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背后：一个计算机迷，一个认知科学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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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图灵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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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E·霍尔 （Robert E. Hall） 和 迈克尔·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以表彰他们为宏观经济稳定化奠定微观经济学基础所作出的贡献。霍尔来自斯坦福大学，伍德福德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对于学过宏观经济学的人来说，两人的名字并不陌生。霍尔1978年发表的消费随机游走论文，是现代消费理论的经典文献；伍德福德2003年出版的《Interest and Prices》，则是现代货币政策理论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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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这次诺贝尔经济学奖，需要回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西方经济体遭遇严重滞胀，通货膨胀与失业同时居高不下，依赖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历史统计关系建立起来的政策模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经济学家逐渐意识到，政府政策本身会改变家庭与企业的预期和行为。如果没有深入理解这些微观决策机制，仅凭过去的数据关系，未必能够可靠地预测政策实施后的经济结果。这也是理性预期革命、卢卡斯批判以及此后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研究兴起的重要背景。

霍尔和伍德福德的研究，都与这场宏观经济学变革密切相关。霍尔从消费者的跨期决策出发，研究理性预期如何约束宏观经济变量的动态变化；伍德福德则将家庭和企业的最优化行为、价格黏性和货币政策规则结合起来，系统分析中央银行如何影响经济。这两条学术道路具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却展现出不同的研究风格。

而如果仔细翻看他们的学术履历，就会发现，两个人的人生经历同样丰富，甚至颇有几分传奇色彩。

一、霍尔：一个在计算机时代早期就开始编程的经济学家

霍尔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1964年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67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先在伯克利任教，1970年回到MIT，1978年进入斯坦福大学。与许多以理论研究闻名的经济学家相比，霍尔很早就对计算机和数值计算技术表现出浓厚兴趣。

20世纪60年代，计算机仍然是价格昂贵的大型设备，经济学家进行模型估计，通常需要依赖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计算中心，数据输入、矩阵运算和统计估计都可能耗费大量时间。就在这样的技术条件下，年轻的霍尔参与设计了早期计量经济学软件 TSP （ Time Series Processor）。1971年，耶鲁大学经济学家Ray C. Fair在《A Short-Run Forecasting Model of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y》的前言中明确记载，TSP最初由霍尔设计，后来经过J. Philip Cooper、Dwight Jaffee、Fair本人及其他研究人员的扩展，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计量计算工具。Fair当时使用的程序，运行在普林斯顿大学的IBM 360/91大型计算机上。

霍尔对计算机的兴趣还留下了一段更有意思的经历。2010年，他接受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采访时回忆，自己读研究生期间曾修过一门计算机科学课程，课程项目就是编写程序，尝试让计算机自动识别经济周期。那时个人电脑尚未普及，更不用说今天的大模型和研究智能体。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博士生，已经在思考能否让机器通过数据判断美国经济何时进入衰退。几十年后，他又在采访中谈到，自动识别经济周期面临的一个重要困难，是经济衰退的具体特征可能随着时间而改变，历史数据中有效的统计关系，到了新的经济环境下未必继续成立。

这个问题对于今天从事人工智能与金融经济学研究的人来说，想必并不陌生。算法可以处理海量数据，也可以发现人类难以直接识别的复杂模式，但经济环境一旦发生结构性变化，过去学到的关系可能就会失效。经济学家需要关心的，不仅是模型能否拟合历史数据，还包括模型背后的经济机制是否稳定，以及在什么条件下能够依赖这些预测。

霍尔的学术兴趣远比一般人想象的广泛。 除了消费、失业、工资和宏观经济波动，他还研究过税制、市场竞争、知识产权、金融市场与互联网交易机制。

1985年，他与Alvin Rabushka合作出版《The Flat Tax》，讨论单一税率税制改革；2002年出版著作《Digital Dealing:How eMarkets Are Transforming the Economy》，研究电子市场如何改变传统交易方式。2010年，明尼阿波利斯联储在采访他的文章中，甚至用“文艺复兴式人物”来形容他研究领域之广。这种跨越理论、数据与计算技术的兴趣，贯穿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

二、17页论文、一个一美元的玩笑，以及46年的经济周期认定

霍尔最著名的学术贡献之一，《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的论文《Stochastic Implications of the Life Cycle-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Theory and Evidence》。论文于1978年发表，从第971页到第987页，全文只有17页，却成为现代消费理论的重要经典。它研究的问题看似简单：如果一个家庭足够理性，并根据一生的收入和财富安排消费，那么我们能否利用今天已经知道的信息，预测它明天的消费变化？

按照生命周期—持久收入理论，消费者不会只根据当期收入决定消费，而是会综合考虑现有财富、未来收入和跨期消费安排。霍尔将这一思想与理性预期结合起来，证明在特定的偏好与市场条件下，消费的边际效用遵循带有趋势项的随机游走过程；经过适当近似，消费水平也表现出类似性质。其经济学直觉是，如果消费者已经充分利用现有信息作出最优决策，那么未来消费计划中无法预期的变化，主要来自新的信息，而非今天已经知道的事情。

