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儿子谢鹏涛,2013年5月14号就被他亲爹领走了。”
狱警董春生翻着记录本,又抬头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不对劲,像在确认什么。
我愣在接见室门口,怀里抱着给鹏涛新买的棉袄。
十三年了,我在牢里一针一线缝出来的。
“那我儿子马高杰呢?麻烦您再查查。”
董春生的手指在键盘上停了一下。他盯着屏幕,眉头慢慢拧起来,喉结动了动,像有什么话堵在嗓子眼。
“系统里显示马高杰还在服刑。但是……”
他顿住了,没往下说。我心里咯噔一下,手里的棉袄掉在地上,新棉花弹起来,在阳光里飘着细尘。
“但是什么?董管教,您说啊。”
董春生把屏幕转过来,指着马高杰的名字。
服刑状态那一栏写着“在押”,可下面有一行小字,我凑近了才看清。
2013年5月14日,签字领走。
跟谢鹏涛同一天。
空调嗡嗡响着,我后槽牙咬得咯咯响。我替儿子蹲了十三年,一天都没少蹲。可我的儿子,十年前就出去了。
没人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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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出狱那天早上,天还没亮透。我把囚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床头,换上老母亲寄来的灰布外套。袖口磨得发白,领子却浆洗得挺括,是妈的手艺。
铁门一道一道打开。每开一道,我的腿就沉一分。走到最后一道时,董春生站在门口,手里拿着我的释放证明。
“马桂琴,出去以后好好过。”
我接过证明,折好揣进贴身口袋。十三年了,这句话我听过无数遍。真到了这一刻,反倒不知道“好好过”是什么意思。
“董管教,我想先去看看鹏涛。他还在三监区吧?我给他做了件棉袄,怕他冬天冷。”
董春生的表情僵了一下。他低头翻手里的文件夹,翻了两页又合上。
“马桂琴,谢鹏涛……2013年就出监了。”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出监?他判了四年,2014年才到期啊。”
“保外就医。2013年5月14号,他父亲谢永健来办的手续。”董春生顿了顿,“你丈夫没跟你说?”
我站在原地,怀里的棉袄突然变得很重。
十三年里,谢永健每月探监,雷打不动。
他每次都说鹏涛在里面好好改造,说鹏涛想见我,说等我出去一家团聚。
“那高杰呢?我儿子马高杰,他也在服刑,判了五年。”
董春生让我坐下。他回到电脑前敲了几下键盘,盯着屏幕看了很久。我注意到他握着鼠标的手指关节发白。
“马高杰,2013年5月14日,谢永健签字领走。”
我听见自己嗓子里发出一声干笑。
“董管教,您别开玩笑。高杰减刑了我知道,可他去年还给我写信,说还有两年……”
“马桂琴。”董春生打断我,把屏幕转过来,“你自己看。”
白底黑字。马高杰,在押状态:已出监。出监日期:2013年5月14日。领人签字:谢永健。
跟谢鹏涛同一天,同一个签字人。
我盯着那两行字,眼前发黑。
空调出风口对着我吹,冷得我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手里的棉袄滑到地上,新棉花从摔裂的缝里弹出来,在阳光里飘着细尘。
“十三年。”我听见自己说,“我蹲了十三年。”
董春生没接话。他给我倒了杯热水,杯子递过来的时候,我看见他别过脸去,喉结上下滚了滚。
“你丈夫这些年,没跟你提过?”
我摇头。
谢永健每个月都来,带着咸菜、带着换洗衣裳、带着两个儿子的“消息”。
高杰减刑了,鹏涛调监区了,家里老房子漏雨修了,妈身体还行。
全是假的。
我蹲了十三年,有十年是替两个早就出狱的儿子蹲的。
我每天都在数日子,数到第五年的时候,谢永健说高杰减刑了,再过两年就能出去。
我高兴得一宿没睡,把高杰小时候的照片翻出来看了又看。
数到第八年的时候,谢永健说高杰表现好,又减了半年。我写信告诉他,妈在里头好好改造,出去那天妈去接你。
那封信,不知道他收到没有。
02
2010年,我在县城夜市摆摊卖炒粉。高杰那年十八,没考上大学,跟我一起出摊。谢永健在建筑队干活,鹏涛十九,在汽修厂当学徒。
那年春天来得晚,三月了还穿棉袄。
那天晚上收摊,来了个醉汉,四十来岁,满身酒气。
他走到摊前要了碗炒粉,吃着吃着开始说胡话,先骂老婆跟人跑了,又骂老板欠他工钱。
我没搭理,低头收拾灶台。他忽然站起来,一把抓住我手腕。
“老板娘,你陪我喝一杯。”
我甩开他,往后退了一步。高杰从三轮车后面冲过来,挡在我前面。
“你干什么?”
