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科技加速时代，是人文的冬天还是春天？

撰文｜傅剑锋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人文社科的解释力与创造力严重滞后于变化的时代。基因编辑改写生命的边界，大模型几年间从写诗、作曲走向证明定理、参与科学发现，气候系统一步步逼近临界点。而当公众最需要人文与社会科学提供意义坐标时，听到的却常常只有两种声音：困在概念里的自我循环，或是对技术的情绪化惊惧。

2017年，88岁的哈佛进化生物学家爱德华·O·威尔逊出版了一本小书——《创造的本源》。这位“社会生物学之父”、两度普利策奖得主，把晚年的思想火力对准了人文。他的诊断尖锐直白：人文艺术与社会学科被困在人类自身感官与经验的“泡泡”里，与本可汲取的科学土壤隔绝已久。他由此主张反思“人是万物的尺度”，以科学视野校正过于封闭的人类中心主义。

在通用人工智能步步逼近、学科壁垒正被技术前所未有地消融的今天，这本书的意义愈发凸显：人类或许正如威尔逊所预言，站在“第三次启蒙”的门口，就看我们有没有跨越学科壁垒的勇气与智慧。

病灶：尺子太短，世界太大

1959年，C.P.斯诺在剑桥提出“两种文化”：科学家与人文知识分子彼此隔膜，甚至彼此轻视。六十多年过去，这道裂缝并未消失，反而在高度专业化的今天换了新的形式。

一位文学博士可以对福柯如数家珍，却说不清自然选择如何运作；一位社会理论家可以批判“技术理性”，却从未读懂一篇机器学习的入门教材。威尔逊指出，人文学科往往生活在一个狭小的视听“泡泡”里：人类主要靠视觉和听觉认识世界，而许多物种的信息世界由气味、信息素等化学信号构成。这不只是对感官的提醒，更是对认识论的警告：只用人类的感官丈量世界，丈量出来的永远只是一个人类版本的世界。

这种狭隘带来三重后果：

其一，解释力萎缩。当人文学者默认人的历史就是“有文字的历史”，便切断了此前数十万年塑造人类心智的漫长史前史。威尔逊提醒，人类创造力的根源至少可追溯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不懂这段前史，就很难回答：人为什么会讲故事？为什么会被音乐打动？为什么会为素不相识的人流泪？

其二，表达深度流失。艺术不再吸收关于世界的新知，就只能向内挖掘个人经验，直至挖空。“深刻”渐渐沦为情绪的强度，而非理解的深度。

其三，公共话语权让渡。面对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气候危机这些关乎人类命运的问题，人文社科若无法在事实层面与科学对话，就只能站在场外：要么发出空洞的警告，要么沦为技术叙事的修辞注脚。

反思：从“人是万物的尺度”到“万物是人的尺度”

两千四百多年前，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留下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句话在文艺复兴中被重新点燃：人不再匍匐于神之下，而是以自身的理性、情感与经验重新丈量世界。那是人类文明的一次伟大解放。

然而任何伟大的尺度都有其历史局限。当“人是万物的尺度”被推向极致，人便被悄然抽离出生命之网：其他物种成了背景，自然成了资源，人类经验成了衡量一切的终极标准。沿着威尔逊的逻辑再向前一步，我把他的主张概括为：从“人是万物的尺度”，走向“万物是人的尺度”。

其一，理解人，需要人以外的参照。威尔逊毕生研究蚂蚁，深知社会性昆虫能形成高度复杂的群体组织，却没有证据表明它们拥有与人类相当的开放式、累积性文化创新能力。正是这种比较让我们看清人之为人的独特：人能把规则本身当作思考和修改的对象。不跳出人类，就看不清人类。

其二，尺度不仅丈量对象，也暴露丈量者的局限。蝙蝠用回声“看见”黑暗，蚂蚁用化学信号“阅读”世界。人以为空无一物的夜晚与池塘，对它们而言却是信息丰沛的宇宙。知道自己感受不到什么，是比误以为已经感受到一切更成熟的智慧。