这一结论与金融经济学中的有效市场理论有某种相通之处。金融市场中的有效价格反映了已有信息，因而价格的意外变化应当与新信息密切相关；霍尔则把类似的理性预期逻辑运用到家庭消费决策中。不过，两者的理论条件和研究对象并不相同。霍尔的论文还通过美国战后数据检验理论预测，发现实际可支配收入在当前消费之外不具有显著的额外预测能力，但股票价格指标却能对未来消费提供一定信息。因此，最严格的随机游走假说并未得到完全支持，论文最终认为证据支持经过修正的生命周期—持久收入理论。

这篇论文的重要性，正在于它将消费理论从对宏观变量统计关系的描述，推进到对家庭跨期最优化行为的可检验推论。后来关于流动性约束、预防性储蓄、收入不确定性和家庭异质性的大量研究，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回应了这条研究路线所提出的问题。一篇17页的论文，能够推动一个领域持续几十年的研究，这大概是经济学中“以简驭繁”的典型例子。

霍尔在学术圈还留下了一段颇有幽默感的故事。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宏观经济学逐渐形成不同的研究传统。芝加哥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等靠近五大湖地区的研究机构，较多强调理性预期和市场出清；MIT、哈佛大学以及东西海岸的一些经济学家，则更加重视价格黏性、市场摩擦和稳定政策。学术界后来把这两种研究传统分别称为“淡水学派”（FreshwaterEconomics）和“咸水学派”（SaltwaterEconomics）。霍尔在斯坦福大学个人主页上明确说过，是他在1976年的一篇论文中引入了这一称呼。他还半开玩笑地提出，凡是在博客中使用这两个术语的人，都应该捐出一美元，资助经济学研究生到MIT学习一年，再到明尼苏达大学学习一年。一个玩笑，却多少道出了经济学研究的某种理想：真正理解一种理论，有时需要先认真学习与它竞争的另一种理论。

霍尔的另一个身份更为特殊。1978年，他成为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商业周期认定委员会的首任主席，此后一做就是46年，直到2024年才由经济学家Valerie Ramey接任。这个委员会负责认定美国经济活动的历史高峰和低谷，其发布的经济周期年表被广泛视为美国衰退日期的权威依据。但委员会的任务并不是预测未来经济走势，而是根据就业、实际收入、工业生产和销售等指标，判断经济活动究竟在什么时候发生了转折。

1979年夏天，美国经济出现放缓迹象，各界纷纷讨论衰退是否已经开始。7月26日，委员会召开会议，次日公布的公告却没有急于认定衰退，因为当时工业生产、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和就业等指标发出的信号并不一致，部分行业还受到汽油供应紧张和运输行业停工等特殊冲击。到了1980年6月，委员会认定美国经济活动已经在当年1月达到高峰。此时第二季度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数据尚未公布，但月度指标已经提供了足够证据，因此没有继续等待。两次判断体现了同一种研究态度：证据不足时保持谨慎，证据充分时也不必机械等待。2007年12月开始的美国经济衰退，直到2008年12月1日才由NBER正式确认，同样反映了历史认定与实时预测之间的差别。

回头看，霍尔年轻时曾尝试让计算机自动识别经济周期，后来却花了46年时间参与专家委员会的经济周期认定。这两段经历之间的呼应，颇有意味。工具可以帮助人们更快地处理数据，但如何理解数据、判断经济结构是否变化，以及在相互矛盾的证据之间作出选择，始终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

三、伍德福德：从物理学、认知科学和法律走向宏观经济学

与霍尔相比，伍德福德年轻时的求学道路更加曲折。他进入芝加哥大学时，最初打算学习物理学，后来转向认知科学，1977年取得本科学位。随后，他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1980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却没有沿着传统的法律职业道路继续发展，而是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经济学博士，并于1983年取得学位。2014年接受明尼阿波利斯联储采访时，伍德福德谈到，经济学吸引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门学科能够将严密的理论研究与现实世界中的重要问题联系起来。这样的兴趣，与他此后几十年的学术道路形成了鲜明呼应。

更令人惊讶的是，1981年，伍德福德尚未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就入选了首届麦克阿瑟奖（MacArthur Fellowship）获得者名单。这项奖通常被称为“天才奖”，而当时的伍德福德还只是MIT的一名经济学博士生。1984年，他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86年转至芝加哥大学，1995年进入普林斯顿大学，2004年重返哥伦比亚大学。他的研究逐渐集中于货币政策、经济主体的预期形成，以及价格与产出如何在一般均衡中共同决定。

2003年，伍德福德出版了代表作《Interest and Prices: Foundations of a Theory of Monetary Policy》。这部近800页的著作，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中央银行的“圣经”。它的书名还包含一段有意思的学术史。1898年，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出版德文著作《Geldzins und Güterpreise》，讨论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偏离如何引起价格水平变化。这部书1936年被译成英文，书名正是《Interest and Prices》。一个多世纪后，伍德福德沿用这一英文书名，将维克塞尔开创的货币理论传统推进到现代具有微观基础的动态一般均衡框架之中。

