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竟然有两位“神宗”？宋神宗赵顼死前2年，此名还属于宋太宗

东方九-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供稿

翻开中学历史读物，提起“神宗”二字，几乎所有人第一反应，都是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赵顼。在传统的宋代历史认知当中，“神宗”是赵顼独有的庙号，专属于11世纪后期锐意革新的北宋第六位皇帝。然而，当我们沉下心细读北宋早期诏令、文人诗歌、碑刻与画史，就会看到一个颠覆常识的冷知识：

在赵顼获得“神宗”庙号之前，宋太宗赵光义，长期被宋人尊称为“神宗”。元丰八年（1085）赵顼确定庙号为神宗之后，这个尊称才彻底停止使用。正是这一被后世遗忘的历史细节，导致后世不少工具书、史料读本出现时代错置，把宋初的人物硬生生向后推移一百余年。这桩由同一个称谓带来的文献公案，恰恰告诉我们读古书，不能只依靠后世固化的历史标签。

宋代帝王称谓体系之中，除了大家熟知的庙号、谥号，还有一类流传于官方诏书、碑铭、文人诗文里的特定尊称。宋史学者李裕民在《宋太宗曾尊称神宗考》一文指出，宋太祖除庙号之外，常被称作艺祖、烈祖，这是史学界早已熟知的常识；而宋太宗拥有“神宗”这一尊号，因为停用过早，长久被后世研究者忽略。这一尊称并不是庙号，属于宋初对太宗的美号，广泛通行于真宗、仁宗直至神宗初年，直到元丰八年九月八日，刚刚去世的赵顼正式确定庙号为“神宗”，为了名号礼法不相冲突，宋人便不再拿“神宗”指代赵光义。想要证实这一史实，并非依靠孤证，四份来自不同体裁的原始文献，可以层层互相印证。

第一份史料出自官方诏令，据《宋大诏令集》卷七二三收录大中祥符六年（1013）《开宝寺舍利塔赐名灵感诏》记载：“烈祖开基，禅宫载葺；神宗抚运，宝刹斯崇。”。这份是宋真宗时期的朝廷诏书，真宗朝前只有太祖、太宗两位已经去世的先帝，文中“烈祖”对应宋太祖，与之对举的“神宗”，只能指向宋太宗赵光义。庙堂公开颁布的诏令，是当时官方话语最直接的体现，足以证明早在1013年，官方已经以神宗作为太宗的尊称。

第二份证据来自北宋名臣司马光的诗作。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司马光写下《喜景仁(范镇)直秘阁》，《温国司马文正公文集》卷六留存此诗：“延阁屹中天，积书连云汉。神宗重其选，国士此为偏……丹梯北斗边，帝容瞻日角。”诗下司马光本人自注：“阁有太宗圣容”。秘阁本就是宋太宗主导修建的藏书机构，阁内供奉太宗画像，诗句之中“神宗重其选”，正是赞美太宗重视秘阁人才选拔，这里的神宗断然不可能是百年之后的赵顼。司马光是北宋核心士大夫，他笔下的称谓，代表仁宗朝士人的普遍用语习惯。

第三份材料来自画史著作《圣朝名画评》，此书由刘道醇撰写，成书于仁宗嘉祐四年（1059）之前，书中写：“高益，本契丹涿郡人，太祖时遁来中国……有孙四皓者，广延艺术之士，益往客之，为礼甚厚，……孙乃神宗近戚，进益前所画搜山图，上叹赏移刻，遂待诏图画院。”高益、孙四皓都是太祖、太宗时代人物，距离宋神宗赵顼的时代相隔一百多年。孙四皓作为太宗的外戚，文中称“神宗近戚”，此处神宗只能指宋太宗。

