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1年春，北京，中央有关会议正在酝酿九届三中全会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人事安排。摆在方案中的名字，除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还有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按照当时的设想，黄、李、邱三人可能出任副总理，吴法宪则拟安排到人大系统任职。
这份安排并非空穴来风。邱会作当时已经身兼数职，是军队领导层中颇受重视的人物。若没有后来发生的变故，他的政治位置很可能还会继续上升。
邱会作早年并非以野战指挥见长。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他长期从事后勤、财务以及机关保障工作。这样的岗位看似不在前线，却直接关系到部队能不能吃饱、穿暖，能不能把弹药和粮秣送到作战部队手中。
1943年，他从华中返回延安后，进入中央党校学习。抗战胜利前后，延安聚集了大批干部，许多人都在等待新的分配。原定战略部署，是向南发展、向北防御，邱会作也曾被编入南下干部队伍。
变化出现在东北局势上。
随着东北地区成为战略争夺重点，中央开始抽调干部和部队北上。邱会作随队行进途中接到新的命令，改变方向前往东北。队伍抵达热河一带后，他没有直接进入东北腹地，而是被留在冀察热辽地区分配工作。这个意外的转折，改变了他的军事生涯。
1947年热辽军区成立，黄永胜任司令员，邱会作担任政治部主任。后来，热辽军区部分部队编入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他先后担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与单纯负责机关事务相比，这段经历使他开始接触作战部队，也积累了较完整的军政工作经验。
有意思的是，邱会作的长处始终带有后勤干部的特点：精于计算，办事干练，重视制度和物资调配。战争年代，这种性格能够减少浪费，提高部队保障效率；进入和平时期，它又很容易转化为管理大型系统的能力。
新中国成立后，他从中南军区调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副政治委员，随后进入高等军事学院学习。1950年代中期，他出任总后勤部部长。那时的总后勤部，掌管军队的装备、财务、被装、运输和医疗保障，是军队运转不可缺少的中枢部门。
邱会作接掌总后勤部时，年纪相对较轻，而部门内部有不少资历深厚的老将。年轻、精干，加上长期从事后勤工作的经验，使他在军内逐渐形成了鲜明的个人特点。不得不说，他并不是凭借前线战功一步步走到高位，而是依靠综合管理能力和特殊政治环境获得了更大的舞台。
1960年代中后期，军队领导机构发生多次调整。总后勤部的地位随之提高，邱会作也进入更核心的决策圈。他曾参加军委办公会议，后来又成为军委办事组成员。1968年，他兼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69年党的九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这几步上升，既有个人资历和能力因素，也与当时军队干部结构变化有关。许多老资格干部受到影响，原本并不处于最前列的人，反而获得了更大的权力空间。邱会作的职务变化，正是那个特殊时期军队政治格局变化的一个缩影。
1970年庐山会议后，邱会作受到审查并作出检讨。但从随后的人事酝酿看，他并没有立即被撤职，相关方面仍曾把他列入新的职务安排。这一点容易被忽略：当时的政治局面十分复杂，个人在一次会议中的表现，与其能否继续留在权力体系内，并不总是简单对应。
若有人问：“既然已经受到批评，为什么还会被列入副总理人选？”
答案恐怕要从当时的整体布局中寻找。邱会作掌握军队后勤系统，又在军队领导机构中任职，调整他的职务，既涉及个人升降，也牵动军队系统的平衡。因此，九届三中全会和第四届全国人大的人事方案，仍然把他列入其中。
但历史没有按照这份方案继续展开。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发生。原定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没有举行，相关人事安排全部中止。邱会作也由此被隔离审查，原有职务相继撤销。1973年召开的党的十大，取代了原本可能承担重要作用的九届三中全会；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则推迟到1975年才举行。
此后，邱会作离开了军队和政治舞台。1980年底至1981年初，特别法庭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邱会作作为林彪集团主犯受到审判。判决之后，他因健康等原因获准保外就医，晚年被安置在西安生活，直到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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