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半夜两点多，我起夜去后院上茅房，顺手抄起手电筒。
柴房里有响动，光柱照进去，儿媳沈玉凤正从地窖口往外爬，头发上沾着草屑。
她猛地回头，手一抖，帘子被她拽下来，露出黑洞洞的入口。
她说老鼠闹腾。
可我分明看见帘子后面有东西缩回去。
同住十五年，柴房底下到底藏着什么，我不敢想，又不得不想。
01
我叫陈建军，六十五了，退休矿工，在这城郊老院住了快四十年。
老伴王婉贞五年前走的，胃癌，查出来到走不到三个月。
儿子陈强跑货车，常年不在家。
儿媳沈玉凤贤惠，院里院外拾掇得利索，邻居没有不夸的。
孙子陈浩十四岁，在镇上读初中，住校，周末回来。
按说这日子该知足了。可我心里一直搁着件事。
老伴临走前那几天，人已经糊涂了，认不清人，却攥着我的手反复念叨一句：柴房别动。
我当时没当回事，只当她放心不下家里那堆破烂。
柴房能有啥，不就是些旧家具、废纸壳、我年轻时用的矿灯和铁锹。
可她说那话时眼神直勾勾的，不像说胡话。
后来我留意过，儿媳确实不太一样。
她半夜总往后院跑，我问她干啥，她说起夜，习惯了。
后院有茅房，她不去，偏往柴房方向走。
有时候我听见她在柴房那边窸窸窣窣，声音不大，但夜里静，听得真切。
我问她，她就说找东西，或者收拾收拾。
我那时想，女人家事多，兴许是收捡些旧衣裳。没往深了想。
那夜是入秋了，天凉，我喝了半壶浓茶，躺下翻来覆去睡不着。
好不容易迷糊过去，又被尿憋醒。
摸黑披了件外套，拿手电筒去后院。
院子里的水泥地泛着冷光，茅房在西北角，得经过柴房。
柴房门虚掩着，里面没亮灯。
可手电一晃，我看见了儿媳。
她正从柴房深处的地窖口往上爬，头发上沾着草屑，衣服前襟蹭了一片灰。
她看见光，猛地回头，整个人僵住了。
地窖口的布帘子被她一拽，滑下来半边，露出里面黑黢黢的洞口。
“爹，您咋起了？”她声音发紧，手在裤子上蹭了两下，弯腰把帘子掖回去。
“你干啥呢？”我往前走了两步，手电照着那个地窖口。
那地窖我知道，早年存红薯用的，后来不用了，上面盖着块水泥板，我印象里水泥板早裂了。
可现在那水泥板被挪开了，旁边还垫着半块砖头。
“闹老鼠呢，我下来看看。”她站起来，挡在我和地窖之间，脸上挤出笑，“爹，您快去睡吧，夜里凉。”
我没动。手电光越过她肩膀，照见帘子底下一双黑布鞋，很小，鞋尖朝里。帘子后面有东西缩回去，极快，我只看见一团灰扑扑的影子。
“那底下有东西。”我说。
“没有，真没有。”她声音开始抖，“就是些旧被褥，我怕潮了，下去翻翻。”
我盯着她看了好几秒。
她脸上那笑撑不住了，嘴角往下垮，眼眶慢慢泛红。
我活了六十五岁，头一回觉得自家院子陌生得吓人。
老伴临终那句话，这时候在我耳朵里炸开。
柴房别动。
她说的柴房，是不是就是这个地窖。
“玉凤，”我说，“你跟爹说实话。”
她嘴唇哆嗦了两下，没出声。
这时候地窖里传出一声咳嗽，闷闷的，像捂在被子里。
是个老人的声音，带着痰音，一声接一声，喘不上气。
儿媳脸色刷地白了，蹲下去，对着地窖口压低嗓子说了句什么。
咳嗽声慢慢压下去了。
我站在那儿，手电筒的光柱在夜色里发白。
茅房是去不成了，尿意早吓回去了。
脑子里乱糟糟的，一会儿是老伴临终的脸，一会儿是那双黑布鞋，一会儿是那声咳嗽。
“爹，”儿媳跪下了，真的跪下了，膝盖磕在水泥地上，咚的一声，“求您别喊，别告诉陈强。”
“底下是谁？”
她低着头，肩膀一抽一抽的，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我娘。”
我往后退了一步，后腰撞在门框上。
她娘。
她娘不是死了吗？