同一本书中还有“勾龙爽，蜀中人，厚重少语言，好丹青，神宗时为图画院祗候”的记载。后世不少美术辞典直接把这里的神宗解读为宋神宗赵顼，于是将勾龙爽的活动时代定在1067‑1085年。但《图画见闻志》卷三明确记载勾龙爽“国初为翰林待诏”，属于宋初画院人物，两条史料的矛盾，根源就在于后人遗忘太宗曾经拥有“神宗”这一尊称。《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便落入这个误区，把宋初画家勾龙爽，错安置到宋神宗赵顼时代，时代整整偏差百年。

第四份是金石碑刻实物，元丰八年七月，并州宣抚使韩绛撰写《崇圣寺碑铭并序》，收录于《嘉靖太原志》卷五。碑文当中交替使用艺祖、神宗代指太祖、太宗：“艺祖顾命，神宗绍宅万邦……蠢尔伪汉，负固阳曲，戎辂亲征……病暑弗胜。神宗践祚，太平兴国……四年，命潘美……攻并城。”

碑铭反复出现“神宗”，记述的正是宋太宗继位之后征伐北汉、攻取晋阳的史实。值得留意，这篇碑文写于元丰八年七月，距离赵顼获得“神宗”庙号的元丰八年九月，仅仅相隔两个月，这也是现存文献里面，把宋太宗称作“神宗”的最后一例记录。两个月之后，大行皇帝赵顼定庙号为神宗，为了名号避讳，这一旧尊称就此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多重不同类型史料——朝廷诏令、士大夫诗歌、艺术史典籍、地方碑刻，跨真宗、仁宗、神宗初年，全部出现以“神宗”称呼宋太宗的文本，足以证明这不是个别作者笔误，而是北宋前中期通行的称谓习惯。很多后世读史之人，头脑里已经固化“神宗=赵顼”的知识，看到古籍“神宗”二字，便直接对应变法的那位皇帝，由此滋生出一系列年代错乱的解读。勾龙爽的时代错置，仅仅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倘若不厘清这一称谓流变，阅读宋初文献，还会持续出现类似误读。

那么为什么宋太宗会得到“神宗”这一尊称，又为何会轻易被历史淹没？首先要区分庙号与这类民间‑官方共用尊称的差别。庙号是皇帝去世之后，太庙祭祀使用的正式名号，太宗是赵光义正式庙号，而“神宗”属于一种褒扬性尊称，通行于文书诗文，并没有进入太庙礼法体系。宋太祖“艺祖”同样属于这类尊称。

元丰八年，刚刚驾崩的赵顼定庙号“神宗”，二者名号发生冲突，出于礼制避复的原则，朝野便不再继续沿用旧的叫法。再加上南宋之后，士大夫阅读北宋早期文献之时，距离太宗时代已经遥远，这套曾经流行的尊称渐渐被人淡忘，后世编修工具书、整理史料，便直接拿后世熟知的“神宗”（赵顼）去反向解读早期文本，谬误就此代代流传。

这桩称谓带来的千年公案，留给历史阅读者的启示，远远不止纠正一个画家生卒时代这么简单。很多人读古代史料，习惯于拿着课本定型的标签直接套用到全部古文文本，默认一个名号永远只对应一个历史人物。

但古代称谓体系远比课本讲授复杂，同一个名号，在不同历史阶段，可能指向完全不同的人。庙号、谥号、尊称、雅号、代称，会随着时间发生更替、停用、冲突。如果忽略称谓制度的演变，无视文本成书时代，用后世的知识框架去硬套前代文字，即便是专业工具书，也会犯下时序颠倒的错误。

历史文献本身不会说谎，但解读文献的人，很容易被固化的既有认知蒙蔽双眼。庙号“神宗”留给赵顼，是历史后来的选择，而宋太宗赵光义曾经拥有“神宗”尊称，埋藏在诏令、诗歌、碑刻的字里行间。考据的意义，正是把这些被时间掩埋的细节打捞出来。读懂称谓的变迁，我们才能够跨越千年的语言隔阂，真正读懂古人写下的文字，避开那些隐藏在古书之中不易察觉的陷阱。#头条精选-薪火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