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大学生考进西藏的单位，拿到编制才一个月，一个不剩全走

我叫周明远，今年五十二岁，四川内江人，一九九三年从一所农业中专毕业，被分配到那曲。那年我十九岁，坐着绿皮火车到格尔木，再换乘汽车往拉萨走，一路吐了三天。我在这个海拔四千五百二十米的县城，一待就是三十二年。现在是县人社局的一个副职，说白了就是管干部档案、管工资、管新来人员的报到安置。我这半辈子经手的大学生，前前后后有两百多个，来得越来越多，走得也越来越多。但二零二三年那一批，我这辈子忘不掉。

那年七月十二号，我在县招待所门口接的五个人。

他们是从拉萨坐大巴来的，四百多公里，走了七个多小时。车一停，门开了，第一个下来的是个瘦高的小伙子，脸色发白，扶着车门干呕。第二个是个姑娘，短头发，背着登山包，一下车就蹲在地上喘。剩下三个陆续下来，全都脸色不好看，嘴唇是紫的。我一看就知道——这是上来了，高反了。我们这地方，从拉萨三千六一口气上到四千五，很多人第一晚就要吃亏。

我喊了一声：都别说话，慢慢走，别拎箱子，我让人来拿。

那天晚上我在招待所陪他们到十一点。五个人分了三个房间，我给他们每人发了一盒红景天、一包葡萄糖、一个血氧仪——这东西是我们局里这两年才配的，一个夹在手指头上，屏幕上一跳数字。我挨个给他们量。最低的那个，八十二。最高的，八十九。我说在平原上你们都是九十七八，在这儿九十五以上才算正常，八十五以下要吸氧。

他们五个的资料我记得清清楚楚。林嘉禾，二十四岁，四川成都人，考的是县委办；王思远，二十五岁，河南驻马店人，考的是县发改委；赵一诺，二十三岁的姑娘，陕西咸阳人，考的是县教育局；刘畅，二十四岁，湖南常德人，考的是县卫健委；孙晓东，二十六岁，山东济宁人，研究生学历，考的是我们县最远的那个乡，离县城一百八十公里。

前十五天是适应期和岗前培训。我给他们排的课很松，上午讲业务，下午休息，不安排任何体力活。我交代食堂给他们做清淡的，别放辣椒，别让他们喝酒，别洗澡。我还专门跟他们说过一句：在高原，最怕的是感冒。一个小感冒在这儿能变成肺炎，肺炎能变成肺水肿，肺水肿能要命。他们说知道了，听得挺认真。

头三天他们新鲜。县城就一条主街，走十分钟就到头。他们去拍了照片，发朋友圈，拍的是蓝天、白云、经幡、远处的雪山。刘畅还拍了一段视频，配文写着"海拔4520，我来啦"。我看了一眼，没说话。年轻人刚来都这样，我当年也是。

第四天开始，问题来了。

先是睡不着。高原上睡觉是件力气活，夜里血氧会掉，人会憋醒，心跳快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五个人里有四个失眠，林嘉禾最严重，一晚上醒七八次，第二天顶着两个黑眼圈来上课。然后是吃不下。食堂的馒头、稀饭、鸡蛋，他们吃两口就放下了，说没胃口，胸口堵。然后是头痛，那种闷痛，像有根绳子勒在太阳穴上。赵一诺第五天流了鼻血，流了两次，她吓哭了，给我打电话，我拿了药过去，跟她说这是空气太干，屋里放盆水，别抠鼻子，过几天就好。

我也年轻过，我知道这些。我跟他们说：扛一周，身体会慢慢适应，红细胞会增多，血氧会往回涨。我说我刚来的时候，在床上躺了五天，一滴水都喝不进去。他们听着，眼神里有崇拜，也有害怕。

