不认人，开始半夜出门，开始到处找父亲。

医生说，这是阿尔茨海默病，也就是老年痴呆。

治不好。

只能慢慢熬。

从那以后，他的日子就变了。

他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成了母亲的依靠。

他要上班，要照顾母亲，要应付家里大大小小的事。

一开始妻子还能帮着搭把手，可时间长了，谁也受不了。

毕竟，不是自己的亲妈，毕竟，这样的日子看不到头。

妻子跟他吵过，闹过，也哭过。

他都知道。

他知道妻子委屈。

他也知道，妻子说的没错，送养老院，对大家都好。

可他就是舍不得。

他怎么能把母亲送到养老院去呢。

母亲养了他小，他就得养母亲老。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他要是把母亲送出去，父亲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原谅他的。

他记得小时候，家里穷，好吃的都紧着他和弟弟吃。

母亲总说自己不爱吃，不爱喝，把最好的都留给他们。

冬天天冷，母亲把他的脚揣在自己怀里暖着。

他生病了，母亲背着他走十几里路去医院，鞋都磨破了。

这些事，他都记着呢。

他怎么能忘呢。

他不能忘。

也不敢忘。

周建国轻轻吸了吸鼻子。

把眼里的湿意憋了回去。

都五十多岁的人了，还哭鼻子，说出去让人笑话。

他动了动肩膀，想换个姿势，又怕把母亲弄醒，只好又忍住了。

腿麻得厉害，像有无数只小蚂蚁在爬。

他咬着牙，忍着。

再忍忍。

再忍一会儿天就大亮了。

亮了，这一夜就算过去了。

茶几上的手机，突然震了一下。

很轻的一下。

周建国心里一紧。

他慢慢伸出手，够到手机，拿起来看了一眼。

是弟弟周建民发来的微信。

只有一句话。

哥，妈最近怎么样？我这边项目忙，下个月可能还是回不去。钱我已经转过去了，你查收一下。

周建国看着那行字，半天没说话。

弟弟每个月都会转三千块钱过来。

不多，但也不少。

他知道弟弟在外地也不容易，上有老下有小，房贷车贷都压在身上。

他从来没跟弟弟抱怨过什么。

弟弟问，他就说妈挺好的，你放心。

他不想让弟弟担心。

也不想让弟弟觉得，他这个当哥的，连个妈都照顾不好。

可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有多难。

钱是一方面。

母亲每个月的药费，还有各种开销，加起来差不多要八千块钱。

弟弟转三千，他自己要掏五千。

他一个月工资也就六千多块钱。

剩下的一千多，还要顾着家里的吃喝拉撒。

妻子早就不上班了，在家附近的超市打零工，一个月也就两千多块钱，自己留着零花。

他知道妻子心里有意见。

可他没办法。

他总不能不管母亲吧。

钱的事，咬咬牙还能过去。

最熬人的，是夜里。

是母亲一次又一次地起床，一次又一次地要出门，一次又一次地认不出他。

是那种看不到头的疲惫和绝望。

这些，他没法跟弟弟说。

说了也没用。

弟弟在千里之外，帮不上忙。

说了，只会让弟弟跟着着急。

周建国手指在屏幕上停了很久，最后只打了几个字。

妈挺好的，你放心。注意身体。

他想了想，又把最后四个字删掉了。

太矫情了。

兄弟俩，从来不说这些软话。

他直接点了发送。

然后把手机重新扣在茶几上。

三千块钱。

每个月三千。

弟弟以为，有这三千块钱，母亲就能被照顾得很好。

他也以为，自己多熬点夜，多费点心，就能把母亲照顾好。

可有时候他真的撑不住。

就像昨天晚上，母亲三次要出门，三次被他拦回来。

他累得都快站不住了。

可他不敢睡。

他怕一闭眼，母亲就又走了。

上次母亲走丢，是半年前。

他只是去厨房倒了杯水的功夫，母亲就不见了。

他吓得魂都没了，穿着拖鞋就往外跑，找了整整三个小时，最后在小区后面的公园里找到了母亲。

母亲坐在长椅上，冻得浑身发抖，嘴里还念叨着，要找建国，要找她的小建国。

那时候是冬天，零下好几度。

母亲就穿了一件薄毛衣，连外套都没穿。

他把外套脱下来裹在母亲身上，抱着母亲哭了。

母亲还拍着他的背，说，孩子，你别哭，我找着你了。

从那以后，他夜里再也不敢睡沉了。

只要母亲那边有一点动静，他立马就醒。

时间长了，他都快成神经衰弱了。

妻子说，你这样下去，没等妈怎么样，你自己先垮了。

他知道妻子说的是实话。

可他有什么办法呢。

他总不能把母亲锁在屋里吧。

他做不到。

周建国长长地叹了口气。

肩膀上的母亲动了动。

他赶紧屏住呼吸，不敢动了。

母亲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看了他一眼。

眼神里一片茫然。

“你是谁啊？”她问。

周建国心里一疼。

又来了。

刚清醒了没一会儿，就又忘了。

“我是建国。”他轻声说。

母亲皱着眉头，想了半天，摇了摇头。

“不对。”她说，“建国才这么高。”

