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首长董振堂：浴血奋战西北，牺牲后头颅被砍，78年后才得以找到

1937年1月12日，甘肃高台县城，董振堂率领红五军与马步芳部激战。城墙失守后，战斗迅速转入街巷，枪声、喊杀声交织在一起。就在这场持续多日的血战中，董振堂负伤牺牲，年仅四十五岁。

高台失守，并不只是一个县城的陷落。它牵动着西路军最精锐部队的命运，也成为红军西征历史中最惨烈的一页。

要理解这场战斗，得把目光放回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长征主力行动告一段落，但西北局势远未平静。国民党军队不断向陕甘宁边区施压，河西走廊一带又被马步芳、马步青等地方武装控制。

当时，红军曾设想夺取宁夏，打通通往外部的通道，并争取从新疆方向获得物资援助。这个计划后来发生变化，渡过黄河的部队被编为西路军，向河西走廊推进；未能过河的部队则返回陕甘根据地。

西路军并不是一支临时拼凑的队伍。它由红四方面军部分部队组成，其中有一支部队格外引人注目，那就是红五军。

红五军的前身，是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1931年12月，这支部队在宁都起义，随后加入红军。改编之后，他们在中央苏区多次作战。长征途中，红五军又承担了掩护主力、阻击追兵的任务，许多撤退行动，都是靠他们顶在后面完成的。

董振堂是这支部队的核心指挥员。他出身旧军队，却很早看清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腐败和混乱。宁都起义后，他没有把部队当作个人资本，而是带着官兵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这种转变，决定了他此后的人生方向。

1936年10月，红五军进入河西走廊。起初，部队连续取得进展，先后攻占临泽、高台等地。西路军指挥机关一度希望以这些地区为依托，建立相对稳定的立足点。

但河西并非陕北。这里地形狭长，水源和粮食有限，地方武装熟悉道路，骑兵机动迅速。西路军各部又分散驻扎，彼此之间难以及时策应。一旦敌人集中兵力突破一点，其他部队便很难迅速补上缺口。

马步芳很快判断出高台的重要性。1937年1月，他调集大批兵力，向临泽、高台同时发动进攻。高台守军数量有限，城外援军也难以迅速抵达，董振堂面对的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攻城战，而是一场几乎没有退路的坚守。

“高台不能丢。”这是上级对守城部队提出的要求。

董振堂明白，继续坚守意味着伤亡不断增加；贸然突围，又可能导致部队在野外被骑兵分割。他仍然选择留下。守军凭借城墙和街巷反复阻击，弹药打光后便使用刺刀、手榴弹，战斗一度发展到近距离搏杀。

鏖战持续约一周。城门被突破后，红军官兵退入街巷，逐屋抵抗。董振堂就在这一阶段负伤，随后牺牲。高台红五军几乎全军覆没，许多战士直到最后仍未离开阵地。

敌军占领高台后，董振堂的遗体遭到侮辱，头颅被割下示众，后来又被送往西宁。此举并非单纯的战场行为，而带有明显的震慑意味，意在向当地民众和其他红军部队显示武力。

董振堂牺牲后，家人长期得不到确切消息。1946年，妻子贾明玉才逐渐确认丈夫已经战死河西。更早以前，董振堂的长子也在抗战期间牺牲，家中接连失去两位亲人，留下的只有零散传闻和一条模糊线索。

小儿子董用威没有放弃寻找。他曾多方打听，联系旧军政人员和知情者，希望弄清父亲遗骨的下落。几十年过去，线索时断时续，始终没有形成明确结果。

转机出现在2015年。董用威从一位曾在河西地区工作过的老院长处获知，董振堂的头颅当年被送到西宁后，可能埋在中山医院旧址西墙附近。这个说法来自当年参与埋葬者的转述，地点虽不十分精确，却成为多年寻找中最重要的一条线索。

有关方面随后展开调查和发掘。经过辨认与相关材料核对，董振堂遗骸的一部分得以找到。此时，董用威已经九十一岁。从1937年父亲牺牲，到2015年线索落实，整整过去了七十八年。

他终于能够为父亲完成迟到了几十年的祭告。高台城的战斗早已结束，但董振堂和红五军留下的名字，始终写在西路军那段最艰难的战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