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岁老艺术家黄宗英去世：一生嫁过4位丈夫，养育7个子女，68岁仍追寻爱情

2020年冬天的上海，阴冷得有些刺骨。

12月14日深夜，95岁的黄宗英在家中安静离世。消息传出时，很多人愣了一下——这个名字，年轻一代可能有些陌生，但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中国电影界，她是当之无愧的“甜姐儿”。

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她在临终前留下的那句话。那是她早年替自己写的一篇悼词，专门交代给她和赵丹的儿子赵左，以后有一天为她朗读：

“母亲是幸运的，一生经历了几代人才有可能经历的人与事，过程中有失败，有成就，始终面向光明。”

短短几十个字，把她的一生概括得透彻又平静。

四段婚姻，七个孩子，几次丧夫、几番起落。年轻时是红极一时的女明星，中年遭遇风雨，晚年又在书房里一遍遍练字、练琴、学英语，还写下一首小诗《别说自己老了》：

“别说自己老了，别老说自己老了，根本别去想
我是老还是不老……”

一个经历了那么多生离死别的女人，最后居然用这种近乎淘气的语气，劝自己、也劝别人不要被“老”束缚。

要真正看懂这句话背后的分量，不得不从头说起。

1925年7月，黄宗英出生在北京。那会儿的北京还叫北平，电车叮当作响，胡同里跑着小孩子，她是家里七个子女中的老三。

父亲黄炎培，是那一辈子里典型的“知识分子”：当过电话局工程师，也在大学做教授，收入稳定，家境算不上大富大贵，却也衣食无忧。家里书香气重，小孩子从小就被要求识字读书，黄宗英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天生活泼爱笑，又机灵。

可平静的日子，说变就变。

她九岁那年，父亲病逝。那时候的中国还动荡不安，一家七口，突然没了顶梁柱，什么叫天塌下来，大概就是那一刻。

母亲是个坚韧的女人，带着一群孩子从北京辗转到了天津，去投奔亲戚。一家人在亲戚家挤着住，日子一下子紧张起来。大哥黄宗江已经十五岁，为了减轻家里负担，只身去了上海，在一个剧团里打杂。

那是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灯火通明的一面，是舞厅、电影院、咖啡馆；阴影里的另一面，是战争、租界、警察和流民。对少年黄宗江来说，那是闯荡，对后来跟过去的黄宗英来说，那更像是命运悄悄打开的一扇门。

又过了几年，黄宗英也到了能帮衬家里干活的年纪，便被送去上海投奔哥哥。

她不会想到，这个“去帮哥哥打打杂”的决定，会让她从此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轨道。

在剧团里，黄宗英最初做的是最不起眼的小事：登记仓库里的道具，帮人跑腿，递茶送水。别人眼里，这是典型的“杂务”，但她偏偏当成正经工作来做。

别的学徒草草记个数字就算，她却把每一件道具按类别、用途一一分门别类，写得工工整整，哪怕没人看，她也认真到极致。

剧团的负责人慢慢注意到了这个爱笑的小姑娘——腿脚麻利，脑子灵光，长相又甜，站在人堆里很显眼。那时候的戏班里，老一辈人对“底子”特别看重，见她做小事都这么用心，心里也动了想培养她的念头。

于是，只要剧团排戏，他就让她坐在台口边上一遍遍看，教她怎么记词，怎么走位，什么叫“台风”。

真正的机会，来得很突然。

有一次，剧团排演一出话剧，演出前夕，女演员突然病倒。时间、票都定好了，演出不可能取消，导演急得团团转。

他一抬头，看到台下正抱着本子安静坐着的黄宗英，心一横：“你来！”

一个连正式上台都没经历过的小姑娘，就这样被硬推上了舞台。

换装、化妆、对词，全是临时抱佛脚。灯一亮，她站在台中央，心几乎要跳出来，下意识地咬着嘴唇，可戏一开口，她竟然咬着牙，把整出戏生生扛了下来，没有一次漏词、没有一次“卡壳”。

演出结束，后台一片喧闹，有人拍着她肩膀说：“这丫头，是块料。”