她用手比划了一下，大概到她腰那么高。

“建国还在上小学呢。”母亲说，“他放学该回来了，我得给他做饭去。”

她说着就要站起来。

周建国赶紧扶住她。

“妈，饭已经做好了。”他说，“建国在学校吃了，不回来吃了。”

“哦。”母亲点点头，又坐了回去。

她四处看了看，好像在找什么。

“你爸呢？”她问，“怎么还不回来？都该吃饭了。”

“爸……爸有事，晚点回来。”周建国说。

每次母亲问起父亲，他都这么说。

他不敢告诉母亲，父亲已经走了十二年了。

他怕母亲接受不了。

也怕母亲哭。

母亲糊涂了之后，反而更依赖父亲了，动不动就找他。

好像在她的记忆里，父亲还在，还在外面上班，还会按时回家吃饭。

有时候周建国甚至会想，糊涂了也好。

至少母亲不用承受失去父亲的痛苦。

至少在她的世界里，一家人还在一起。

母亲哦了一声，又靠回他肩膀上。

“那我等你爸回来一起吃。”她说。

“好。”周建国说，“咱们等他。”

母亲就安安静静地靠着他，不再说话了。

过了没一会儿，她又睡着了。

呼吸轻轻的，很均匀。

周建国看着她苍老的侧脸，心里五味杂陈。

他想起刚才母亲叫他名字的那一刻。

虽然只有那么一瞬间。

虽然她很快就又忘了。

可至少，她还记得他。

还记得她的小建国。

这就够了。

真的够了。

周建国的眼睛又有点湿了。

他抬起头，看着天花板，把眼泪憋了回去。

不能哭。

哭什么呢。

母亲还在。

还能靠着他睡觉。

还能叫他的名字。

这就已经很好了。

很多人，想有个妈叫，都没有呢。

他应该知足。

挂钟又响了一下。

六点了。

天已经大亮了。

窗外的声音越来越多，越来越热闹。

有人在晨练，有人在买菜，有人在送孩子上学。

新的一天，热热闹闹地开始了。

周建国却觉得，自己好像被隔绝在这热闹之外。

他的世界里，只有这小小的客厅，只有睡着的母亲，只有无尽的疲惫和说不出的心酸。

他低头看了一眼茶几上的手机。

主管的那个未接来电，还在那里。

昨天下午打的。

他到现在都没回。

他知道，主管找他，肯定是因为他请假太多的事。

这个月，他已经请了五天假了。

母亲有时候白天也会闹，他没办法，只能请假在家陪着。

前几天主管就找他谈过话，说他最近状态不好，请假太多，让他注意点。

话里话外的意思，他都懂。

要是再这样下去，工作可能就保不住了。

他在这个工厂干了三十多年了，从年轻小伙子，干到现在两鬓斑白。

他对这个工厂，是有感情的。

而且，他也不能失去这份工作。

没了工作，他拿什么给母亲治病？

拿什么养家？

弟弟那三千块钱，够干什么的。

他知道，自己应该给主管回个电话，跟人好好说说，道个歉，保证以后不请假了。

可他张不开嘴。

他保证不了。

他不知道母亲什么时候又会闹，什么时候又会走丢。

他没法保证。

周建国看着手机，看了很久。

最后还是伸手，把手机拿了起来。

他按亮屏幕，看着那个未接来电。

手指悬在屏幕上方，半天没按下去。

回还是不回？

回了，怎么说？

说我妈痴呆，我得在家看着她，所以总请假？

说我也没办法，我也不想这样？

说了又能怎么样呢。

工厂不是慈善机构。

谁会管你家里有什么困难。

你干不了活，就只能走人。

这个道理，他懂。

他在工厂干了这么多年，见多了这样的事。

以前有个老同事，家里老婆生病，也是总请假，最后还不是被辞退了。

那时候他还觉得，领导太不近人情。

现在轮到自己了，他才知道，什么叫身不由己。

周建国叹了口气，又把手机扣了回去。

算了。

再等等吧。

等今天过去，等他缓过劲来，再给主管回电话。

大不了，就跟人实话实说。

能保住就保住，保不住……

保不住再说吧。

走一步看一步。

他这辈子，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

天塌不下来。

就算塌下来，也得先顶着。

顶不住，也得顶。

谁让他是儿子呢。

谁让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呢。

周建国动了动麻木的腿，轻轻把母亲的头扶起来，让她靠在沙发背上。

他站起身，活动了一下腿脚。

腿麻得厉害，他差点站不稳。

他扶着沙发，缓了好一会儿，才慢慢缓过来。

他走到窗边，拉开窗帘。

阳光一下子涌了进来，晃得他睁不开眼睛。

他眯着眼，看了看窗外。

天气真好。

阳光明媚的，蓝蓝的天上飘着几朵白云。

楼下的树都绿了，花也开了，红的粉的，很好看。

春天来了。

可周建国却觉得，自己的春天，好像早就过去了。

他站在窗边，站了很久。

直到身后传来母亲的声音。

“水……”