醉汉推了高杰一把。高杰年轻气盛,反手推回去。醉汉踉跄着倒在路沿石上,后脑勺磕在石头上,闷响一声,不动了。
鹏涛正好从汽修厂下夜班路过,看见这一幕跑过来。他蹲下去探了探醉汉的鼻息,脸色煞白。
“还有气,得送医院。”
可醉汉忽然翻了个身,摇摇晃晃要爬起来。他嘴里骂着脏话,手往腰后摸。我看见他腰后别着一把弹簧刀,刀柄反着路灯的光。
那一瞬间我什么都没想。抄起灶台上的啤酒瓶,照着他脑袋砸了下去。
瓶子碎了。醉汉彻底不动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人叫王某某,是个惯犯,身上背着好几起案子。可当时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砸了人,砸得很重。
谢永健连夜从工地赶回来。他找了他认识的所有人,最后带回来一个消息:王某某成了植物人,这事大了,得有人扛。
“让高杰认了。”他说这话的时候不敢看我的眼睛,“高杰还小,判得轻。鹏涛是谢家独苗,不能毁了他。”
我不同意。我说人是我砸的,我去自首。
谢永健跪下来。他跪在出租屋的水泥地上,膝盖磕得咚咚响。
“桂琴,你听我说。你要是认了,高杰就是从犯,判得轻。鹏涛那边我再想办法。你要是让高杰认主责,他这辈子就完了。”
“那鹏涛呢?他也动手了。”
“鹏涛推的那一下,跟高杰推的一样。可砸瓶子的是你,你要是不认,三个都跑不了。”
我三天没合眼。第四天早上,我去自首了。
我在认罪书上按手印的时候,高杰站在旁边。他嘴唇发白,想说什么,被谢永健一个眼神瞪了回去。
“妈……”他只叫了一声。
“没事。”我说,“妈认了,你就能轻判。妈在里头等你出来。”
最终判决:马桂琴,故意伤害致人重伤,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马高杰,寻衅滋事,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谢鹏涛,寻衅滋事,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谢永健在宣判那天哭了。他抓着我的手说,桂琴,我对不起你,我一定把高杰照顾好,等你出来。
我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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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监狱在省城边上,四周是庄稼地。春天种玉米,秋天收玉米,年复一年,我从铁窗里看着那片地绿了又黄,黄了又绿。
头两年最难熬。
我整宿整宿睡不着,一闭眼就是高杰站在法庭上的样子。
他穿着橘黄色的马甲,瘦得颧骨都突出来了。
我写信给他,写了撕,撕了写,最后只寄出去一句话:妈挺好,你好好改造。
谢永健每月十五号来探监。
不管刮风下雨,从没断过。
他骑摩托车到县城,坐三个小时大巴到省城,再走四十分钟到监狱。
每次来都带一兜子东西:妈腌的萝卜干,他自己炸的辣椒酱,两双新袜子。
“高杰减刑了。”第二年他这么说,“从五年减到四年半。”
“鹏涛调监区了,现在在伙房,活儿轻。”
“家里老房子漏雨,我找人修了修。”
“妈身体还行,就是老念叨你。”
我把这些话一个字一个字吞进肚子里,攒着,夜里翻出来反复嚼。
高杰减刑了,鹏涛调监区了,家里房子修了。
这些消息像绳子一样,拴着我,让我觉得外头还有个家,还有人等我。
第五年,谢永健说高杰又减了半年。
“再有一年多就能出来了。桂琴,你再熬熬。”
我高兴得在牢房里转圈。
同监室的人问我咋了,我说我儿子要出去了。
那天晚上我把高杰小时候的照片贴在胸口,做了个梦,梦见他在监狱门口接我,长高了,也壮了。
第八年,谢永健说高杰表现好,又减了半年。
“快了,再有一年半。”
我写信给高杰:妈在里头好好改造,出去那天妈去接你。你出来以后找个正经工作,妈给你攒了点钱,在床板底下,你爸知道。
信寄出去了。没有回音。我问谢永健,他说高杰调了监区,信可能转丢了。
第十年,老母亲来探监。那年她七十三,腿脚不利索,是谢永健搀着来的。隔着玻璃,妈抓着电话,嘴唇哆嗦了半天。
“桂琴,高杰他……”
“高杰咋了?妈,高杰咋了?”
谢永健忽然在旁边咳嗽了一声。他凑到电话前,声音很大:“妈,你不是要给桂琴看照片吗?高杰上个月拍的照片,我带来了。”
他从兜里掏出一张照片,贴着玻璃举给我看。照片上是个穿工装的小伙子,背影对着镜头,站在一台机器前。
“高杰在里头学的技术,出来就能用上。”谢永健说。
我盯着那个背影看了很久。那不是高杰。我儿子的肩膀没这么宽,后脑勺也没这么圆。
可我没说破。我太想相信那是高杰了。
第十三年,我出狱。谢永健没来接我。
04
从监狱到老家,大巴转三轮,三个小时的路,我走了整整一天。每到一个路口我都停下来,觉得高杰会从对面走过来,喊我一声妈。
老家的院墙矮了,门口那棵枣树高了。我推开院门,妈坐在堂屋门槛上择韭菜,抬头看见我,韭菜撒了一地。
“桂琴?”