从那之后，每逢有角色空缺，导演都会想起她。大戏小戏，不停地演，不知不觉间，她已经积累了不少舞台经验。

1941年，她第一次担纲主演一出叫《甜姐儿》的话剧。谁也没想到，这部戏一炮而红，甜美活泼又有点俏皮的角色一下子贴在了她身上，从此“甜姐儿”成了她在舞台上的代称。

那时的报纸会用一种略带夸张的标题介绍她，说什么“新晋舞台宠儿”“观众心中的甜姐儿”，但她自己心里明白，不过是多了几盏灯，多了一点掌声。

名气大了，她从话剧舞台转向电影，进入了更大的银幕世界。观众越来越多，追求者自然也越来越多。

然而，在她还没来得及好好享受“明星”的光环时，命运又递给了她第一场残酷的考验。

那时候，她已经悄悄喜欢上了剧团里的指挥——郭元彤。俩人天天工作在一起，对彼此性情底细都很清楚，恋爱谈得不激烈，却细水长流，到了一个“顺理成章”的阶段，身边人都觉得迟早会结婚。

1943年前后，两人真的成婚了。那应该算是一个年轻姑娘憧憬中的美好开始——婚礼不算豪华，但热闹；新娘子穿着旗袍，笑得眼睛弯弯。

然而，新婚之夜，噩梦很快敲门。

就在那天夜里，郭元彤突然休克，被紧急送往医院。公婆和亲戚一边安慰她，一边解释说，这是因为儿子太紧张了，“没事没事，休息几天就好了”。

十八岁的黄宗英半懂不懂，只觉得这是“过度紧张”的小插曲，谁知道，这不过是前奏。

结婚仅仅18天，郭元彤再一次昏厥，这一次却再也没醒过来。

这个突如其来的丧夫打击，让刚当上新娘不到一个月的她，瞬间从喜床跌入寡居。等到后来，她才渐渐知道，一个残酷的事实——这段婚姻，很可能从一开始就是郭家为儿子“冲喜”的安排。

按照当时的旧观念，一个病重的人，如果能在病榻前办喜事，把喜气带进门，就可能“压住”厄运。于是，他们急急忙忙为儿子安排婚事，却从没把这个事实告诉一个懵懂的少女。

“冲喜”的结果，是男方家觉得完成了“礼数”，而她则成了替别人挡煞的“寡妇”。

很长一段时间，黄宗英几乎把自己关起来，不想见人、不愿说话，那种被欺骗、被利用、又瞬间失去婚姻的多重打击，换作谁，都很难消化。

她的大哥黄宗江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这些年，他既是哥哥，也是半个父亲。看着妹妹陷在那里走不出来，他开始琢磨怎么把她从阴影里拉出来。他深知，对感情的伤痛，光靠“时间会冲淡一切”这句话远远不够。于是，他想到一个办法：让生活重新推进，让她重新接触舞台、接触新的环境。

那时候，他有一位好朋友——程述尧，南北剧社的负责人，一个戏剧“狂人”。他便把黄宗英介绍给了程述尧，希望她能加入南北剧社，在新的剧组环境里，从忙碌和创作中一点一点走出阴影。

于是，那位刚刚守寡不久的小寡妇，提着简单的行李，走进了一座新的剧社。

程述尧比她大九岁，性子安静，但对戏却有一种近乎偏执的热情。排练一场跳窗的戏，他可以来来回回演几十遍，研究每一处动作的节奏，哪怕没有观众，他也演得投入。

黄宗英就在一旁听戏、看戏、帮忙。渐渐地，她会被他这种“戏痴”的劲头感染到。再加上生活里，他对她的照顾无微不至，经常耐心劝导，陪她聊天，帮她慢慢从那段短暂而残酷的婚姻阴影中走出来。

黄宗江的设想，确实起了作用。

一个女孩子，在最虚弱的时候，有一个稳重、温柔又欣赏她才华的男人，时时在身边，如同一只手扶着她往前走。日子久了，心门自然会为他打开。

1946年，两人低调结婚。那一年，她21岁，这是她人生中的第二次婚姻。

只不过，这次婚姻的种子里，从一开始就埋着一个隐患——她对他，有感激、有依赖，却未必有那种轰轰烈烈的爱。

婚后不久，她渐渐开始反省：自己嫁给程述尧，到底是因为爱，还是因为在最需要依靠的时候，刚好有人伸手？

这个问题，一旦在脑子里扎下，日复一日，就像一根刺一样，让她越来越不安。

她开始觉得窒息，觉得人生被“安排”得太稳、太封闭。爱戏的心被唤醒之后，她对更大的舞台，对更自由的人生，突然有了渴望。她甚至开始隐隐觉得，这段婚姻更像是她欠的一份情，而不是她选择的一份爱。

1947年春天，一个机会来了。

她接到邀请，要去上海拍摄一部电影，叫《幸福狂想曲》。这次，她是女主角，而男主角，是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演员——赵丹。

就是那一次拍戏，让她的人生再次拐了个弯。

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是在火车站。

黄宗英下了车，看见赵丹竟然亲自来接她，有些受宠若惊：“真没想到，你会来接我。”