十五年前她嫁过来，就说爹娘都没了，孤女一个。
陈强娶她时，老伴极力促成，说这姑娘命苦，咱家得对她好。
这些年她从没回过娘家，也没亲戚走动，我从来没怀疑过。
“你娘不是……”
“没死。”她抬起头，满脸是泪，“爹，求您了，她病得厉害，不能见光，不能让人知道。”
柴房里一股霉味混着药味，呛鼻子。
我低头看着跪在地上的儿媳，又看看那个黑洞洞的地窖口。
手电筒的光开始发虚，电池快没电了。
我关了手电，院子里一下黑下来，只有堂屋窗户透出一点昏黄。
“起来。”我说，“地上凉。”
她没动。我又说了一遍，她才慢慢撑着膝盖站起来，腿在抖。我把手电筒揣进口袋，转身往堂屋走。走了几步，停下来。
“明天，”我说，“明天我得下去看看。”
身后没有声音。过了很久，我听见她低低地嗯了一声，跟蚊子叫似的。
那一夜我没合眼。
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件事：老伴知不知道。
她肯定知道，临终那句柴房别动，就是说给我听的。
她知道地窖里有人，她瞒了我五年，不，可能更久。
十五年，儿媳嫁过来十五年，这地窖里就藏了十五年。
我翻了个身，枕头窸窸窣窣响。
窗外起了风，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枝子刮着屋檐，沙沙的。
我想起陈强结婚那天，老伴忙前忙后，笑得合不拢嘴。
晚上客人散了，她坐在床边跟我说，这姑娘不容易，咱得拿她当亲闺女待。
我当时还笑她，说你这婆婆比亲娘还上心。
原来她什么都知道。
天快亮的时候，我听见柴房那边有动静，极轻的脚步声，然后是水声。
儿媳在给地窖里的老人送水送饭。
这些动作她做了十五年，熟得不能再熟。
我这个当家人，睡了十五年的安稳觉，什么都不知道。
早上起来，儿媳照常做了早饭，小米粥、咸菜、煮鸡蛋。
她眼睛肿着，但手不抖了，端碗时稳稳当当。
我坐在桌边，看着她忙进忙出，后背绷得笔直。
她不敢看我，我也不知该说什么。
粥喝到一半，我放下筷子。
“你娘啥病？”
她手一顿，碗沿磕在灶台上，没碎，但发出清脆的一声响。
“肺上的毛病，”她背对着我，声音很轻，“老咳嗽，喘不上气。前些年还好，能自己下地走两步，今年不行了，起不来身。”
“吃药了？”
“吃，我去镇上买，一次买一点，不敢多买。”
我沉默了一会儿。十五年的药，一次买一点，她得跑多少趟镇上，得编多少瞎话。难怪她总说去赶集，一去就是大半天。
“今天下午，”我说，“你带路，我下去。”
她转过身来，眼圈又红了。
嘴唇动了几下，到底没说出什么，只是点了点头。
那点头的样子，像是把十五年的担子终于卸下来一只角，又像是知道另一只角马上就要压上来。
我起身去院里劈柴。
斧头落下去，木头咔嚓裂开，声音在院子里回荡。
劈了七八根，身上冒了汗，心里那股闷气才散了些。
抬头看见柴房的屋顶，瓦片上有几处新补的痕迹，用旧塑料布压着砖头。
那是去年雨季漏雨时补的。
我当时还夸儿媳心细，知道补屋顶。
原来她是在补地窖的通风口。
我把斧头往柴堆上一插，站在院子里发了会儿呆。
太阳升起来了，照在老槐树上，叶子开始发黄。
秋天了，再过些日子该冷了。
地窖里没暖气，那个老人怎么熬过冬天的。
这个念头冒出来，我自己都愣了一下。
我还没决定该怎么办，可心里已经在替她想了。
堂屋里电话响了，是陈强打来的。
儿媳接的，说了几句，声音平稳，跟平时一模一样。
挂了电话，她出来喊我吃饭，脸上又挂了那副温顺的笑。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这个儿媳陌生得很。
十五年，她每天在这个院子里演戏，演给邻居看，演给我看，演给陈强看。
