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仔”与两个厅级高官的“非常友谊”

圆滑世故，“托仔”与副县长成为“拜把兄弟”

“托仔”名叫李建升,时年四十刚出头。因为他善于玩弄各种花招,成了个别当权领导的心腹,在当地号称没有他办不成的事儿,因而得了“托仔”的外号。

“托仔”这个外号的由来,跟谢武卫有很大关系。那是90年代的事儿了。时任云南省景谷县副县长的谢武卫,有一次到该县半坡乡调研,负责接待的副乡长李建升立即抓住机会,鞍前马后,将谢武卫伺候得风光满面。在一次赛会上,李建升趁机向谢武卫表忠心：“我李建升别的不会，就会讲义气，谢副县长只要用得着我,赴汤蹈火在所不惜。”这马屁拍得谢武卫浑身舒坦，两个人就把酒言欢,不知不觉,谢武卫也便有了几分醉意,趁着醉意,把“仪式”从简,酒杯一碰,也便成了“拜把兄弟”。

有了这样一个手握重权的“把兄弟”,李建升的“好日子”也开始了。云南云景林纸股份有限公司拟投资14.28亿元在景谷县建设思茅造纸厂，项目一上马,时任景谷县副县长兼造纸厂建设部副指挥长的谢武卫认为这可是个“肥差”，当即就想到了李建升这个“小弟”。1994年8月,在谢武卫的极力举荐之下,李建升调到了景谷造纸厂建设指挥部,先出任办公室副主任，后又出任云景林纸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建升当然是八面玲珑,在极力讨好谢武卫的同时,又巴结上了时任造纸厂建设指挥部指挥长的王佩琦,这样一来，“托仔”“托”起来就游刃有余了。

1995年,谢武卫升任景谷县委书记,李建升也就更加风光了。为了给谢武卫“办事”,李建升不断地假借谢书记的“指示”插手工程事务,经常介绍施工队。谢武卫也隔三差五地打招呼、写条子,想分吃这块肥肉。王佩琦虽然时有“关照”，但仍然不能满足谢武卫的“胃口”。王佩琦为了建设大局,难免会对一些不负责任的“招呼”置之不理,为此,王佩琦与谢武卫之间的矛盾也便进一步加深,关系也日趋紧张起来。两人的矛盾，却正好给李建升施展“才华”提供了机会。他利用分管后勤和行政工作的条件，巧妙地周旋于谢武卫与王佩琦之间,既“贯彻”了谢武卫的意图,又取得了王佩琦的信任,逐步成为两人都认为“很能办事”的“优秀下级”。玩转了这种微妙关系,李建升着手实施心中的“远大理想”。

“两肋插刀”,“托仔”20万元套牢两个厅级官员

有了县委书记这个后台，一些想要办事但却苦于无关系的人纷纷找到李建升,请他出面办事。当然,少不了用大量的金钱来开路。李建升也是钱到事儿办成，由此,他也成了红极一时的“托仔”。当时曾有传言说：“找不到县委书记,只要找到李建升准能摆平。”

自己捞到好处之后，李建升当然没有“忘恩负义”,开始筹划着为自己的“后台老板”王佩琦和谢武卫牟利。1998年初,思茅造纸厂准备筹建西岸贮木场，李建升不失时机而又十分得体地向王佩琦建议让颜学康来做,并说明“他不会忘记你的”。王佩琦自然心领神会，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工程开工后,颜学康很快获得了80万元预付款。钱一划走,李建升就找到颜学康说：“王总在贮木场工程上帮了你那么大的忙，现在他的儿子要上学,女儿要分配工作,他的意思是让你拿出20万元来,表示一下谢意。”听说王佩琦急着要用钱，想到自己以后还要干工程，羊毛出在羊身上,颜学康丝毫不敢怠慢,三步并作两步赶往银行,取出20万元现金,当即交到李建升手上。李建升拿到20万元现金后,却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他找到王佩琦,轻声细语地说：“王总,小弟(王佩琦之子)快要上大学了,小颜送来一些钱,是直接汇给你,还是存入银行？”王佩琦假装廉洁,反问道：“这人可靠吗？要不得就退回去！”李建升忙说：“王总，你请放一百个心，这绝对没有问题,这是小颜个人的一点心意,事情也是我亲手操办的,难道王总还信不过我李某？”王佩琦会意地笑着说：“你办事我放心,那就存银行吧！”

3月26日，李建升按照王佩琦的授意将10万元人民币带到昆明,以王佩琦之子的名义存入银行，并将存折交给了王佩琦。剩余的10万元钱,他想报答一下一直关照自己的“老大哥”谢武卫,当然他不会白白把钱送给“拜把书记”,他还要为自己办点事情。送钱的时候,顺便提出让书记大哥给自己的老婆调个好工作，书记大哥当然是满口答应。