赵丹半开玩笑地反问：“为啥我就不能来接你？”

她有点顾虑：“你家里就没有一点事？”

“家？”赵丹轻轻一笑，“我早就没有家了。”

她继续问：“我不明白，大上海有那么多明星，你为什么千里迢迢要我来？”

赵丹看着她，说了一句后来被人反复引用的话：“这叫千鸟易得，一凤难求。”

从这段对话里不难看出，他对她的好感几乎写在脸上。

那时的赵丹，刚从新疆军阀盛世才的控制之下死里逃生回来，经历过牢狱、审讯、险象环生，整个人带着一种沧桑和焦虑。他已经离婚，独自带着孩子，生活并不算安稳。

在这样的背景里，黄宗英以女主角的身份闯入他的视线，两人一起拍戏，一起排练剧本，一起笑笑闹闹。片场的灯光、收工后的夜宵、片场里反复对戏……这种朝夕相对，会让两颗本就敏感的心，自然靠近。

等电影拍到后半程，双方对彼此的好感已经不再掩饰。赵丹更是在戏外，借用了片中的台词，对她说：“你不应该离开，你应该是我的妻子。”

这句话，正好戳中了她最柔软、也最叛逆的那一部分。

她清楚得很：自己已经是别人的妻子。但她也第一次清楚感受到，那种让人心跳加速、让人想冒险的爱情，是真实存在的——而那个人，不是现任丈夫，而是眼前这个男人。

于是，她开始认真地想：要不要离婚？

对那个年代的女人而言，离婚是一个巨大的决定，更何况她已经是经历过一次丧夫的年轻寡妇，如今又要主动结束第二段婚姻，那种社会压力、舆论压力，很难用今天的眼光简单理解。

她没有拖泥带水，而是直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程述尧——她爱上了赵丹，她想去上海，她想去过另外一种生活。

程述尧起初完全不能接受。他合理的愤怒、难过、挫败全都夹在一起，却又明白，爱情这种事，勉强不来。

黄宗英并没有转身就走，她仍然希望能体面地结束这段婚姻。于是，她请出两位老朋友出面调解——她的大哥黄宗江，以及当时著名的戏剧人金山，这两人既是她的亲人朋友，也都是程述尧的好友。

几番谈话之后，程述尧终于咬着牙同意了离婚。他知道这个女人的性格——与其把她困在一个她觉得窒息的家里，看着她一点点枯萎，不如放她去追自己的光。

1948年，这段维持了两年的婚姻，在相对平和的气氛里画上了句号。

不久之后，她与赵丹结婚。

赵丹带着前两段婚姻的两个孩子，她又陆续为他生下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再加上两位朋友托付给他们抚养的孩子，一共要养七个。

一对原本可以只在银幕上谈恋爱的明星夫妇，真实生活里，却成了为七个孩子张罗柴米油盐的一家之主。

在很多人的讲述里，这一段婚姻的前半程，是“神仙眷侣”般的岁月。

他们共同主演《丽人行》《乌鸦与麻雀》《武训传》等经典影片——这些作品在中国电影史上都留下了浓重一笔，以至于后来人提起那一代影人，总会说：“有赵丹，就有黄宗英。”

他们在戏里是夫妻，在戏外也是。他们在片场对戏，在家里给孩子做饭，忙得焦头烂额又甘之如饴。当年上海的弄堂里，多少邻居都见过这样一幕：黄宗英一边抱着孩子，一边在桌上摊着剧本背词；赵丹则在旁边掏烟、抽两口，又拿起纸笔涂涂改改。

然而，风云又一次突变。

五十年代中期，《武训传》遭到批判，接着而来的，是越来越高压的政治氛围。赵丹因为种种原因，被卷入一系列政治运动，遭到多轮批斗、审查，生活被彻底打乱。

曾经站在聚光灯下的演员，一夜间成了被批判的“典型”。他被隔离审查、被批斗、被要求反复写检查，那种屈辱和精神折磨，不是几句“受了不公正待遇”可以概括。

有人悄悄劝黄宗英：“你还年轻，干脆离婚，划清界限，留条后路。”那种气氛下，不少人选择了“自保”。

她听完之后，只淡淡一句：“我不能。”她爱这个男人，也懂这个男人，她知道赵丹不是“坏人”，只是时代的浪潮把他推到了一个无处躲藏的位置。

她选择留下。那个选择的代价，不只是一句“等候”，而是整整五年，有名无实的婚姻——丈夫在外接受审查，她在家里一个人撑着七个孩子，外面的风言风语、家里的柴米油盐，全压在她一人肩上。