演得滴水不漏。
可那声咳嗽，终究是没捂住。
02
那天下午，我没有下地窖。
不是不想，是不知道怎么面对。
我在堂屋里坐了一下午，盯着墙上的老钟，听它嘀嗒嘀嗒走。
儿媳进进出出好几趟，端茶倒水，欲言又止。
她每次走到我身边，嘴巴张一下，又合上。
最后我摆了摆手，说再等等。
等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
晚饭后，我去了邻居吴淑英家。
她跟我老伴生前走得近，两个人常一起赶集，一起纳鞋底。
老伴走以后，吴淑英隔三差五来串门，送碗饺子送块豆腐。
我寻思着，老伴要是真瞒了我什么，吴淑英兴许知道点。
吴淑英正坐在门口摘豆角，看见我来，搬了个小板凳。我坐下，东拉西扯了几句天气和庄稼，把话头往老伴身上引。
“婉贞那人，心善。”吴淑英叹了口气，“就是太善了，啥事都往自己身上揽。”
“啥意思？”
她看了我一眼，手里的豆角掐成两截，丢进盆里。
迟疑了一会儿，说：“老陈，有些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你家那口子走之前，跟我念叨过，说这辈子对不住你，瞒了你一件大事。我问她啥事，她不说，光掉眼泪。”
我心里咯噔一下，面上没显。
“她还说，”吴淑英声音低下去，“要是哪天你发现了，让你别怪玉凤。玉凤那孩子，命苦。”
我攥着板凳边沿，指头硌得生疼。
老伴跟吴淑英说这些话的时候，应该是知道自己日子不多了。
她瞒了我十五年，临了还想继续瞒，瞒不住就求我别怪。
她到底在怕什么。
从吴淑英家出来，天已经黑透了。
我沿着院墙慢慢走，走到柴房后面。
那面墙外头堆着些碎砖烂瓦，平时没人来。
我拿手电照了照，看见墙根底下有一截塑料管子，筷子粗细，从墙里伸出来，管口朝下弯着，外面裹了层旧布。
我蹲下去摸了摸，管口有风，细细的，往外渗。
这是地窖的通风口。
十五年，这管子就藏在这堆碎砖里，风吹日晒，换了多少回。
我站起来，看了看左右邻居的院墙，都隔着三四米远，没人注意得到。
回到屋里，儿媳还在灶间忙活。我坐在堂屋，点了根烟，抽到一半，把她叫过来。
“你娘姓什么？”
她站在门槛外，两只手绞着围裙角。“黄，”她说，“姓黄。”
“叫啥？”
“黄凤珍。”
我脑子里嗡了一下。
黄凤珍。
这个名字我听过。
十五年前，陈强刚跟玉凤处对象那会儿，镇上贴过告示，说有个叫黄凤珍的女人杀了丈夫，在逃。
告示上那张黑白照片模模糊糊，我只看了一眼，没往心里去。
那时候谁能想到，这个通缉犯的女儿，正跟我儿子处对象。
“你爹，”我嗓子发干，“是你娘杀的？”
她没说话，头低下去，肩膀开始抖。
灶台上的锅噗噗响，水开了，她也没动。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哑着嗓子说：“我爹打我娘，打了二十年。那天晚上他喝多了，拿铁锹拍我娘的头，我娘抢过来还了一下，拍在他太阳穴上。就一下。”
我抽完最后一口烟，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铁锹拍太阳穴，一下就没命了。我年轻时候在矿上，见过砸死的工友，知道那有多容易。
“你当时多大？”
“十九。”
十九。
现在她三十四，十五年了。
她嫁过来那年十九岁，怀着什么心情走进这个院子，嫁给一个不知根底的男人。
老伴知道，老伴什么都知道，还亲手安排了这一切。
她瞒了我十五年，把一个通缉犯的家属藏在我眼皮子底下。
我该发火的，可那火怎么也点不着。
脑子里全是老伴临终那张脸，蜡黄蜡黄的，攥着我的手，就剩一口气了还在说，柴房别动。
