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4年深秋，北京国防部大楼，刘亚楼抱着一摞文件走到彭德怀办公室门前。那时新中国的国防建设刚刚起步，空军成立不久，许多制度正在磨合，办公场所里既有战争年代留下的作风，也有新规章带来的严谨气氛。
刘亚楼抬手看了看表，距离约定时间还有一会儿。他整理好军装，朝门内喊了一声：“报告！”
屋里没有回应。
他又喊了一声，声音比刚才高了些。仍然没有动静。第三声“报告”刚出口，房门突然被拉开，彭德怀站在门后，脸色不太好看，开口便问：“叫唤什么？”
这句责问来得突然，门外的气氛一下子绷紧了。刘亚楼没有争辩，只是立正说明来意。彭德怀看了他一眼，摆手说道：“进来，有事就说。”
这段往事后来被许多人提起，原因并不在于几声“报告”本身，而在于两位将领身上那种鲜明的军人作风。刘亚楼办事利落，重视制度和程序；彭德怀同样讲纪律，却更反感把规矩变成空架子。
办公室里的谈话，很快转入正题。刘亚楼汇报的不是一般事务，而是空军装备、飞行训练和后勤保障等一揽子问题。新中国空军虽然已经拥有一定规模，但装备来源复杂，训练体系尚未完全成熟，机场、油料、维修器材都需要逐项补齐。
当时的困难，不是单纯缺少飞机。飞机买回来，飞行员能不能熟练掌握，地面人员能不能及时维护，机场能不能承受频繁起降，都是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一个零件供应不上，整架飞机就可能停在地面；一批油料安排不妥，训练计划也会被迫调整。
刘亚楼把准备好的数字摊在桌上，讲到训练架次、油料消耗和设备采购。彭德怀听得很仔细，偶尔拿起铅笔，在文件上圈出几处。他关心的并不是材料写得是否漂亮，而是每一笔经费究竟能换来多少实际能力。
据相关回忆材料记载，彭德怀曾追问过类似问题：“这笔钱，能不能少用一些？”刘亚楼解释道：“省下来的钱，还要保证训练质量。”彭德怀接着问：“省在哪里，不能省在哪里？”几句话，便把讨论从表面数字引到了军队建设的关键处。
这正是彭德怀一贯的办事特点。他并不反对添置装备，也不反对提高待遇和训练标准，反对的是不分轻重、只看场面的花钱方式。抗美援朝期间，志愿军和人民空军都曾面对物资紧张的局面，一架飞机、一吨油料、一个备用部件，背后都连着国家的财力。
刘亚楼对此心里有数。空军要发展，不能只靠口号，更不能把账目当成纸面文章。他重新解释方案，把经费分别对应到机场修缮、飞行训练和维修保障上。这样一来，哪些项目必须保留，哪些项目能够压缩，便清楚多了。
两人的分歧，也因此没有停留在争执层面。彭德怀要的是实效，刘亚楼要的是建设速度，目标其实一致，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一个从国家家底出发，一个从部队任务出发，碰在一起，反而能把方案掰开揉碎。
需要说明的是，1954年的中国空军还处在建设阶段，后来成为主力装备的歼五战斗机，并不是这一年就完成列装。歼五原型机于1956年在沈阳首飞，随后投入生产。这一过程离不开苏联援助，也离不开国内航空工业、机场保障和飞行训练体系的同步推进。
刘亚楼在其中承担的任务十分繁重。作为人民解放军空军主要领导人，他既要考虑部队训练，又要协调装备接收、技术力量培养和战备要求。空军建设不能只看天上的飞机，还要看地面有没有一整套能够支撑作战的体系。
谈完文件，彭德怀仍不忘叮嘱几句：材料可以写得详细，办事却不能拖泥带水；条件暂时不足，就分清轻重缓急，不能一味铺摊子。刘亚楼收起文件，临出门时又提到刚才在门外连喊几声报告的事。
“下次是不是直接敲门？”他问。
彭德怀哼了一声：“规矩要守，别把规矩喊成了腔调。”
这句话听起来不客气，却很符合他的性格。军队需要纪律，但纪律的目的，是让命令能够执行、让部队能够打仗，而不是让人困在形式里。刘亚楼没有把这次插曲放在心上，转身便去推动文件落实。
1954年以后，人民空军继续完善指挥体系和训练制度，沈阳等地的航空工业也逐步形成规模。歼五在1956年首飞成功，标志着中国开始掌握喷气式战斗机的制造能力。那张被反复修改的经费表，未必能单独解释这项成就，却能说明当时的建设是怎样一项项抠细节、算成本、赶进度完成的。
所谓“叫唤什么”，表面上只是办公室门口的一句责问，背后却牵出一代军人处理工作的共同习惯：少讲排场，多问结果；少摆姿态，多看实情。门外的报告声很快消失，桌上的文件却继续转到总参、后勤和航空工业部门，成为空军建设中的一项具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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