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州弋阳人——陈元光

文：杨峰

一、引子

自从2016年，我们来到厦门、来到福建，来到这块我们乡贤曾经战斗的地方，越来越多的陈元光史料被挖掘出来、被公之于众。信众或许会被蒙蔽双眼，但我相信专家学者、地方文史工作者只要愿意坐下来多看几页书，都会明白——陈元光籍贯问题并不是一道很难理解、很难认知的高等数学、物理题，除非别有用心——这样的人很多，高尚的是出于弘扬地方历史文化，卑鄙的有每年从地方政府领取大把经费的“专家”“学者”，还有一些是为所谓的“政绩”指鹿为马。

本不愿过多在陈元光籍贯问题上与造假者纠缠，我们转而更多关注于陈元光与他身后的历史和文化，那是一片更为广阔的海洋、更为精彩的世界。我们的家乡、曾经的光州，本就是一个思想包容、文化开放的地方，这已经与那些别有用心者的“狭隘”与“尖酸”有着天壤之别。“浮光陈氏”能走出光州、立足闽粤，后来又过台湾、下南洋、闯世界，“光州”能成为众多游子家乡的记忆，无不得益于这种开放、包容文化底蕴的熏陶。然而，长时间的不回应，又让那些造假者们以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占据了制高点而在网上不断地发出鼓噪，那就权且回应一次吧，这个回应本身也是立足于光州文化的弘扬。

二、“弋阳”与“光州”建置的变迁

潢川古为黄国，最早城市文明出现在距今4000年前夏启时期。公元前648年，存续1400余年的黄国为楚国所灭。

据考古实物，战国楚属时期即置有弋阳县，治所沿用黄国故城，这是潢川设县之始——战国古币中，有“弋阳布”“戈邑布”传世；战国楚系玺印中，有“戈阝（弋）昜（阳）君鈢”（《玺汇》0002）、“弋昜（弋阳）邦粟鈢”（《玺汇》0276）；《包山楚简文字编》中也有大量的“弋阳君（郡）”“弋郢”以及大量疑似“弋阳郡（君）”字样的简牍，这些都可证明楚设弋阳县（郡）。

钱币书籍中收录的“弋阳布”“戈邑布”，以及“戈邑布”实物照片

战国楚系玺印“戈阝（弋）昜（阳）君鈢”“弋昜（弋阳）邦粟鈢”

从战乱走向秦汉数百年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没有了南、北之争，弋阳城因为地理位置居中，商贸流通，人文繁盛，发展为豫东南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经历了从西汉弋阳县治到东汉弋阳侯国、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置弋阳郡的变化。

然而，随着三国、两晋、南北朝战火烽燃，北方游牧民族势力南下，淮河南岸的弋阳城成为战争的前沿。这时期我们关注以下三点，就能对“弋阳”改“光州”，以及“光州”治所由战争时期的光城县，到和平时期迁址定城县即今天潢川的原因，有个清晰的了解：

1.随着南方政权节节败退，原位于黄国故城处的北弋阳城在战火中沦为废墟，政权及原住民随着侨置的“南弋阳”不断南迁，从最初位于今天南城直至渡过长江，最终土断于今天江西省上饶市的弋阳县；

2.与此同时，武平元年（570年），已占据我们这边的北齐政权将“弋阳”改名“定城”，并将黄国故城处已成为废墟的北弋阳城废弃，将治所设在当初“南弋阳”第一个侨置地，即今天潢川南城位置；

3.南朝宋、齐之时，出于军事防御考量，南朝统治者分弋阳郡立光城左郡。《宋书》记载：孝武帝大明元年（457年），分弋阳郡立光城左郡。八年(464年)省光城左郡为县，隶弋阳郡。当弋阳城被北方政权占领，南朝梁武帝太清元年（547年）遂于南光城县始置光州，以方便与北方政权抗衡时屯粮和驻军。紧接着隋、唐大一统，太极元年（712年），光州治所由光城县迁回原弋阳城。光山作为光州的属县，一直延续到1952年潢川专区并入信阳时。