她是怕我动了柴房，发现地窖。还是怕我动了柴房，把里面的人逼上绝路。我分不清。
03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趟镇上。
没跟儿媳说去干啥，她也没问。
我坐了一个小时的中巴，到镇派出所门口站了半天，到底没进去。
转身去了镇上的旧书店，翻了一上午旧报纸。
十五年前的报纸，人家早当废纸卖了。
我又去镇政府档案室，说要查点老资料，人家问我查啥，我说不出来，只好走了。
中午在路边吃了碗面，心里七上八下。
告示上那个黄凤珍，到底长啥样，我记不清了。
可儿媳那双眼睛，跟告示上那模糊的照片，好像有点像，又好像不像。
十五年过去了，人都变了样。
回家的时候，陈浩正好从学校回来。
十四岁的小子，个头蹿得比我还高，一进门就喊饿。
儿媳给他下了碗鸡蛋面，他呼噜呼噜吃完，抹了把嘴，凑到我身边。
“爷，我妈这两天咋了，眼睛老红着。”
“没事，风大，迷眼了。”
陈浩哦了一声，低头玩手机。
过了一会儿，他又抬起头：“爷，我跟你说个事。我同学说，咱家柴房半夜有动静，他上次来咱家玩，说听见里面有人咳嗽。”
我心里一紧。“啥时候的事？”
“上个月吧。我跟他说是野猫，他不信。”陈浩挠了挠头，“爷，咱家柴房是不是闹耗子了？我妈老半夜去，我说我帮她看看，她不让。”
我摸了摸他的脑袋，没说话。
孙子什么都不知道，他只知道奶奶死了，姥姥也死了。
他的世界里，这个家清清白白，干干净净。
他要是知道了真相，会怎么想。
他那个贤惠的妈，是个通缉犯的女儿。
他那个慈祥的奶奶，帮着藏了十五年的逃犯。
晚上陈浩回学校去了，院里又剩我和儿媳。
她照例做了晚饭，炒了两个菜，一个汤。
吃饭时两个人都不说话，筷子碰碗沿的声音格外响。
我吃完了，没走，坐在桌边看着她收拾。
“玉凤，”我说，“你坐下。”
她擦桌子的手停了，慢慢坐到我对面。两只手搁在膝盖上，攥着围裙边，指节发白。
“你娘，”我顿了一下，“藏了十五年，你就没想过别的办法？”
她抬起头，眼圈又红了，但这次没掉泪。
“想过。我十九岁那年，我娘杀了人，我带着她跑出来，跑了三个县，钱花光了。冬天，我俩在桥洞底下躲了三天，我娘发烧，烧到四十度，说胡话。我以为她挺不过去了。”
她吸了吸鼻子，接着说：“后来碰到个工友，叫沈玉凤，在矿上食堂做饭的。她心好，收留了我们。我娘烧退了，可身子垮了，走不了远路。沈玉凤说她老家没人了，身份证借给我用，让我顶她的名找活路。我拿了她的身份证，还没来得及谢她，她就病死了。肺上的病，跟我娘现在一样。”
我听着，手指头在桌上慢慢敲。
“沈玉凤死了，我就成了沈玉凤。我拿着她的身份证，到镇上找活干，碰见了陈强。他说他娘想给他找个媳妇，问我愿不愿意。我当时想，嫁进陈家，有个落脚的地方，我娘就能安顿下来。我没想到你老伴她……”
她说不下去了，捂住嘴，眼泪从指缝里往外渗。
“你没想到她什么？”
“没想到她啥都知道。”儿媳松开手，脸上全是泪，“我嫁过来第三天，你老伴就来找我。她问我，你是不是有啥瞒着家里。我不敢说。她就说，你那个地窖，我看见了，底下有人。我当时吓瘫了，跪在地上求她。她把我扶起来，说别怕，我不撵你走。她给了我三百块钱，让我去镇上买药买吃的。后来地窖是她帮我收拾的，通风口是她找人打的，水泥板是她让我换的。她说，只要她在一天，这个秘密就烂在这个院子里。”
三百块钱。
那时候陈强跑车一个月挣六百，老伴当民办教师一个月挣三百。
她拿出一整月的工资，给一个逃犯的女儿，让她藏好自己的杀人犯母亲。
她图什么。
我想不通。
十五年了，她每天跟我睡一张床，从来没露过一个字。
临了临了，还让我柴房别动。
我站起来，走到院子里。
月亮很亮，照着柴房那扇旧木门。
