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合葬请先生看地，先生说：亏三房，我当场问：怎么个亏法？

奶奶是腊月初十走的，九十一岁，头天晚上还吃了半碗饺子，睡着觉就没再醒。我在县城一家超市理货，接到大堂哥的电话，当夜搭末班车回了村。

奶奶要跟爷爷合葬进村后岗上的老坟，日子定在腊月十七。我爸在兄弟里行三，走了十四年了，家里就剩我妈一个人守着坡上的老屋，族里都管我们家叫三房。

接下来几天搭棚、报丧、守灵，我把攒下的假全使上了。腊月十五一早，大伯请了邻村的宋先生来看地。宋先生五十来岁，胳膊底下夹着个罗盘，先绕着爷爷的坟头走了两圈，又蹲下去抓一把土，搁在指头上捻。

围着看的是自家人，大伯、二伯、几个堂哥，还有三爷爷和几位族里的老辈。先生开口头一句，说地分三等，上中下，下等里头还细分三档。

他指着我家这片祖坟，说这穴落在下等里靠后的位置。末了他把罗盘揣回怀里，说了三个字：亏三房。

回到堂屋接着议。二伯追问亏三房是个什么讲究。宋先生坐在条凳上，慢条斯理地讲：下等的地也出富贵，就怕出得不匀，有的房人丁旺，有的房绝了户，有的房出贵人，有的房穷得揭不开锅。

他说这门里就是现成的例子，第三房打早年就人丁薄，财路细，日子紧巴。说这话他抬眼瞧了瞧我，又瞧大伯：“这房再不寻个法子，往后还得往下败。”

二伯一拍大腿站起来，说那就迁，吉地他出钱，先生另请，红包多厚都行。三爷爷摆手，说老坟动土，惊了先人，族里不肯。几位老人跟着附和，动不得，动不得。大伯坐在门槛上抽烟，一口接一口，烟灰落在裤腿上也不掸，就是不吭声。

有人把话头递到我这头：“三房的，你们咋想？”满屋的眼睛一齐转过来。我妈坐在门边小凳上，一把攥住我的袖子，攥得死紧。我明白她怕我开口。

我说：“奶奶十七就要进土，先办奶奶的事。迁不迁的，等老人家入土为安再说。”二伯还张嘴想讲什么，大伯把烟锅在门槛上磕了两下，站起身：“中。日子不动，十七合葬。都回去备办。”

散了场，我妈拽着我往坡上走。老屋三间土坯房，她一个人守了十四年。灶屋顶上漏，墙角接着个红塑料盆，滴滴答答。我烧火，她炒白菜，娘俩谁都没提先生的话。吃罢了，我刷碗，回头问了一句：“妈，他说的那些，你信不？”

我妈半天没言语，往灶膛里添了把柴，火光一跳一跳的。她坐在小板凳上说，信不信由不得咱，这话打你爸在的时候就有人念叨，年年说咱三房亏。

亏在哪儿，没人细究过，反正一说亏，就该咱自己扛着。她声音平平的，像在说别人家的事。我问她，分家那年到底是个什么章程。

那年是一九八一年，德山爷当的账房。她记得清楚：祖屋五间带两个厢房，八亩水田，归了大伯，说是大房顶门立户，奶奶跟着大伯吃口粮。

二伯分了两千块现钱，过了年就出门闯荡。你爸分的是岗上六亩坡地，土层薄，种一葫芦收一瓢。还有一条，伺候你奶奶的担子归他，人住大伯那边不算，药钱他月月凑，夜里老人一咳，跑腿的也是他。你爸蹲在门槛上抽了半晌烟，就说了一个字，行。

八八年大伯翻修正房，工钱料钱差一截，你爸把圈里两头猪卖了，垫上八百。九二年二伯要去广州贩货，差盘缠，你爸从给你攒的学费里取出六百。

两回都没人提还钱，你爸也没张过口。我说妈，这些事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讲过。她把灶台上的抹布叠了又叠：“提了，就不是兄弟了。”

她又说，你爸临走前拉着她嘱咐，兄弟之间别算这个账，算了，这个家就散了。他走得早，她不敢不听。灯泡底下，我妈低着头搓衣角。

那夜我睡在小时候的床上，听见隔壁妈咳嗽了两声，窗纸破了个洞，风打那儿钻进来。先生说亏三房。亏在哪儿，我在黑地里数出三样：坡地薄，屋顶漏，药钱月月凑。没有一样，是坟头那捧土给的。