伍德福德的重要贡献，在于把理性预期、跨期最优化、价格黏性与中央银行政策规则整合成了一套系统的货币政策分析框架。这里有一个关键的经济学问题：如果家庭和企业都是理性的，中央银行为什么还能通过调整名义利率影响实际产出和就业？答案的重要部分在于，现实经济中的价格和工资并不会随环境变化立即完成调整。当名义价格存在黏性时，货币政策能够影响实际利率，进而影响消费、投资和经济活动。更进一步，经济主体今天的行为还取决于对未来政策、通货膨胀和经济状况的预期，因此中央银行不仅需要考虑当前怎样调整利率，还必须关注公众如何理解未来的政策路径。

这一思想为理解现代货币政策提供了重要基础。尤其当短期名义利率接近零时，中央银行即使难以继续降低当前利率，也可能通过对未来政策路径的可信承诺，改变公众的预期，从而影响当前经济。2012年，伍德福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讨论了非常规货币政策和前瞻性指引的问题。同年12月，美联储采用了与失业率和通货膨胀条件相关联的政策指引。相关政策思想来自长期的理论研究和央行内部讨论，不能将这一政策变化简单归因于他的一次演讲，但伍德福德无疑是这套理论的重要推动者之一。

伍德福德长期与各国中央银行保持密切学术联系，曾为多家央行提供咨询，却没有正式担任货币政策决策者。2007年，他获得德意志银行金融经济学奖。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Lars Svensson在评价其贡献时特别强调，伍德福德的研究为先进中央银行使用的政策分析模型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一个以理论研究为主要事业的经济学家，通过建立模型、阐明机制和改进政策分析方法，对现实经济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不过，伍德福德的学术道路还有一条容易被忽视的线索。尽管他以严密的数学模型和理性预期理论闻名，随着研究深入，他又逐渐将注意力转回到人类认知能力、有限理性和信息处理约束。2014年，他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报告了有关认知与经济决策的研究，同年接受明尼阿波利斯联储采访时，也讨论了行为科学和神经科学对于理解经济主体决策的重要意义。

来源：Woodford, Michael (2014)Stochastic Choice: An Optimizing Neuroeconomic Model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4(5), 495–500.

这背后涉及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真实的人并不可能时时刻刻掌握所有信息，也未必能够迅速判断最优决策。即使面对相同的信息，不同的人也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和反应。伍德福德开始探索，人的注意力、认知能力和信息处理限制，能否帮助解释某些宏观经济现象，为传统模型提供更加丰富的微观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年轻时对认知科学的兴趣并没有真正消失，而是在经历数十年宏观经济学研究之后，以新的方式重新出现。

回头看伍德福德的学术生涯，确实有一种特别的连贯性。年轻时，他研究人如何认知世界；后来，他研究经济主体怎样形成预期，以及这些预期如何影响市场和货币政策；到了学术生涯成熟阶段，他又重新思考人的认知能力及其局限。从认知科学出发，经过现代货币经济学，最后又回到认知问题，他的学术道路在某种意义上完成了一个圆。

四、两位大师的学术道路，给今天留下什么启示

霍尔和伍德福德都以严密的理论研究著称，但他们的研究风格有所不同。霍尔经常从具体而简洁的问题出发，通过理论推导和经验检验，揭示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机制。他1978年的消费随机游走论文只有17页，却推动了此后几十年宏观消费理论的发展。伍德福德则擅长构建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他2003年出版的《Interest and Prices》是一部近800页的著作，将经济主体的跨期决策、市场均衡和货币政策系统地联系起来。论文和著作的篇幅当然不能直接衡量学术贡献，但两种不同的研究风格，确实都在宏观经济学史上留下了重要印记。

两人的经历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没有把自己局限在狭窄的研究领域。霍尔从大型计算机时代的计量软件开发，走向消费、失业、税制与经济周期研究；伍德福德则从物理学、认知科学和法律走进经济学，成为现代货币政策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此后又重新审视理性预期背后的人类认知基础。他们的研究表明，重要的经济学问题往往出现在不同学科和不同方法的交汇处。

今天，人工智能正在迅速改变经济学研究的技术条件。数学推导、程序编写、数据处理、文献分析和复杂模型的数值求解，越来越能够得到计算工具的支持。半个多世纪前，年轻的霍尔已经尝试让计算机自动识别经济周期；今天，我们则开始研究大模型能否完成更加复杂的经济分析、金融预测，甚至参与政策研究。工具的进步令人兴奋，但更强大的计算能力，并不会自动带来更深刻的经济学思想。经济学研究的关键，仍然是理解经济主体为什么这样决策、这些决策如何相互影响，以及我们能否找到足够可靠的证据来检验自己的判断。

霍尔年轻时试图让计算机自动判断经济周期，后来却花了46年参与经济周期认定；伍德福德年轻时学习认知科学，经过数十年货币经济学研究，又重新回到认知问题。两条看似不同的学术道路，都有一种耐人寻味的呼应。

随着理论和技术不断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工具会持续变化，但那些真正重要的问题，以及学者对这些问题持续几十年的好奇心，始终值得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