门上挂着一把新锁，黄铜的，跟老锁头不是一套。
那是儿媳自己换的，为了防我。
可她现在没锁，那锁挂在锁扣上，没扣死。
她大概是觉得，我都知道了，锁也没用了。
我推开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
柴房里堆着半屋子废品，纸壳、塑料瓶、旧报纸，捆得整整齐齐。
这是儿媳这些年攒的，卖了补贴家用。
我拨开几摞纸壳，露出地窖口。
水泥板果然被挪开了半边，旁边垫着砖头，上面盖着一块木板，木板上又压了两袋旧衣服。
我蹲下去，把耳朵贴近水泥板的缝隙。
底下很安静，偶尔有一两声喘息，粗重，不均匀。
我站起来，把纸壳重新码好，退出来，把门带上。
锁还是没扣。
我站在院子里，夜风吹过来，带着槐树叶子的苦味。
这十五年，儿媳是怎么过的。
白天做饭洗衣，伺候老的照顾小的，夜里偷偷下地窖，给亲娘送饭送药。
她没睡过一个整觉，没出过一趟远门，没跟任何人诉过一句苦。
她嫁进陈家，不是来过日子的，是来蹲监狱的。
可她认了。十五年，她认了。
04
又过了两天，我还是没下地窖。
不是不想，是不知道怎么开这个口。
我在等一个时机，等一个让自己能理直气壮下去看看的理由。
可心里又明白，这种事，哪有什么好时机。
那天下午，儿媳去镇上买药。
她前脚走，我后脚就搬了把梯子，从院墙翻到屋后，找到了那个通风管。
管子旁边有一小块空地，被人踩得光溜溜的。
我顺着墙根往柴房后墙摸，果然摸到一块松动的砖。
抽出来，里面是个洞，刚好够一只手伸进去。
洞里面是空的，摸到一块布帘子。
我掀开帘子，底下就是地窖。
我拿手电往里照。
地窖不大，三四个平方，顶上有根横梁，梁上挂着个灯泡，没亮。
地上铺着旧被褥，褥子上坐着个人。
一个老太太，瘦得脱了相，头发全白了，乱蓬蓬地堆在脸旁边。
她穿着件灰布衫，领口磨破了，露出锁骨，一根一根的，像柴火棍。
她正低头缝着什么，听见动静，猛地抬头。
那一瞬间我看见了她的眼睛。
浑浊，发黄，眼白上全是血丝。
可眼神不糊涂，透着股说不清的东西。
她盯着我看了几秒，嘴唇动了动，没出声，手往褥子底下摸。
我后来才知道，她褥子底下压着一把剪子。
十五年，她每天都压着那把剪子。
我没出声，把砖塞回去，把布帘子挂好，退了回来。翻墙回家的时候，腿有点软。坐在堂屋里，喝了半缸子凉白开，才把心跳压下去。
那个眼神我认得。
我娘临终前就是那个眼神，什么都明白，又什么都认了。
她在地窖里坐了十五年，早就把生死看淡了。
可她还在缝东西，还在等。
等什么，等死吗。
晚上儿媳回来，拎着个黑塑料袋，里面是药。她看见我坐在堂屋，脚步顿了一下，叫了声爹，就往灶间走。我叫住她。
“今天别下去了。”我说，“我去。”
她转过身来，塑料袋掉在地上，药盒子滚出来两盒。她嘴唇哆嗦着，半天没说出话。
“你娘那病，不能再拖了。”我站起来，“我去看看，到底啥情况。该送医院送医院。”
她蹲下去捡药盒，捡了两下没捡起来，干脆跪在地上哭。
哭声压得极低，呜呜的，像猫叫。
我没管她，拿了手电筒，往柴房走。
她跟在我后面，脚步拖沓，一路走一路抹泪。
柴房门开了，我搬开纸壳，掀开木板，把水泥板整个挪开。
地窖口露出来，底下亮着昏黄的灯。
儿媳不知什么时候把灯拉亮了。
我踩着梯子往下走，梯子晃了一下，儿媳在上面喊了声爹。
我没理，站稳了，往下走了七八级，脚踩到实地。
地窖里比我想的干净。
地面铺了砖，墙上糊了报纸，角落里有个小柜子，放着碗筷和暖水瓶。
褥子上坐着那个老太太，跟我在洞眼里看见的一模一样。
她手里没拿剪子，剪子搁在褥子边，明晃晃的。
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嗓子眼里挤出沙哑的两个字。