培训结束，八月一号正式上岗。八月二十号前后，五个人的入编手续陆续办完。编制卡发到手那天，他们在县招待所的小食堂吃了一顿饭，自己凑的钱，一百八十块，买了两瓶青稞酒。我也去了，我一般不参加这种场合，那天去了。林嘉禾举杯，说周叔，谢谢您这一个月照顾我们。我说你们客气什么，好好干。王思远说，周叔，我们说好了，五年服务期，谁也不许跑。我说好。

那天晚上我回家，跟我老婆说：这几个娃儿不错，看着能留下来。我老婆说，你看着吧。我老婆是本地人，藏族，叫卓玛，比我小三岁，在县医院做护士长。她这辈子见过太多来来去去的年轻人，她比我清醒。

九月二号，赵一诺走了。

她是第一个走的，也是走得最突然的。九月一号晚上，她给我们局办公室打电话，说她胸口疼，喘不上气。值班的人给我打电话，我骑车过去，一看不对——她坐在床边，嘴唇发紫，指甲盖都是紫的，呼吸又快又浅。我拿出血氧仪一夹，七十八。

我当场就慌了。七十八，在四千五百米，这是要出事的数。我一把把她背下楼，塞进车里，直接送县医院。我老婆那晚正好值夜班，她在急诊门口等着，一看人就说：肺水肿，快，吸氧。县医院那台制氧机是前年上海援藏队捐的，全县就两台。我老婆给她戴上氧气面罩，又把床摇起来半躺，一边给药一边盯着监护。折腾到凌晨三点，赵一诺的血氧才回到九十。

第二天，上海援藏的那个医生来看她，姓顾，四十多岁，呼吸科的老专家。他把片子看了两遍，把我叫到走廊上，说了一句很平静的话：周局长，这个姑娘不能留在四千五以上，她的肺对缺氧的代偿能力差，这次是轻的，下次不一定有医院这么近。他顿了一下，说：这不是意志力的问题，这是生理。

赵一诺在医院住了六天。第六天她妈妈从咸阳坐飞机过来接她。她妈妈是个五十来岁的女人，一进病房就哭，一边哭一边说：我就说不来，我就说不来。赵一诺躺在病床上，一直低着头，一句话不说。她临走那天，我去送。她拉着我的手说：周叔，对不起。

我说：你没什么对不起的。

她哭着说：我不是怕苦，我是真的喘不上来。我在这里，晚上躺下去就觉得自己要死了。

我说：我知道。你回去。回去好好活着，比什么都强。

九月十号，林嘉禾走了。

林嘉禾是成都人，独生子，考的是县委办，写材料的。他这个人脑子活，笔头快，来的第二周就写了一篇简报，被县里转发了。领导很看好他，我听说办公室准备让他跟书记下乡。他走的原因跟赵一诺不一样，不是身体——他的血氧一直维持在八十八九，算是五个人里适应得最好的。

他走是因为他爸。

他爸在成都开出租车，八月中旬查出肺癌，晚期。他妈打了三次电话，前两次没敢说，第三次说了。林嘉禾那天下午在我办公室坐了两个小时，一句话没说。我给他倒了杯水，他端着，手一直在抖。最后他说：周叔，我爸就我一个孩子。

我说：那你回去。

他说：我这编制刚下来。

我说：编制是死的，人是活的。你爸这病，不是钱的事，是身边得有人。

他办手续那天，我在办公室给他盖章。盖完章，他站起来，给我鞠了个躬。我赶紧把他扶住。他说：周叔，我在这儿这一个月，是我这辈子过得最慢的一个月，也是最扎实的一个月。我每天写东西，写完有人看，有人改，我觉得自己有用。我说你回去也一样有用。他摇摇头，没说话。

九月十九号，王思远走了。

王思远是五个人里最壮的，一米八几，大学打过篮球。他来的头半个月天天说没事，说他体能好。他甚至去过一次县中学的操场跑步，跑了四百米就趴下了，被学生扶下来。从那以后他不敢跑了，但他嘴上还是硬。