其三，人是生命演化的产物。威尔逊写道，人类自我理解的“点金石”，就在于生物演化与文化演化之间的关系。只看文化，人文是无根之木；只看基因，科学又会把诗歌简化为求偶策略。唯有在两者的交汇处，人才能被完整理解。

所以，“万物是人的尺度”不是用自然取消人的尊严，而是以自然的深度与广度，校正人类自我认知的狭窄。人仍是人文的中心，只是不再是解释人文的唯一尺度。

途径：为人文重筑科学通识的地基

人文该从哪里汲取科学养分？威尔逊开出了一份清单：古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演化生物学与神经生物学。这五门学科从不同层次追问人如何形成，把有文字的历史连接到人类心智漫长而幽深的前史。

古生物学讲述人类祖先如何走出森林、学会用火；人类学则让我们看见篝火旁的故事。人类学家波莉·维斯纳研究南部非洲朱霍安西人的火光谈话，发现白天的话题多关乎生计与闲话，夜晚的谈话则有81%是讲故事。威尔逊由此推想：篝火延长了共同生活的时间，为叙事与文化积累提供了温床。人文，或许正是在篝火旁诞生的。

心理学与神经生物学揭示，审美并非玄学：熟悉与陌生、流畅与复杂之间的张力参与塑造着我们的审美体验，熟悉到可以进入，又新奇到必须重新凝视。演化生物学则提供总框架，追问人为何会为虚构人物的命运产生真实的情感。这些关于“终极因”的追问，是文本细读等“近因”解释无法替代的。

威尔逊尤其看重语言。他写道：语言不只是人类的一项创造，它就是人类本身。语言让不在场的世界进入共同经验，让昨天的恐惧与明年的打算得以讲述、分享与修改。理解了语言的演化根源，才能理解文学何以拥有改变人心的力量。

时势之变，今天的人文地基还需要更宽广的科学通识。数学是理解世界结构的语言：不懂概率与统计，很难看穿数据背后的谬误；不理解指数增长，很难真正感知疫情、复利或算力扩张的冲击。物理学的第一性原理思维——剥离类比与惯例，回到最基本的约束条件去推理——同样教艺术家和社会科学家追问本质，不再满足于“向来如此”。

关键：拆掉学科之墙的钥匙是AI

而人工智能通识，正在成为人在人机共生社会中保持主体性与判断力的知识基石。当机器开始参与写作、绘画、作曲与研究，理解它如何学习、为何犯错、边界在哪里，已是每一位创作者与思考者的基础素养。不懂AI的人文学者，将无法解释一个由AI深度塑造的社会。

威尔逊指明了方向，却没能看到实现它的工具。他于2021年12月辞世，不到一年后，ChatGPT横空出世。

过去，人文与科学的交叉之所以艰难，原因在于门槛与成本。一位历史学者想弄懂古DNA研究，得先啃下分子生物学的大部头；一位小说家想写好一位神经科学家，可能要花上数年做田野。跨越专业围墙的代价，往往是半个职业生涯。

AI正在拆掉这堵墙。今天，一位对物理一窍不通的诗人，可以与AI展开一场关于量子纠缠的苏格拉底式对话；一位社会学者可以借助AI读懂一篇神经科学论文的方法与局限；一位艺术家可以把鲸鱼的声纳、森林的碳通量、城市的人流，转化为可感的作品。大语言模型吸收了几乎所有学科的文本，不分文理，天然站在知识的交汇处。知识的“翻译成本”正趋近于零，“通识”第一次可以按需获取、随时对话、即时检验。

这样的交汇已经结出果实。2024年，“维苏威挑战”的参赛者用机器学习从CT扫描中首次识读出赫库兰尼姆古卷的成段文字，让被火山灰封存近两千年的哲学文本的片断，重见天日；同年，诺贝尔化学奖一半授予Demis Hassabis和John Jumper，表彰其AI蛋白质结构预测，另一半授予计算蛋白质设计的David Baker。一个属于古典学，一个属于生命科学，用的却是同一类工具。