“来了。”
像是等了我很久。
05
我在地窖里站了足足两分钟，没说话。
她也没再说，就那么看着我。
儿媳从梯子上下来，走到她娘身边，把剪子往自己这边挪了挪，又给她娘掖了掖被角。
那动作熟练得很，十五年，她做了几千几万遍。
“爹，您坐。”儿媳从柜子底下抽出个小马扎，用袖子擦了擦，递给我。
我坐下，手电筒搁在膝盖上。
灯就在头顶，瓦数很低，照着老太太的脸。
她比我在洞眼里看到的更瘦，颧骨支棱着，下巴尖得像把锥子。
但那双眼睛不混，看人的时候直直的，不躲。
“黄凤珍，”我叫了她一声，“你知道我是谁？”
她点头，嗓子沙哑：“玉凤的公公。”
“你在这底下待了十五年。”
她又点头。
“你男人，真是你杀的？”
她沉默了一会儿，伸手从褥子底下摸出个布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一张发黄的纸。
我接过来，就着灯看，是一份手写的供词。
字歪歪扭扭，但一笔一划，认得出是认真写的。
上面写着：我叫黄凤珍，一九八三年嫁到朱家，男人叫朱岩。
他打我二十年，用拳头、用脚、用铁锹、用板凳。
我报过警，警察来了他就装孙子，警察走了他往死里打我。
那天晚上他喝醉了，拿铁锹拍我脑袋，我抢过来拍了他一下。
他倒了，再没起来。
我不是故意的，可我知道没人信。
我跑了。
最后一行写着：我女儿叶紫翠不知情，都是我让她跑的。
我拿着那张纸，手有点抖。抬头看她，她正望着儿媳，眼神软下来，跟刚才判若两人。
“你闺女，”我嗓子发紧，“这些年苦了她了。”
老太太眼泪下来了，没出声，顺着脸颊淌进脖子里。儿媳蹲在她身边，攥着她的手，两个人都不说话。
我站起来，走到地窖角落，看了看那根通风管，又看了看那个小柜子。
柜子上放着几个药瓶，我拿起来看，都是最便宜的消炎药和止咳糖浆。
没有一样正经治肺病的药。
她这肺，拖了十五年，早该烂穿了。
“玉凤，”我说，“明天送你娘去医院。”
儿媳抬起头，满脸的泪，嘴张了张，没说出话来。老太太先开口了，嗓子眼里嘶嘶的：“不去，去医院就露了。”
“你现在这样，不去医院也是等死。”我把药瓶搁回柜子上，“死了倒干净，你闺女背了十五年的锅，你忍心让她再背个不孝？”
老太太不说话了，低着头，攥着儿媳的手松了又紧。儿媳看看她娘，又看看我，嘴唇咬得发白。
“爹，”她说，“去医院，得用真名。我娘这病，住院得登记。”
“登记就登记。”
“那警察……”
“警察来了再说。”我打断她，“你娘这病不能再拖。今天半夜走，我借老赵家的三轮车，送镇医院。”
老赵是隔壁村的，跟我一起退休的矿工，有辆三轮摩托。我晚上去找他，就说亲戚病了，借车用一宿。他问了句啥亲戚，我说远房的，他没多问。
那天夜里十一点多，我和儿媳把老太太从地窖里扶出来。
她在底下待了十五年，头一回见天。
月亮挂在槐树梢上，她仰着头看了半天，腿一软，差点跪下去。
儿媳架着她，一步一步挪到院门口。
三轮车停在门外，车斗里铺了棉被。
我把老太太抱上车斗，儿媳坐上去搂着她。
我发动车子，突突突的引擎声在夜里格外响。
刚出巷子口，迎面碰见吴淑英。她拎着个手电筒，大概是起夜。看见我骑三轮车，车斗里坐着两个人，她愣了一下。
“老陈，这大半夜的，干啥去？”
“玉凤她娘病了，送医院。”
“她娘？”吴淑英手电筒往车斗里照，照见儿媳怀里那张枯瘦的脸。她嘴张大了，手电筒的光晃了晃。
我没停，加了把油，三轮车突突突地开过去了。后视镜里，吴淑英站在巷子口，手电筒的光一直追着我们。我知道，这事捂不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