压垮他的是九月中旬的一次下乡。他跟发改局的同事去了一个牧业乡，海拔四千九百多米，车开不到，最后七公里是走上去的。他们在那儿待了三天，做草场补贴的核验，一户一户地跑，一天走十几公里。回来那天晚上他来敲我家的门，进门就坐在沙发上，半天没说话。我老婆给他倒了杯酥油茶，他喝了一口，忽然说：周叔，我昨天往回走的时候，走到一半，我坐在地上起不来了。

他说：我当时脑子里就一个念头，我不想死在这儿。

他第二天就交了辞职报告。他说他不是嫌累，他是在那一刻发现，他这副身体，在这地方，什么都干不了。他说：周叔，我在河南的时候，我能扛两袋水泥上六楼。在这儿我扛不动一袋。我这辈子没这么窝囊过。

我说：这不是窝囊，这是海拔。

他说：我知道，可我心里过不去。

十月初，刘畅走了。

刘畅是湖南人，考的卫健委，学的是公共卫生，算是专业对口。他这个人话不多，做事细。他在的那一个月，跟着乡卫生院的人跑遍了县里三个乡的疫苗接种点，还整理了一份全县的慢病台账。他走之前把那份台账做了三份，一份交科室，一份交分管领导，一份给了我。他说周叔，这东西我做了三十天，我走了以后别让它白做。

他走的原因最现实，也最难反驳：他女朋友在长沙，两人从大二谈到研究生毕业，五年。女孩等了他一年，十月一号给他发了最后通牒，说要么你回来，要么我们算了。刘畅拿着手机给我看那段消息，我看完心里特别难受。他说：周叔，她今年二十七了，她等不起了。我说那你回去吧。他说：我在这里，我连给她打个电话都要挑信号好的时候。这话说得我心里一沉。

十月底，孙晓东走了。

他是最后一个，也是最让我意外的一个。孙晓东二十六岁，研究生，考的是最远的那个乡，一百八十公里，一条路走到头。他是我们局里最看好的一个——学历最高，人也稳，高反最轻，来了以后一直没生病。他下乡比我这个本地干部还勤快，一个月里跑了七趟，把那个乡的十一个村全走遍了。他还跟乡里的藏族同事学藏语，学会了几十句话，能用藏语跟老乡打招呼。乡里的书记给我打过两次电话夸他。

他走之前来找我，坐在我办公室，把一份东西推到我面前。那是一个厚厚的文件夹，里面是他那一个月做的全部东西：十一个村的户数、人口、草场面积、牲畜存栏、低保户名单、慢性病台账、适龄儿童入学情况，甚至还有一份手绘的村落分布图。他说：周叔，我要走了。

我以为我听错了。我说你说什么？

他说：我要走了。我爸今年三月摔了一跤，躺了半年，我妈一个人照顾不过来。我本来想着熬几年，把父母接过来。可我上个月回去了一趟，我发现我妈这半年瘦了十几斤。

我说：那也不至于辞职。

他说：周叔，我跟您说实话。身体上，我适应得最好，我能留。工作上，我也喜欢这个地方，我喜欢这里的老乡。可是我算了一笔账——五年服务期，我在这里待五年，我三十一岁回去，我爸那时候七十，我妈六十八。我这五年，一年回去一趟，五一趟。我妈这五年要一个人扛。我算完这笔账，我知道我扛得住，我妈扛不住。

他说完这句话，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他站起来，走之前说了最后一段话，这段话我记了三年。

他说：周叔，我知道你们这代人看不起我们。你们觉得我们吃不了苦，觉得我们娇气，觉得我们辜负了编制。我想跟您说一句实话——我们这五个人，没有一个人是因为怕苦走的。赵一诺是真的喘不上气，林嘉禾的爸是真的癌症晚期，王思远是真的走不动，刘畅的女朋友是真的等不起了。我是真的算清了那笔账。我们不是逃兵，我们是各自被一样东西拽回去了。

他说：我也不瞒您，这一个月我过得特别好。我这辈子没这么踏实过。我在那个乡里，老乡给我倒酥油茶，非要我喝三碗；有个老阿妈拉着我的手说了一句藏话，我没听懂，翻译告诉我，她说的是"你什么时候再来"。周叔，我听到那句话的时候，我心里特别难受。