周建国赶紧转过身，走到沙发边。

母亲醒了，正揉着眼睛，一脸茫然地看着四周。

“妈，你醒了？”周建国说，“渴了是吧？我给你倒水去。”

他倒了一杯温水，递到母亲手里。

母亲接过杯子，小口小口地喝着。

喝了几口，她抬起头，看着周建国。

眼神还是迷迷糊糊的，不太清醒的样子。

“你是谁啊？”她又问了一遍。

周建国心里一酸。

刚记住没一会儿，就又忘了。

可他脸上还是笑着。

“我是建国。”他说。

母亲皱着眉头，想了半天，还是没想起来。

她摇了摇头，把杯子递还给周建国。

“我要回家。”她说，“我找我儿子去。”

“这儿就是家。”周建国说，“我就是你儿子。”

母亲不信。

她站起身，往门口走。

“不对，这不是我家。”她说，“我家在老房子，有个大院子，还有棵枣树。我儿子还小呢，在家等着我呢。”

她一边说，一边去开门。

周建国赶紧走过去，拦住她。

“妈，你别急。”他说，“我带你去找你儿子，行不行？咱们先吃早饭，吃完早饭我就带你去。”

母亲停下脚步，想了想。

“真的？”她问。

“真的。”周建国说，“我不骗你。”

母亲点点头。

“那好吧。”她说，“吃完早饭你可得带我去。”

“好。”周建国说。

他扶着母亲，重新坐回沙发上。

“你先坐会儿，我去做早饭。”他说。

“嗯。”母亲乖乖地点点头。

周建国转身往厨房走。

走到厨房门口，他回头看了一眼。

母亲坐在沙发上，背挺得直直的，眼睛盯着门口，像个等着家长来接的孩子。

周建国的鼻子又有点酸。

他赶紧转过身，走进厨房。

打开煤气灶，烧上水。

他站在灶台边，看着蓝色的火苗舔着锅底。

心里乱糟糟的。

这一夜，总算是熬过去了。

可白天呢。

白天还有白天的事。

做饭，喂饭，洗衣服，给母亲擦身，陪她说话，哄她开心。

一刻也闲不住。

到了晚上，还得接着熬。

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

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他不知道。

他真的不知道。

水开了。

呜呜地响着。

周建国回过神，赶紧把火关了。

他拿出面条，准备给母亲煮一碗阳春面。

母亲年轻的时候，最爱吃阳春面。

放点葱花，放点香油，再卧个鸡蛋。

香得很。

现在母亲牙不好，也只能吃点软乎乎的东西。

周建国把面条下到锅里。

看着面条在沸水里翻滚。

他突然想起，小时候，母亲也是这样站在灶台边，给他煮阳春面。

那时候他总蹲在灶台边，仰着头问，妈，好了没有？我都饿了。

母亲就笑着说，快了快了，小馋猫。

现在呢。

现在轮到他给母亲煮面了。

也轮到母亲像个孩子一样，等着他做饭了。

周建国轻轻笑了一下。

眼里却含着泪。

都说养儿防老。

可真到了老的时候，才知道，养儿防老，防的不是病，也不是死。

防的是这份糊涂，这份记不住，这份一天比一天更严重的遗忘。

防的是这漫长的、看不到头的熬。

可再难，也得熬。

谁让她是妈呢。

谁让她把你养大了呢。

周建国拿起筷子，搅了搅锅里的面条。

热气腾腾的蒸汽，模糊了他的眼睛。

客厅里，传来母亲轻轻的歌声。

是一首很老很老的摇篮曲。

他小时候，母亲总唱给他听。

“月儿明，风儿静，树叶儿遮窗棂啊……”

母亲的声音很轻，断断续续的，很多词都记不清了。

可周建国还是听出来了。

他站在厨房里，听着母亲的歌声，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砸在滚烫的锅沿上，滋的一声，就没了踪影。

这就是守护的意义吧。

他想。

不是为了让母亲好起来。

也不是为了什么回报。

只是因为，她是妈。

只要她还在，只要她还能叫他的名字，哪怕只有一瞬间。

只要他还能给她煮一碗面，还能陪着她说话。

这就够了。

真的够了。

面条熟了。

周建国关掉火，把面条盛进碗里。

卧了个鸡蛋，撒了点葱花，滴了几滴香油。

香气一下子就飘了出来。

他端着碗，走出厨房。

母亲还坐在沙发上，哼着歌，等着他。

阳光落在她的白发上，闪着淡淡的光。

周建国走过去，把碗放在茶几上。

“妈，吃饭了。”他说。

母亲抬起头，看着他，笑了笑。

那笑容里，带着点茫然，也带着点慈祥。

“你是谁啊？”她又问了一遍。

周建国也笑了。

他在母亲身边坐下来，拿起筷子，挑起一根面条，吹了吹。

“我是建国。”他说。

“来，妈，吃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