2025年7月，美国白宫发布的《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开篇便作出一个耐人寻味的判断：AI将同时带来一场工业革命、一场信息革命和一场文艺复兴，包括破译曾被认为无法阅读的古代卷轴、推动科学与数学的理论突破、创造新形式的数字与实体艺术。无论如何评价这份文件的政策取向，“新文艺复兴”这一判断本身值得每一位人文创作者与社科学者认真对待。

但AI既能拆墙，也能制造幻觉。流畅的答案可能让人误把“知道术语”当成“理解原理”；算法推荐的信息茧房，可能让人更深地封闭在自己的“泡泡”里。威尔逊早在1998年《知识大融通》中就以“淹没于信息，饥渴于智慧”概括时代的认知困境，这在AI时代只会更加尖锐。工具降低了门槛，却不能代替跨过门槛所需的好奇、耐心与判断力。这正是AI通识不可或缺的原因。

复兴：让人文与科学之河重新汇流

沿用威尔逊推崇的“启蒙”框架，人类历史曾有两次重要的认知跃迁：一次在古希腊，一次在近代欧洲。威尔逊将科学与人文重新汇流的愿景称为“第三次启蒙”；而放眼今天由AI推动的知识重组，我更愿意称之为一场“新文艺复兴”：让两条河流重新汇合，在万物的尺度中重新发现人。

要让人文“启蒙”或“复兴”的愿景落地，至少需要四个层面的行动。

第一，重构人文教育的地基。人文社科学生应把演化生物学、神经科学、人类学、数学与AI通识当作基础课，就像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把解剖学、光学、透视与几何当作创作的根基。达·芬奇亲手解剖人体，才画出肌肉与骨骼的真实力量；今天的创作者，同样需要“解剖”世界。

第二，建立科学家与艺术家、社科学者的共同创作机制。威尔逊主张，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是“完全互惠的”：科学为人文拓展事实的疆域，人文为科学追问目的、语言与价值。实验室应向艺术家敞开，研究机构应为跨学科合作留出制度空间，资助体系应奖励敢于跨界的冒险。

第三，让AI成为每个人的“文艺复兴工作坊”。美第奇家族的赞助曾让佛罗伦萨群星闪耀；今天，AI正以极低的成本，把过去高度稀缺的知识能力开放给更多人。关键在于善用：用AI去追问，而不是替代思考；用它推开陌生领域的大门，再以人的判断走进去。

第四，以真实的世界问题为创造的磁场。威尔逊晚年最忧心生物多样性的消逝，他把物种灭绝视为一座基因文库的毁损，并期待艺术家让这场危机既打动人心、又激发行动。气候变化、AI伦理、人口老龄化、社会信任的重建，没有一个问题能被单一学科解答。

同时须警惕另一种偏差：融合不是科学对人文的收编。威尔逊本人也承认，面对反讽这样高度文学化的情感，解释的方向应当倒转，从文化与表达出发，再追溯其生物条件。一首歌为何动人，不能只用多巴胺来回答。“万物是人的尺度”要求人文接受事实的校正，也要求科学接受意义的追问。

在威尔逊笔下，人文诞生于远古的篝火旁：一群人围坐火光里，把白天的狩猎、远方的亲人、逝去的祖先与未知的明天，编织成可以共享的故事。

今天，我们站在另一堆篝火旁。这堆火由硅与电构成，由人工智能贯通：从细胞到星系，从远古岩画到深海鲸歌，从神经元的放电到文明的兴衰。人类第一次有机会以如此低的成本、如此开放的方式，理解自己与万物的关系。

这是认知跃迁的伟大机遇期，但它不会自动降临。它需要人文学者走出封闭的概念之城，需要艺术家向科学借火，也需要科学家为意义留出位置。从“人是万物的尺度”到“万物是人的尺度”，不是人的退场，而是人的扩展：当我们学会用万物丈量自己，才真正看清自己在万物之中的位置。

（作者为资深互联网从业者、科技向善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