《中国历史地图集》：南朝齐时期的弋阳与光城

三、陈元光（657-711年）生活的时代

国家层面，大乱初治，即将开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盛世；地方层面，废弋阳改称定城置光州治所，这就是我们乡贤陈元光生活的历史背景版。乾隆35年《光州志·卷五十六·忠义列传》与光绪《光州志·卷之五·忠义列传》均记载：“陈元光，字廷炬，弋阳人。”乾隆35年《光州志·卷五十·仕贤列传》记载陈元光孙子“陈鄷，字有芑，先世弋阳人。因祖元光戍闽有功，世守漳州，遂为闽人”。

乾隆35年《光州志·卷五十六·忠义列传·陈元光》

光绪《光州志·卷之五·忠义列传·陈元光》

通过第二节“‘弋阳’与‘光州’建置的变迁”我们可以了解到，在陈元光生活的时期，光州治所是在光城县（今光山县）的，陈元光牺牲后的第二年，712年，光州治所始由光城县迁回原弋阳城，只不过此时的弋阳城已更名定城，治所位于今潢川南城。

《光州志》对陈元光的记载明确到县，即“光州弋阳”，可以说是十分准确，没有疑意的，并非我们邻县辩称的“陈元光籍贯‘光州’的外延也是可以指代‘固始’的”。陈元光生活的时代，光州光城县、光州定城县（即弋阳县）、光州固始县，可以说是并列、同属于光州管辖的三个县，这是没有任何歧义可以引申的。

那么，陈元光时代弋阳城已更名为定城，其籍贯被后来的《光州志》记载为“弋阳人”，这个有问题吗？我们来看第四节。

四、“弋阳”改称“定城”“光州”后，我们最自豪的称谓依然是“弋阳人”——这是墓志与文献中保留下来、最真实的历史，并且延续至今

《全唐文·卷0609》收录有刘禹锡写的一篇碑铭《唐故朝议郎守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司空奚公神道碑》，碑文记载了“奚公贞元十五年（799年）十月甲子薨于位”，公之“大父乾绎，仕至光州刺史”。在《旧唐书·卷九十九·奚陟传》中，相同的内容则记载为：“奚陟（745-799年）……祖翰绎，天宝中弋阳郡太守。”一个职务，碑铭与文献中分别被称为“光州刺史”“弋阳郡太守”。

2006年出土于洛阳的王宰（794-856年）墓志铭记载：“大和元年（827年），以银青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出为光州刺史，进封太原郡开国公，加邑至千户。为政清慎，弋阳人安之。四年，迁泽州刺史，加邑至二千户。高平之政，如弋阳之化。”大和元年即公元827年，这可以看出，当时“弋阳”是可以指代“光州”的。

这样的例子在《李潘墓志》（原石藏于千唐志斋）中也是一样，李潘“出为江陵少尹转光州刺史”“以开成五年八月三日染疾于位，殁于弋阳官舍，享年五十。”这个时间节点开成五年，即公元840年，这时距弋阳城改定城已200年左右，这就是历史的真实吧。

《李潘墓志》

至宋代，“弋阳”依然被大量使用。比如北宋宗室赵世永墓志铭《南康郡王墓志铭》记载：“庆历间，封诸王后遂拜惠州刺史，改右屯卫大将军，光州团练使，特封弋阳郡公。”北宋名臣盛度因“寇准罢相，出知光州”时，作有《弋阳十咏》。《钦定四库全书·河南通志·卷五十二》存有：“弋阳台，在光州定城废县西二里。”

