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个大学生考进新疆的单位，拿到编制才一个月，一个不剩全走了

八个大学生考进新疆的单位，拿到编制才一个月，一个不剩全走了

人事科长老周把那沓辞职报告整整齐齐码在桌上，数了两遍。

八份。一份不少。八个应届大学生，从甘肃、河南、四川、湖南考过来的，最远的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笔试、面试、体检、政审，过五关斩六将，从三百多号人里杀出来的。拿到编制那天，八个人在宿舍里喝了一箱啤酒，唱了一晚上歌。走的那天，八个人把钥匙交到老周手里，说了声“周科长，对不住”，拎着行李箱上了同一辆面包车。老周站在单位门口，看着面包车尾灯消失在戈壁滩的夜色里，攥着那八把钥匙，站了好一会儿。

我在这个单位干了六年，比他们早来几年。他们喊我“张哥”，有什么事都爱跟我说。走之前那天晚上，小赵敲开我宿舍的门，坐在我床边，低着头说“张哥，我们商量了一下，都决定走了”。我问他为什么。他沉默了好一会儿，说“张哥，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清楚。我太清楚了。

去年秋天，这八个大学生刚来的时候，单位像过年一样。

场部挂了大红横幅，食堂加了四个菜。老周亲自去火车站接的，租了一辆面包车，后备箱塞满了他们的行李箱。那天天很蓝，戈壁滩上的风很大，吹得横幅哗哗响。八个年轻人从车上下来，站在场部门口，仰头看着那栋三层办公楼，脸上有一种光。

那种光我见过。我自己来的时候也有过。

小赵是甘肃人，兰州理工大学毕业的，学的是农机专业。他第一天来就问我：“张哥，咱们这里能搞大型农机吗？”我说“能”。他又问“有进口的吗”。我说“有”。他眼睛亮了，说他大学实习的时候在兰州一个农场见过一台德国产的收割机，他研究了好久。我看着他兴奋的样子，没忍心告诉他，那台德国收割机是三年前买的，买回来就没怎么用过，因为没人会修，配件要从乌鲁木齐调，调一次等半个月。

小林是四川人，学农业水利的。来的第二天就缠着我带她去看灌溉渠。我带她去了。她站在渠边，看了一会儿，蹲下来用手量渠宽，又站起来看了看远处的田。然后她说：“张哥，这个渠的坡度不对，水在中间段会淤积。”我说“我知道”。她说“那为什么不改”。我说“改了三次，没人会算，改了还不如不改”。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会算”。

小周是河南人，学畜牧的。他被分到养羊场，第一天回来就问我：“张哥，咱们的种羊怎么喂的？”我说“草加料”。他说“不对，种羊得看膘情，得分类喂，得加微量元素”。我说“你找场长说去”。他真的去找场长了。场长听了半天，说“小周啊，你那个理论是好的，但咱们这儿条件有限”。小周说“条件有限才要科学啊”。场长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先适应适应”。

他们八个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业，每个人都带着一肚子想法。来的时候，行李箱里装的最多的东西是书——专业书、行业期刊、打印的论文。他们以为，到了基层，到了边疆，能大干一场。

第一个月，分到了各自的岗位。

小赵在农机站，小林在水利科，小周在养羊场，其他人散在农业科、林业站、办公室、财务室。头一个星期，他们都干得挺起劲。小赵把农机站那台德国收割机的说明书翻出来了，说要研究明白。小林拿着水准仪去了渠上，量了三天。小周给种羊做了分类，编了号，说要搞精细化管理。

但一个星期之后，事情变了。

小赵找场长签字，想申请买几个进口配件。场长说“打个报告吧”。小赵打了报告，场长签了字。报告交到财务，财务说“这个月预算不够，等下个月”。下个月去了，财务说“预算被砍了，领导说要先保工资”。又等下个月，小赵不问了。他把说明书收进抽屉，再没拿出来过。

小林把渠的整改方案写好了，交给了科长。科长说“放这儿吧，我看看”。看了一个礼拜，说“方案挺好，但得等领导批”。又等了一个礼拜，领导批了，但说“先修一段看看，别全改”。小林带着人修了五十米。修完没两天，一场洪水把渠首冲了，前面修的那段白修了。小林站在渠边，看着浑水往下淌，站了半天。回来的时候鞋子全是泥。她坐在宿舍门口，刷那双鞋，刷着刷着哭了。我问她怎么了。她说“张哥，我不是哭鞋。我是哭我算的那三天”。

小周在养羊场干了半个月。他分类喂料、加微量元素、记录膘情，干得挺细。场长看了，没说好也没说差。月底发绩效，小周比别人少了两百块。他问为什么，场长说“你那个精细化管理，多花了料钱”。小周说“膘情好了，出肉率高”。场长说“出肉率高不高我看不出来，料钱多花了我看得出来”。小周不说话了。

其他人也差不多。办公室的小刘写了个信息报送流程的优化方案，科长说“一直这么干的，不用改”。财务的小杨发现账上有一笔多年的坏账，建议走程序核销，领导说“放着吧，核销了影响考核”。林业站的小王说某个树种不适合本地，建议改种，领导说“种都种了，改什么改”。

一个月里，他们每个人都碰了一鼻子灰。那种灰不是硬的，是软的，软的像棉花，你使劲一拳打上去，拳头陷进去，但什么都没打碎。你讲道理，他们说“条件有限”。你提建议，他们说“先适应适应”。你干出成绩，他们说“以前也这样”。

