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交最高权力、凯丰当面讥讽，毛主席为何仍委以重任？

很多人会用简单的对错划分当年党内的争论，以为会上公开反对、提出不同意见的人，之后就会被搁置，不再安排重要工作。放到长征那段生死关头再看，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党内路线分歧和敌我矛盾，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回事。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是红军命运的转折点。会议上集中复盘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惨重损失的问题，博古做的主报告，把失败主要归结于敌我力量悬殊这些客观因素，没有正视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参会的不少将领接连发言，指出单纯防御、堡垒对堡垒这套打法脱离苏区实际，消耗了大量红军兵力。毛泽东在会上系统分析了进攻时冒险主义、防御时保守主义、突围时逃跑主义的问题，对比前几次反围剿运动歼敌的经验，说明不能照搬外来的作战理论。

那个时候红军还处在敌人的围追堵截当中，随时有全军覆没的风险，首要任务是稳住队伍，保证组织完整。在当时的认知里面，博古、凯丰的问题，是军事路线上的错误，不是叛变革命。博古虽然之前主持工作期间推行错误路线，造成重大损失，但他没有私心，在认清形势之后，愿意遵守组织决议，交出权力，继续留在队伍里面承担工作。后来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张国焘想要借机否定遵义会议的决定，拉拢博古，博古明确拒绝，站在中央一边，反对分裂行为。

凯丰的转变，是在长征行军的过程里面慢慢发生的。一开始他坚持自己之前的看法，觉得书本上的正规战法才符合理论，对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理解不足。跟着队伍走完一段路，亲眼看见在新的指挥方案下，红军跳出敌人包围圈，打了不少胜仗，他慢慢意识到之前的判断有偏差。思想转变之后，他不再固执己见，投入到宣传、思想动员的工作里面。

这段时间里面，毛泽东没有因为遵义会议上的争论就排斥博古和凯丰。组织安排工作，看的是一个人能不能服从党的决议，能不能继续为革命出力，而不是抓住一次观点冲突一直不放。党内允许有不同意见，开会的时候可以公开争辩，一旦集体决议形成，服从组织，就是基本的原则。博古和凯丰，都做到了这一点。博古后来在1946年，参与重庆谈判返回延安途中，遭遇飞机失事遇难。

回看这段经历，不难看到当年处理路线问题的方式。革命队伍里面，很多人都走过弯路，有认知上的局限。有的人在事实面前调整想法，放下之前的偏见，继续投身工作，组织就会给他合适的岗位。有人觉得，当初公开提出反对意见，就不该再委以重任，也有人觉得，分清路线错误和个人立场，才让这个队伍能够不断凝聚力量，走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