她站起来,腿脚比三年前更不利索。我跑过去扶她,她一把搂住我,搂得我喘不过气。她身上有股老人味,混着柴火和药膏的气味,是家的味道。
“妈,高杰呢?”
她松开我,眼神躲闪。她弯腰去捡地上的韭菜,一根一根地捡,捡得特别慢。
“高杰……你去找永健。他都安排好了。”
“谢永健人呢?他咋没来接我?”
“他搬走了。”妈低着头,“几年前就搬了。搬到城东去了,跟一个女的。”
“一个女的?”
“桂琴,你先别急。永健说,高杰在南方打工,干得挺好。鹏涛也在那边,兄弟俩在一块儿呢。”
我盯着妈的手。她择韭菜的手在抖,指甲缝里全是泥。
“妈,你告诉我实话。高杰到底在哪?”
妈不说话。韭菜被她一根一根掐断,断口渗出绿色的汁水。
我转身往外走。老房子在村东头,谢永健搬走以后,门锁换了,铁门上挂着一把新铜锁。邻居叶芳兰端着一盆水从旁边过,看见我愣了一下。
“桂琴?你出来了?”
“芳兰姐,谢永健住哪?”
叶芳兰把水盆往地上一搁,拉着我走到墙角。
“城东,幸福小区。具体几号楼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在那一片。桂琴,有些话我憋了好几年了。”
她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
“你妈去探监那次回来,在村口哭了一路。我问她咋了,她说永健不让她说实话。我问什么实话,她死活不说。”
“还有,”叶芳兰抓住我胳膊,“谢永健搬走的时候,带着个女的,四十来岁。他跟人说,那是他老婆。”
那天晚上我在老房子门口坐到半夜。
妈给我端了碗面条,面条坨了,我也没吃。
月亮挂在枣树顶上,跟十三年前一模一样。
高杰小时候爬上那棵树摘枣,摔下来磕破了膝盖,我背着他跑了三里地去卫生所。
他现在在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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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监狱管理局。
接待我的是个年轻姑娘,戴着眼镜,说话轻声细语。我报了高杰的名字,她查了查,抬头看我。
“马高杰,2013年5月14日出监。父亲谢永健签字领走。出监手续齐全。”
“不可能。他判了五年,2015年才到期。”
“这里有减刑记录。2013年初减刑两年,同年5月办理出监。”
我让她再查谢鹏涛。一样的日期,一样的领人签字。
“两个都是同一天领走的?”
“对。谢永健那天一次性办了两个人的手续。”
我站在柜台前,手里攥着释放证明,攥得纸都皱了。柜台后面那面墙挂着锦旗,红底黄字,写着“公正执法”。
公正。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高杰出监那年,谢永健探监的时候说高杰还在服刑。第二年也说还在服刑。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一直说到我出狱。
整整十年。
这十年里,他每月十五号来看我,带着咸菜、辣椒酱、新袜子,带着高杰的“消息”。
我像个傻子一样,在里面数日子,高杰减刑了,高杰调监区了,高杰快出来了。
我走出管理局大门,太阳很大,晃得我睁不开眼。
门口的台阶上坐着一个中年女人,抱着个包袱,跟门卫打听怎么查档案。
我看了她一眼,忽然想起十三年前那个晚上,醉汉抓住我手腕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无助。
我掏出手机,翻出谢永健的号码。十三年了,这个号码我背得比自己的囚号还熟。
电话通了。
“喂?”
是个女人的声音。
“我找谢永健。”
“你谁啊?”
“我是他老婆。”
那头安静了几秒。然后一个女人笑了。
“老婆?他老婆是我。你哪位?”
06
幸福小区在城东,是片老居民楼,墙皮剥落,楼道里堆着蜂窝煤和旧纸箱。我找到三号楼二单元四楼,门虚掩着,里面有炒菜声。
推门进去,是个两居室。客厅不大,沙发上坐着个男人,背对着我。电视开着,播的是本地新闻。
“谢永健。”
他回过头。十三年了,他老了,头发白了一大半,脸上多了几道深沟。他看见我,手里的遥控器掉在沙发上。
“桂琴……你出来了。”
“你早知道我出来。”我站在门口没动,“昨天出来的。”
那个接电话的女人从厨房探出头。四十来岁,烫着卷发,围着碎花围裙。她看了我一眼,又看了谢永健一眼,什么也没说,缩回厨房去了。
“高杰在哪?”
谢永健站起来,想给我倒水。我挡开他的手。
“我问你,高杰在哪?”
“在南方。东莞。他……他自己不想见你。”
“为什么?”
谢永健不说话。厨房里炒菜的声音停了。
“谢永健,你今天要是不说清楚,我就坐这儿不走了。”
他坐到沙发上,两只手搓着膝盖,搓了很久。
“高杰出监那年,我跟他说……