那种感觉，比吵架还难受。吵架至少对方在听，在回应。而棉花，你打它，它不响。

真正让他们下定决心走的，是月底那次会。

月底总结会，场长主持。八个新人被叫去旁听。会上，场长讲了一通“抢抓机遇”“攻坚克难”的话，然后话锋一转，说“有些新同志，来了之后提了不少意见，这很好。但我要提醒大家，不要眼高手低。基层工作，不是书本上那套。你们那些理论，到了这里，得结合实际。什么叫结合实际？就是别老想着改这个改那个，先把手头的活干好”。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目光从八个新人脸上一一扫过。会议室里坐了二十多号人，老同志们都低着头，没人看他们。小赵坐在角落里，脸涨得通红。小林低着头，手指头攥着裤腿。小周盯着桌面，一动不动。

会散了之后，八个人没有回宿舍。他们去了场部后面的那个土坡上，坐在那里，看着远处的戈壁滩。天黑得晚，九点多了太阳还没落。天边一片金黄，照得整个戈壁滩像铺了一层铜。

小赵先开的口。

“我不想干了。”

没人接话。过了一会儿，小林说：“我也不想干了。”

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最后，八个人都说了。

他们说的时候很平静，没有哭，也没有骂。就是一个个说“我也不想干了”。说完之后，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土，往回走。

那天晚上，他们八个人在宿舍里凑了一顿火锅。买了三斤羊肉，两瓶白酒，几把青菜。锅是从食堂借的，碗筷是各自的饭盆。他们围着那张拼起来的小桌子，吃了一顿饭。吃到一半，小赵端起酒碗，说了句“敬我们这一年”。其他人也端起来，碰了一下。碗碰碗的声音，闷闷的，不脆。

第二天早上，他们把辞职报告交到了人事科。老周翻着那八份报告，一份一份看。看完了，抬起头来，挨个问了一遍“想好了”。八个人都点了点头。老周没再劝，拿起笔，一份一份签了“同意”。

他们走的那天，是个阴天。面包车是晚上来的，停在宿舍门口。他们拎着行李箱出来，跟楼道里碰见的同事点头，说“走了啊”。有人回“路上慢点”，有人没吭声。八个人把钥匙交到老周手里。老周说“对不住”。小赵说“周科长，是我们对不住”。

面包车开走了。尾灯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两个红点，融进了戈壁滩的夜色里。我站在宿舍窗口，看着那两个红点消失。然后转过身来，看着空荡荡的宿舍走廊。八间房，门全开着，灯全灭了。

第二天，场部恢复了安静。会议照开，活照干，羊照喂。只是农机站那台德国收割机的说明书又锁回了铁皮柜。只是水利科那条渠的坡度还是不对。只是养羊场的种羊又吃回了那一种料。只是办公室的信息报送还是按老流程走。只是财务那笔坏账还挂在账上。只是林业站那片不合适的树还长在那里。

场长在一次会上说：“走了也好。年轻人沉不下心，留也留不住。”

我听着，没说话。我想起小赵走之前跟我说的话。他说：“张哥，你知道吗，我来的时候，真的想在这干一辈子。我连房子都看好了，场部后面那块空地，自己盖个院子，种点菜，养几只鸡。我连孩子上学的事都想了——这里离县城太远，只能上子弟学校，但没关系，我自己教。我什么都想好了。”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笑着，但眼圈是红的。

“然后呢？”

“然后我发现，我什么都可以忍。条件苦，我能忍。气候差，我能忍。离家远，我能忍。但我忍不了的是——你明明可以做得更好，但他们就是不让你做。”

他走了之后，我还在。我在这个单位干了六年，比他多干了五年。我也有过那种光，那种什么都想好的光。也有过那种灰，那种一拳打在棉花上的灰。我没走，因为我在这里成了家，因为我的孩子在这里上学，因为我走不了。

但我知道，他们是对的。他们比我有勇气。

那八间宿舍后来陆续住进了新人。新来的也是应届大学生，也是考进来的，也是带着一肚子想法。他们也会经历那团棉花，也会在某个深夜坐在土坡上，看着戈壁滩的夕阳，问自己“我到底为什么要来这里”。有些人会留下来，像我一样。有些人会走，像小赵他们一样。

我没法评判哪种选择是对的。留下来的人有留下来的理由，走的人有走的理由。我只是在想，那八个人来的时候，眼睛里那道光，如果能被接住，哪怕只接住一次——领导说一句“你这个想法好，试试看”，哪怕失败了——那他们也许就不会走。

但没有。一次都没有。

那八间宿舍的灯亮了一个月，又灭了。新人来了，灯又亮了。戈壁滩上的风还在吹，吹得场部门口那棵老榆树哗哗响。日子还在过。只是每年秋天，新大学生来的时候，我会站在宿舍窗口往下看，看着他们从面包车上下来，仰头看着办公楼，脸上带着那种光。

那种光，很亮。

我想跟他们说一句话，但每次都咽回去了。说了也没用。得他们自己经历。得他们自己坐在那个土坡上，看着夕阳，自己做决定。

有些人会留下来。有些人会走。

留下来的人，要记得自己当初为什么要来。走的人，也要记得自己当初为什么要来。来的时候那个理由，比留下来还是走，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