五年之后，他终于回到家。

身体回来了，心魂却已经被那几年的折磨压得变了形。

与当年风度翩翩的赵丹相比，眼前的这个男人性情大变：焦躁、易怒、常常借酒浇愁，一喝酒就脾气上来，对着她破口大骂，有时甚至会摔东西。

很多人一听到这种，就会喊“快离婚啊”，可对她来说，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

她比谁都清楚，那个曾经在火车站说“千鸟易得，一凤难求”的年轻人，那位在《幸福狂想曲》片场紧张又认真背台词的人，并没有完全消失，他只是被那些漫长的审查会、批斗会一点点掏空了。

于是，她选择继续忍耐。她理解他的伤痛，也知道他的暴躁，是一种无处排解的绝望。

这种忍耐，并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一种带着清醒的坚持。她期待着，有一天，他能慢慢从阴霾里走出来。

时间证明，她赌对了。

随着形势的变化，环境慢慢宽松，他在她的陪伴下，性情一点一点缓和，重新找回了当年那个温柔儒雅的赵丹。他们的晚年，终于有了一点“稍安若素”的时光，该演戏的演戏，该写字的写字，该带孙子的带孙子。

可惜，这样的安稳没有持续太久。

1980年，赵丹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七岁。

那一年，她五十三岁，第三次披麻戴孝。人到中年的丧夫之痛，与十八岁那次、二十多岁那个匆匆的离婚完全不同，这是她全心全意投入的一段感情，是共同经历了风雨、相互扶持几十年的伴侣，就这样离开。

身边的亲戚朋友都劝她：“还年轻，再找个人吧，一个人太辛苦。”有人甚至替她物色对象，热心牵线。

她苦笑一声，说了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我曾经嫁给了大海，难道还会再嫁给小溪吗？”

在她心里，赵丹是她一生中最深刻、最汹涌的一段感情，就像大海一样难以替代。说出这句话时，她恐怕是真心以为，这辈子婚姻就此到此为止。

但人生有时候，就是爱开玩笑。

多年之后，在一个朋友的聚会上，她遇到了旧友——冯亦代。

冯亦代这个名字，喜欢文学的人大多听说过：浙江人，翻译家、散文家、出版人，一辈子和文字打交道，翻译了大量英文作品，在现代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年轻时，他曾在重庆等地活动，和文艺界人士颇多交往，也正是在那时，他和赵丹、黄宗英结下了友谊。

再见时，皆已白头。

那场朋友聚会里，冯亦代刚刚丧妻不久，整个人显得有些邋遢，衣服没有好好搭配，头发也没有整理，坐在那里，眼神黯淡。他原本是个讲究的人，可妻子的离开，让他仿佛连照顾自己的力气都没有了。

那一刻，黄宗英忽然看到一个“镜像”——如果自己继续一个人老下去，会不会也有一天变成这样？

她不是害怕老，而是害怕那种无人照应、没人说话的孤独。七个孩子有自己的生活，孙辈们也有自己的世界，再亲的亲人，能陪你吃一顿饭、聊两句天，终究不能每天守在你身边。

她心里有了一个念头：要不要，找一个同样懂得爱、懂得失去的人，一起度过余生？

她不敢直说，便绕着弯，把自己的担忧、对未来的顾虑，有点半开玩笑地告诉了冯亦代。谁知道，对方一点不惊讶，反而连声称好——原来，他心里也悄悄想着同一件事。

两个人都各自经历过漫长的婚姻，也都亲手送别过深爱的伴侣，他们太清楚人到晚年的孤独是什么样子，也更知道两个人互为拐杖有多重要。

就这样，在赵丹离世十三年后，68岁的黄宗英，再一次走进婚姻。

那一年，是1993年前后。两位老人，携手迈过余生的门槛。

他们的婚姻，与其说是又一段“爱情”，不如说是一种既懂对方过去，又能彼此照应的陪伴。

他们在各自的书桌前，分别挂着旧日的合影——冯亦代与前妻郑安娜的照片，黄宗英和赵丹的合影，都被认真地装入相框，摆在最显眼的地方。

她一直尊称冯亦代的亡妻为“安娜大姐”，或者“好二嫂”，像是对自己的亲人那样尊敬。她说，她在阳台上种的水仙花，总是朝一边倒，“那是向二嫂弯腰祝福”。

农历正月初一，是安娜的生日。每到这一天，两人会给安娜上香，同时也给赵丹拜个年。她说：“希望在那个极乐的世界里，他俩能见面说说话就好，他们也不太会寂寞了。”