至于明、清，文人骚客更是以“弋阳”雅称或自称。明代州人刘黄裳（1529-1595年）《贾伯恒见惠菖蒲歌以谢之》诗，开篇即言“君不见弋阳城中豪富客，徧买奇花广园宅”；明末清初出身江南华亭（今上海）望族——横港彭氏家族的彭省庐（1624-？）《赠胡苍恒宪副》诗云：“朝登弋阳城，暮访弋阳客；翩翩胡使君，本自文章伯。”“胡苍恒”即州人胡延年，《光州志》中有传；生于康熙六十年（1721年）的湘潭人张九钺，在诗稿《度界岭遥寄淑菴观察四首》中，开篇即言“弋阳城外已销魂，车骑还停隐士门。底事西风不相惜，吹人一夜别中原”；清代官吏、学者，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吴慈鹤（1778-1826年）诗稿《发弋阳遇风雨作》：“弋阳春色忍辜负，有约终来继觞咏”；生活于乾嘉年间、《风月鉴》的作者吴贻棠，书《跋》中被介绍为“先生中州弋阳旧族也”，他常用的闲印亦为“弋阳吴氏”。

清代冯春晖（1772-1836年）《椿影集》中自称“弋阳冯春晖”，《椿影集·卷一·年谱》正文卷端则题有“弋阳王心照炳斋甫著”，王心照，字炳斋，是冯春晖邻居，也是表兄。由此我们看到，以弋阳人自居，在文人中是很普遍的。乃至今天，我们还在使用“弋阳古城”指称我们的南城。具体到陈元光籍贯“弋阳人”的记载，在当时与后世都是很正常的，更何况太极元年（712年）光州治由光城县迁至定城后，在天宝元年（742年）又短暂地改光州为弋阳郡，直至乾元元年（758年）恢复为光州。

五、陈元光研究中一些不容忽视的细节，孰真孰假一目了然

1.被称为弋阳古城的周边，有多处“奶奶庙”，并且其附近有魏氏、陈氏聚居的村、庄。2018年5月，我陪同漳州文化学者汤漳平、何池、汤毓贤等前往弋阳古城南面几里处的奶庙村考察。这个“奶庙村”在不远的过去还是叫“奶奶庙”的。走访中我们看到，奶庙村中心位置有一个魏庄。我们与魏庄村民聊起“奶奶庙”的话题，知道这座庙始建年代久远，有前后两重殿，曾经香火兴旺，经常举行庙会，并因庙而形成了熙熙攘攘的农贸集市——“奶庙集市”。可惜“文革”中被拆除并改建为供销社门市部。该庙址斜对面现有一座奶庙小学。

我收藏有一份1950年2月22日的《豫南人民报》，头版有一则关于“古城区奶奶庙乡”的报道。古城区在弋阳古城的东边，即现在的潢川县伞陂古城村。民国古城村曾为古城镇、古城保驻所。我们查看民国时期的潢川地图，古城区奶奶庙附近分布着很多叫“陈集”“陈营”“陈庄”等以陈姓为主的村庄。

1950年2月22日的《豫南人民报》关于“古城区奶奶庙乡”的报道

2.两晋南北朝时的固始是今天的固始吗？我们邻县宣传“固始两千年”这个惊世骇俗的概念。其实西汉时期，改固陵县为固始县，隶属淮阳国，位于今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南部。东汉光武帝刘秀封李通为固始侯，封地就在太康。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固始县治所南下侨置，先后在安徽阜阳临泉县以及息县包信镇，直至北齐天保七年（556年）改蓼县为固始县。因此，邻县根亲文化中宣传的三次大的中原衣冠入闽中的第一次“永嘉二年（308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可以说与他们没有半毛钱关系。倒是从太康南下，必经之地就是弋阳城，也就是今天的潢川。

汉族历代迁徙图。唐黄巢之乱后，福建成重要人口迁入地

3.改安山（也叫大山）为“浮光山”。因“浮光陈氏”之名，邻县不断强调他们与“浮光山”的历史渊源：“固始东乡的安阳山最高处曰浮光峰，终日浮光缭绕，因之古称浮光山”（见《浮光陈氏英烈传奇》序一，P1）。可惜邻县自己明清两代的志书对此无半点记载，不知何来的“古称”？他们用于宣传的根亲文化书籍里都说：“更多时候，我们都以自己所处的方位称它为东大山、南大山、北大山、西大山。现在称安阳山，也叫安山”（见《三炷香》，P19-20）。强拉硬拽，与这座位于潢川县城西北、今天息县境内的浮光山，不说“南辕北辙”吧，至少也是“西辕东辙”了。