他说：可我还是得走。

孙晓东走的那天，我去送他。县城十月已经很冷了，早上六点，地上结着霜。班车停在客运站门口，他背着那个登山包上车，从窗口伸出一只手跟我握。我握着那只手，说：小孙，回去以后，好好照顾你妈。

他说：周叔，您也保重。您这身体，别硬扛。

车开走了。我站在客运站门口，风刮得脸生疼。我今年五十二，在这地方待了三十二年，我的脸是紫红的，指甲盖有点凹陷，血压常年高，心脏做过两次检查。我老婆早就劝我调走或者提前退，我一直没走。我看着那辆车消失在路的尽头，忽然想起一件事。

我抽屉里有一张纸，是我写于一九九六年的一张调离申请。那年我二十二岁，来了三年，高反没过去，心脏早搏，夜里睡不着。我写好了申请，写了满满两页，最后一句是"恳请组织考虑我的实际困难"。我写完，装在信封里，放在抽屉里，一直没交。

没交的原因，我现在还记得。那年冬天，我们县下了一场大雪，一个牧业乡的路断了，乡里三十多户人家的饲料运不进去。我跟一个藏族老同志骑马走了两天，把饲料送到了。回来那天，那个乡的一个老阿妈拉着我的手，说了一句藏话。翻译告诉我，她说的是"你什么时候再来"。

就是这一句。跟孙晓东听到的一模一样。

我那年二十二岁，因为这一句话，把那封申请书压在了抽屉底下。一压就是三十年。我不后悔，但我也从来不敢拿这件事去要求别人。因为我知道，当年留下来的我，跟今天走掉的他们，中间隔的不是勇气，是命。我那年没有生病的老爸，没有癌症的妈，没有等不起的女朋友，没有喘不上来的肺。我有的只是一个人的牵挂，和一句让我心软的话。

他们五个人走了以后，局里有人议论，说现在的年轻人吃不了苦，说白培养了，说应该年我还常常想起他们。赵一诺回去以后给我发过一次消息，说她在咸阳一家小学教书，身体好了，还给我寄过一盒西安的柿子饼。林嘉禾的父亲前年走了，他给我打过电话，哭得说不出话。王思远在驻马店考上了本地的公务员，刘畅在长沙结了婚，去年给我发了一张照片，是他儿子的满月照。孙晓东在济宁一所中学当老师，他妈的病稳住了，他每年教师节都会给我发一条消息，就一句话：周叔，您保重身体。

我们县那个乡，孙晓东走过十一个村，去年通了硬化路。县医院又添了一台制氧机。刘畅整理的那份慢病台账，现在的年轻人还在用，改了几版。这些事，我每次想起来，心里就热一下。

我这辈子经手过两百多个大学生，留下的不到三成。我早就不生气了。我现在跟新来的人说的第一句话，还是那句老话：高原不认志愿，只认身体；编制不拴人，能拴人的是你自己愿意。你们来了，我欢迎；你们要走，我盖章，我不拦。我只求一件事——你在这儿的每一天，把该做的事做了，别让老百姓白等你一场。

至于我，我还有三年退休。我打算退了以后回内江，我老婆跟我回去住半年，她说她受不了四川的热。我说那再回来。我们这辈子，来回跑。

抽屉里那张一九九六年的调离申请，我还留着。纸已经发黄了，我有时候拿出来看看，看完再放回去。我不后悔没交，也不觉得它丢人。它提醒我一件事：这世上没有谁天生就该留下来，留下来的人，不是比走的人更勇敢，只是刚好没有别的东西拽着他。

所以我从来不怪那五个孩子。他们来了一个月，做了台账，跑了村子，听了老乡一句话，然后各自被生活拽回了各自的地方。他们走的时候都说了对不起，我说的是：没什么对不起的。回去好好活着，比什么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