有人好奇，甚至有点不理解：既然这样尊重过去，那现在这段婚姻算什么？对她来说，这并不矛盾——正因为对各自的过去都清清楚楚、不遮不掩，他们才格外能理解和信任对方。

世俗的眼光，总爱用条条框框来衡量“晚年再婚”。有人直接问她：“亦代都快老年痴呆了，你怎么还嫁给他？”

她一贯的那种半认真半玩笑的语调又来了：“首先，二哥对安娜大姐好，因为这一点，我才看上他。其次，二哥对什么人都好。赵丹生前讲过，在重庆时，许多文艺界人士，都多亏二哥的鼎力帮助，才得到安定的生活。对这样的好人，为了‘临终关怀’，所以嫁给他。”

一句“临终关怀”，听着像自嘲，却是在用最朴素的语言说一个很深的道理——人到暮年，如果还有能力去照顾、温暖一个同样孤独的人，这何尝不是一种勇气？

婚后的日子里，他们经常给对方写“情书”，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今儿个看到了一句好诗、明天喝茶时想到了一段趣事，用字不拘谨，也不刻意煽情，却写出了那种只有老夫老妻才懂的默契。

冯亦代身体每况愈下，黄宗英对他的照顾细致入微。为了给他看病，她几乎把能卖的、能用的钱都用上了。

后来冯亦代去世，他的儿子冯浩说：“是宗英阿姨让我爸多活了十年。”

你很难说，这是不是“爱情”的另一种样子，但可以肯定的是，那是一种非常质朴而坚决的牵挂。

在68岁这个年纪，再次对婚姻说“好”，不是轻飘飘的一句浪漫，而是经过了漫长人生打磨之后的理性选择。比起年轻时那种借火车站一句台词燃起的火花，这份决定反而更沉稳。

有人用金庸的话来形容她的一生：“你看那天上的白云，散了又聚、聚了又散。人生亦复如此。”对白云来说，这只是天气，对她来说，却是一次次真实的起落：少年丧父、18岁守寡、二婚草草收场、三婚饱受风雨、晚年再婚又送别伴侣。

她的婚姻，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大概是“多舛”；可如果非要下结论，说“她的婚姻不幸福”，又有点简单粗暴。

她确实遭遇了很多感情上的折磨，但每一段经历，也让她对自己、对世界有了更深的理解。第一段婚姻教会她，盲目的安排和隐藏的真相有多伤人；第二段婚姻让她明白，“感激”和“爱”不是一个东西；与赵丹那段，让她尝到了真正的相守与风雨同舟；而晚年与冯亦代的携手，又让她体会到，老年人的婚姻可以不以“激情”为名，而以“互相成全”为目的。

她始终没有把自己活成一个“苦情”符号，也没有在一次次的打击之后，把心关死。相反，她始终朝着光明那一边走——年轻时在舞台上努力，成名后依然认真演戏；中年风雨中撑起家；到了老年，还坚持弹钢琴、跳舞、练书法，甚至学习英语。

《别说自己老了》那几句轻巧的诗，大概也是写给自己看的：

“别说自己老了，别老说自己老了，
根本别去想我是老还是不老——
如果老是负担，就放下；
如果岁月是礼物，就收下。”

她不否认岁月带来的皱纹、病痛、离别，却也拒绝让这些成为压垮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

2020年，95岁的她在安静中告别这个世界。她的儿子赵左，在悼词里念出她早就为自己写好的那段话：“母亲是幸运的，一生经历了几代人才有可能经历的人与事，过程中有失败，有成就，始终面向光明。”

一个在九岁时就失父、十八岁守寡、前半生颠沛流离的人，说自己“幸运”，这话听起来有点反常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她的确比很多人活得更通透——她知道，人生无法只挑好的经历去过，既然躲不过，就学会消化，把一部分变成作品里的人物，一部分变成对世界的理解。

她的一生，没有被某一段婚姻、某一次打击定义，而是把所有这些碎片，拼成了一个完整的人。

所以，当后来的人问起她，是否后悔那几次选择时，她的态度一直很坦然——没有哪一段是白走的路，即便是痛的那些，也让她知道，下次该如何坚定地往前走。

从“甜姐儿”到多次披麻戴孝，从意气风发的银幕明星到退休后在家里苦练书法、琴棋的老人，她用近百年的时间，做了一件事：不管风往哪边吹，她都尽量站在光亮那边。

这大概就是她在临终前最想留给后人的东西——不是一个传奇女星的光环，也不是一个“多婚女人”的猎奇故事，而是一句简单却真切的话：哪怕前路变幻无常，只要还活着，就不能一直背对着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