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登山私自离队后坠崖身亡，家属索赔30万元，法院：组织者没获利也要担责，判赔4万余元

来源：新晚报

一句“出来就是朋友”，让55人相约爬山寻秋。下山之后，刘先生几人临时决定再去爬附近的山头，于是他们并未告知领队，便独自前往。也就是在这次临时增加的行程中，刘先生不幸坠亡。他的家属向登山活动发起者索赔30万元。

刘先生是一名登山爱好者，平时常和朋友同事一起爬山。这一次，他参加的是户外群群主徐女士发起的章丘登山活动。2024年11月3日，他们和其他参与者乘大巴从聊城出发，上午10点左右抵达章丘，开始登山。

这支队伍共有55人。登山时，领队在前面带路，徐女士在队尾收队。但到了下午，姜先生、刘先生等5个人下山后，又有了新的打算：当时离集合还有一段时间。刘先生等人听说，附近一个山头二十多分钟就能上去，便决定再去看看，这次临时改变行程，他们没有告诉徐女士和领队。

原以为二十多分钟的路，5个人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山顶，就在大家欣赏山顶风景时，姜先生突然听到一声异响，意外就在这时发生了。

姜先生回忆，刘先生原本站在离他几米远的地方，两人之间隔着一块大石头。但是当他赶过去查看时，发现刘先生已经摔到了下面十几米深的岩石陡坡上。他和另一名同行者下去救援，但刘先生已没有生命迹象。

接到姜先生的电话，徐女士才得知刘先生出了事，随即拨打报警和急救电话。在随后的通话中，徐女士仍在追问：他们为什么下山之后，又去了另一处山头？

录音中的懊悔，是朋友面对意外时最直接的反应，事发当晚，徐女士把保险信息转给姜先生，再由姜先生发给刘先生家属办理理赔。这之后不久，刘先生的家属将组织者徐女士诉至法院，索赔30万元。

召集55人登山

发起者算活动组织者吗？

一边是同行朋友的自责和事故发生后的救援，一边是失去亲人的家属对责任的追问。登山发起者徐女士认为，这是一场非营利的登山活动，自己做了安全提示、购买了保险，事故后也及时报警；但是刘先生的家属则认为，55人的活动有人召集、有人带队，发起者不能只提醒几句就算尽责。

争议焦点一：

非营利活动发起人是否为组织者？

虽不获利 但不等于没有管理职责

活动结束后，徐女士公布了费用明细，并退还剩余款项，没有证据显示她从中获利。但法院认为，组织者身份不能只看有没有赚钱，还要看谁在实际召集人员、确定行程、安排车辆和领队、收取并结算费用。

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法官 武明洁：在这起案件中，将徐女士认定为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徐女士长期组织驴友活动，而且在这起案件中召集了55个人进行爬山活动，群体范围比较大；在活动过程中，她起到了一定的组织、策划作用。

也就是说，费用由大家分担，组织者没有从中获利，但这些都不会自动消除实际承担的组织和管理职责。

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法官 武明洁：不营利不能和不用负责画等号。作为一个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她的责任和义务必然要大于一般的活动参加者。

争议焦点二：

事前提醒、购买保险、联系救援

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徐女士强调，出发前她已经提醒所有人服从领队、不要擅自离队，因此认为自己尽到了提醒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 徐女士：上了车，在车上拿着话筒跟车上所有人都讲，不能超过领队，不能私自脱离队伍，不能去探险。安全、纪律、卫生这些每次都强调。

行进中清点人数

同样属于安全保障义务

法院审理认为，徐女士确实进行了提醒、购买了保险、事故后及时联系救援。但对一支55人的队伍来说，安全保障不只发生在出发前和事故后，还包括行进中的人数清点，以及发现有人离队后的处置。

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法官 武明洁：事后，她及时联系急救、公安等部门，履行了救助义务。事前，她做到了一些路线告知和安全提示，但是没有就路线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以及哪些地方不能去、禁止踏入进行提示；事中，她作为组织者，没有及时发现队伍中少了人，或者有人去了别的地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规定，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未及时发现5人离队

管理存在不足

法院最终认定，徐女士已经履行了一部分安全保障义务，但没有及时发现5人离队，活动过程中的人员管理仍有不足。不过，组织者没有完全尽责，并不意味着要承担全部责任。刘先生在下山后主动离开队伍，跟随朋友再次攀爬陡峭山体，也没有告知领队和组织者。作为成年人，他应当判断这一行为的风险，并为自己的选择承担相应责任。因此，责任如何划分，既要看组织者有哪些疏漏，也要看刘先生自身的行为对事故发生有多大影响。

参与者主动离队存明显过错

承担主要责任

争议焦点三：

参与者主动离队

组织者为何仍需担责？

法院认为，刘先生应当了解野外登山的危险，也有能力判断自身状况和山体环境。他没有跟随领队，离队后继续攀爬陡峭山体，对事故发生存在明显过错，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法官 武明洁：刘先生作为一个长期的登山爱好者，对自身身体状况以及所登山体的危险程度应当有一定认识，应当尽到对自身安全的注意义务。综合考虑徐女士已经尽到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但仍存在瑕疵，所以认定她承担5%的责任。

根据民法典规定，自愿参加有风险的活动，参与者首先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组织者则要对可以预见、可以管理的风险，尽到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两种责任不能相互替代。

登山组织者被判担责5%

赔四万余元

2025年8月，法院一审判令徐女士承担5%的赔偿责任，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46994.73元。

徐女士提起上诉，还提出，与刘先生一同离队的其他人员对事故发生也存在过错，应当共同承担相应责任。法院二审认为，刘先生家属并未起诉这些同行人员，不能在原告没有提出诉讼请求的情况下，直接判令他们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 丰雷：徐女士在上诉中提到，跟刘先生一起去的同行人员也应当承担一定责任。但是本案中，刘先生家属并未起诉这些同行人员，在原告未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不宜追加其为共同诉讼参与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综合双方的行为，法院二审认定刘先生主动离队、攀爬危险山体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徐女士已经作出提醒并实施救援，但在人员离队阶段没有尽到充分管理义务，过错处于次要地位。

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 丰雷：还是要综合判断整个案件的情况。徐女士事前进行了注意告知，事后也进行了抢救，唯独是在人员脱离队伍的阶段没有尽到一定的安全管理义务。根据她的过错程度，法院裁量承担5%的责任。

2026年4月，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提示，户外活动组织者应把安全管理贯穿活动全过程，从路线、人员和应急准备等方面做好安排。

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 丰雷：作为组织者，应当在活动之前提前勘察好路线，安排好具备相应能力的领队，准备药品和安全设备；在活动过程中，对参与人员进行安全管理；对可能出现的情况要有预案，才能保障整个活动的顺利进行，这样才能避免一些侵权事故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