有了“友谊”基础，再加上钱的催化,谢武卫就有了“老大哥”的作风,说办就办。于是,他立即召集县长、人事局长、工商局长“紧急会议”，“帮助”工商局解决人事编制空缺的问题。就这样,李建升的妻子龚某顺利地从企业调入了工商局。

东窗事发“托仔”托出“后台老板”

“托仔”李建升在官场上圆滑精明,如鱼得水,但到了商场上就显得低能了。1999年,李建升从思茅造纸厂调到景谷县林业企业总公司任副总经理兼昆明景谷大酒店经理后,负责景谷大酒店的筹建工作。在筹建过程中,欠下了1900多万元的债务。酒店开业后,因资金短缺，经营困难。正当李建升为资金急得焦头烂额之际,与他有过一面之交的两个“朋友”王某、宋某来到他身边,说他俩有“办法”,可以为李建升贷款。他不知其中有诈，当王某、宋某提出需要60万元经费“跑”贷款手续时,他毫不犹豫地把60万元现金如数奉上。

2001年5月份,王某又把“在银行有关系”的崔氏兄弟介绍给李建升，“帮助”贷款2000万元,条件是收取40万元的“手续费”。为解燃眉之急,李建升来不及多加考虑,就满足了对方的要求,并同意将贷款给崔氏兄弟使用一个月后，再转至景谷大酒店账上。崔氏兄弟真的还算有本事,几经周折,2000万元贷款也真被他们贷出来了,但这钱再也没有到李建升的账上,崔氏兄弟携款潜逃了。

2001年6月11日,李建升被“请”进了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思茅分院反贪局，李建升自知罪责难逃,避重就轻，很快承认了收受包工头颜学康贿赂20多万元的犯罪事实。

李建升不学无术,对法律知之甚少,他之所以会轻易地交代受贿20多万元的问题，是为了掩盖那2000万元的事儿。另外,那20万元牵连着两个“重量级”的人物。王佩琦本来就是个副厅级干部,且不说他“把兄弟”谢武卫此时已经升任德宏州州委副书记,可以说是重权在握,这两个人肯定会把自己“救”出去。

果然,自从李建升被检察机关拘留后,谢武卫也真慌了。他一直官运亨通,先是从县委书记提为德宏州组织部部长，前不久又升任德宏州州委副书记,前途一片光明,千万不能在这个“小河沟”里翻船。他连忙通过关系捎话给李建升：咱们是拜把兄弟，无论如何你也要顶住,我会想办法把你活动出去的。李建升知道“老大哥”谢武卫的本事大,会为自己包住问题，揽下责任，身居高位的谢武卫是不会丢下自己不管的,于是,李建升死死咬定,那20万元都是自己花了。

可是,李建升的如意算盘打错了。14天的拘留期满后,李建升没有等到“老大哥”带来的好消息,却等来了一张逮捕证。也许是“老大哥”正在打通关节,再等几天吧。李建升自我安慰。又等了10多天,不仅没有出现预期的结果,反而问题变得越来越多。自己身陷囹圄,想到“老大哥”州委副书记谢武卫在外花天酒地,李建升心中开始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气愤，怎么想怎么不平衡,就主动向检察官坦白：那20万元现金,10万元送给了王佩琦,另外10万元送给了谢武卫。

为保前程,“把兄弟”反目成仇

新上任的德宏州委副书记谢武卫受贿10万元，这还了得！案情迅速上报至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院领导果断作出部署，在基本事实清楚的情况下,2001年7月4日,王佩琦被立案侦查,不久谢武卫也被“双规”。此时,谢武卫担任德宏州委副书记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王佩琦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后，为了争取主动,减轻罪责，又承认了收受另一个包工头康某贿赂20万元的犯罪事实。随后,王佩琦深刻反思,真诚悔过,积极退赃,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最终受到法律的公正制裁。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后,王佩琦没有上诉,表示要认真接受改造,力图重新做人。

而李建升的“拜把兄弟”谢武卫却不同了。他分管过政法工作,十分懂得“保护自己”。在其担任景谷县县委书记期间,热衷于插手工程事务的他,群众们送他一个外号叫“谢工程”,并且善于大权独揽,容不得别人说个“不”字，完全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其收受贿赂的问题暴露后，谢武卫自恃知法懂法,一方面订立攻守同盟,找人作伪证，另一方面又把责任往“小兄弟”身上推：收过李建升的10万元钱是事实，但这是他交给李建升帮助买房子的钱,后因房子未买到,李建升就将10万元钱退还给了他。

此时的李建升也顾不了什么“把兄弟”之情。尽管谢武卫自作聪明,找其他“心腹”作伪证,尽管他大骂昔日的“把兄弟”忘恩负义,往自己身上“泼脏水”，尽管他到处喊冤,可在李建升的积极配合之下,检察机关还是找到了有力的证据。2002年8月21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谢武卫有期徒刑10年。谢武卫不服,提起上诉,2003年2月12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至此,这场“托仔”与高官的“非常友谊”闹剧才算尘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