十六一早，我先去村东头请德山爷。老先生八十四了，在生产队、村委会当了四十年会计，族里红白事的账都经他的手。我把头天晚上的事拣要紧的说给他，他眯着眼听完，扶了扶老花镜：“中，我去坐一坐。”我又去请了三爷爷和两位族伯。

祖屋院子里人齐了，大伯、二伯、几个堂哥都在。我把话直接摆开：“奶奶明天进土，祖坟不动，风水的话，出了这道门我不再提。合葬的钱，我来出。”

二伯眉毛一挑：“三妹，那得小一万，你哪来这个底气。”我说不用二伯操心，我自己有。他咧嘴笑了笑，没再接茬。

“我还有第二件事。”我指着东厢那两间，“我爸我妈成家那几年就住那儿。我奶奶活着的时候说过，东厢留给你爸妈养老。今天德山爷在，三爷爷在，我求个明白：这两间，写个字据，归我妈住到老。”

大伯的脸当场就沉了。“老屋没分到你三房手里，写这个像啥话？传出去，人家还当我大房在卖祖屋。”他把烟锅从嘴上拿下来，指着我：“坟也不迁了，钱也自己出了，你这是还想挖我大房的墙脚？”

二伯把话往自己手里拢：“要不这么着，迁坟的钱我出大头，吉地我也认得人。东厢的事好商量，一家人，都好商量。”我看着他：“二伯，钱的事不劳你。我只要字据上那两行字。”他不吭声了，低头卷烟。

院子里静下来，能听见房檐底下麻雀扑腾。三爷爷咳嗽一声开了腔：“东厢的事，老太太在的时候是念叨过的，我听过不止一回。”

德山爷从怀里解下一个布包，取出一本发黄的旧账本，翻到夹着纸条的一页：“分家那年我记的账。岗地归三房。你奶奶的药钱，账上记得明白，是老三月月凑上的。老太太后来还念叨过两回，东厢留给你爸妈养老。”

大伯蹲在门槛上装了一锅烟，没点。日头爬到晌午头上，他把烟锅往鞋底磕了磕，站起来：“字据，行。只写住到老，房子的产权还是我大房的，这条得写清。”

我说中。德山爷就着八仙桌写，统共两行：东厢两间，归三房儿媳周桂兰居住养老，住至终老，房屋产权仍归长房。底下代笔签名，大伯按了手印。我妈站在廊下，两只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

我又添了一句：“还有，我爸当年垫出去的钱，八百也好，六百也好，今天当着各位长辈，我一概不要了，往后谁也别再提。”大伯喉结动了动，没接上话。二伯干笑两声：“三妹是个痛快人。”

腊月十七合葬，落了小雪。青砖砌坟，石碑重刻，两个石匠，三桌席面，账是我当面结的，九千二。头天夜里二伯拍着胸脯，说他出一半。

席面上，一个远房婶子跟旁边人咬耳朵，说三房的丫头到底还是图着东厢呢。我妈耳背，没听见。我听见了，低头扒饭，没言语。散了席，我在雪地里站了一会儿。

我爸的坟在坡那边，隔着两道田埂。亏三房这三个字，打那天起，再没人当着我的面提过。

下葬完第三天，二伯在村口小卖部堵着我，从怀里掏出一沓票子，数出两千：“三妹，叔的货款压在外头，先这些。你爸当年那六百，叔心里一直记着。”

我说：“六百块的事，字据前头我就说清了，翻篇。合葬的账差七千二，我认。”他哎哎两声走了。往后他没再送钱来，那七千二，就算我垫到底了。

出了正月初八，大伯打发堂哥把东厢的杂物清出去。我请镇上的师傅把屋顶检了一遍，换了两根檩条，北墙根重新勾缝，屋里打了顶棚，添了一张新床一个柜。

我妈的铺盖和那口陪嫁的樟木箱，从坡上搬了过来。搬完那天傍晚，她坐在床沿上，伸手摸了摸墙，又抬头看顶棚，跟我说，这屋不漏了，比你爸那会儿强。

正月十二我回县城上班。走以前，我妈把那张字据用红布包了两层，压进樟木箱最底下，上头盖了几件旧棉衣，钥匙拴了红绳，塞进贴身的衣兜。

班车来的时候她送我到村口，说过完十五再回来，她在东厢窗根底下种两垄葱。车开出去老远，我回头，她还站在那儿，身后是祖屋的东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