4.改史志记载的“访弋阳旧第”为“访固始陈集旧第”。《光州志》中记载陈元光后人陈鄷“访弋阳旧第，川原壮丽，再新而居之数年”，被邻县根亲文化爱好者修改为“遂访光州固始陈集旧第，再新而居之数年”（见吕文郁著《浮光陈氏英烈传奇》，P18）。因为宣传“固始陈集旧第”的关系，又把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山西富商王天义在陈集乡兴建的“山西会馆”强改为“陈氏将军祠”（见《三炷香》，P18，以及《浮光陈氏英烈传奇》，P129-130），为此还和王氏宗族打了多年官司，后来赔给王氏宗族不少钱才算平息。

乾隆35年《光州志·卷五十·仕贤列传·陈鄷》

5.此龙湖非彼“龙湖”。潢川城西北有一片广阔的水域，就是龙湖，曾是古淮河的一部分，水美物丰。距今四千多年前，这块土地上的先民们怀着择阳处而居的朴素思想，在这片水域的北岸建起了一座城池，即黄国都城。后来淮河因泛滥多次改道并北移，而黄国故城前的这片水域，也被习惯的称之为龙湖。龙湖并非个例，在中国很多故国都城前都会有一片水域被称为“龙湖”。后来“光州弋阳人”陈元光号龙湖，正是源于他对家乡这片水域的童年记忆。而邻县在根亲文化宣传中出于需要，竟把乡村土宅前的“月牙塘”称之“龙湖”。孰真孰假，一目了然。

黄国故城南边的龙湖

邻县的“龙湖“

六、正本清源正当时

通过这些年光州文化的宣传以及陈元光史料不断挖掘与丰富，延续千年人云亦云的错误，有了越来越多的修改。

在福建，漳浦县2018年6月成书的六卷本《漳浦陈氏族谱》中使用了“河南光州人陈政、陈元光”代替了过去错误的表述；2019年10月出版的福建历史文化名人丛书《陈元光》也使用了“河南光州陈府”“建宅第于古弋阳郡城（即今潢川南城——原注）居家生息，遂成光州人”等表述；2020年8月3日《福建日报》在整版介绍陈政、陈元光时，也是使用了“陈政，字一民，号素轩，河南光州人”的表述。

2018年6月成书的六卷本《漳浦陈氏族谱》

2019年10月出版的福建历史文化名人丛书《陈元光》

2020年8月3日《福建日报》整版介绍陈政、陈元光

在河南，2009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潢川历史文化大观》一书中就收录有《开漳圣王陈元光》一文，以丰富的史料证明“陈元光是潢川人”；2010年4月2日，时任信阳市委书记刘怀廉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唐高宗总章二年，泉州、潮州之间发生骚乱，光州弋阳（弋阳，今潢川南城——原注）人陈政、陈元光父子奉诏先后率80余姓近万名赴泉、潮一带镇抚骚乱，军兵及眷属就地安家，未回故里。”刘书记的专访当年被各门户网站转发，包括邻县官网。

信阳市史志办自2018年版《信阳年鉴》，就把陈元光籍贯修改为“光州人”，以区别于对王潮、王审知祖籍“光州固始人”的表述。到2021年版《信阳年鉴》中更是直接标注陈政“光州（今潢川县）人”，陈元光“光州（弋阳）人”。

2018年版《信阳年鉴》

2021年版《信阳年鉴》

2021年12月31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印发《河南省“十四五”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规划》（豫政〔2021〕39号），第五章第一节中，把潢川排在第一位，作为最能代表全球著名文化IP“闽台祖地-中原侨乡”的城市。这充分体现了河南省委、省政府对潢川根亲文化资源的高度认可和殷切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